中华和合哲学的形成与发展成果

和合文化源远流长，这种文化经过千年的发展，终于在周代完成了它的哲学构建，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系统。学界一般认为，真正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明确提出和合思想的是西周末年的史伯。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史伯论和同的一段千古名言：

公曰：“周其弊乎？”对曰：“殆于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匿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究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故王者居九畡之田以食兆民，取经入以食万官，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剸同，天夺之明，将无弊，得乎？（《国语·郑语》）

这段话主要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批评当时的周朝君主抛弃高明有德之士，而近进谗弄诈、阿谀逢迎的卑鄙小人，厌恶贤能之士，而喜好愚钝僵化之人，实行去和而取同的政策。第二层，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把“和”与“同”相对立，并从治国、理财、选才、用人、音乐、体育、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来论证“务和去同”思想的普遍性。“和”是指多样性的统一，是异质要素的结合；“同”则是单一、均同、专一，是同质要素的机械相加。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从字面上讲，就是差异要素的有机结合，才能创生新的事物，相同东西的简单叠加，就会使事物的发展停顿下来。从哲学上讲，“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包含十分丰富深刻的内涵，其要点有三：其一，差异的存在是和谐形成的前提条件。没有差异，没有对立，也就没有和谐。其二，只有异质要素的有序和有机的结合，才能真正达到和谐。其三，由“和”创生新的事物。当异质要素以一定方式有机结合后，就会凸显新的性质。这是“和实生物”的必然结果。例如，当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形成一个新的事物——水。当硫磺、硝、和木炭按照一定的比例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形成一个新的事物——火药。

通过对上述这段话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史伯关于“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命题，既包含了阴阳和合的辩证法的思想，也包含了朴素的系统论的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史伯是第一个明确地把“和”作为一个基本的哲学范畴提出来的，也是第一个明确地主张实行“务和而去同”的政策以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的。

“和”《说文解字》解为：“和，相应也。”即不事物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谐一致。在商周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和”字作“龢”，从龠，禾声。《说文》释为：“龢，调也。”“龢”属于形声兼会意字。“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3]“龢”字的左部就是古代竹管乐器的象形写法，它本身就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声音之和”的发生是不同音素按照音乐规律相互配合、协调的结果。“和五音以悦耳。”五音者，宫商角徵羽也。要创作一首优美的乐曲，不仅需要运用“五音”这些不同的音阶作为创作的元素，而且根据音乐的节奏、韵律、情感、意境的需要，将音素的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等，调和配合，才能形成悦耳之声。与“和”有关的是“合”，“合”也是表达中国传统基本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说文解字》解“合”为：“合，合口也。”即口的上下唇和上下齿的闭合，引申为符合、相合、吻合之意。“和”与“合”在中国最早的哲学文本中其意是相同的。孔颖达疏为：“和，犹合也。”大约从春秋时期开始，“和”与“合”二字合并，构成“和合”范畴，这是语言表达越来越丰富和生动的一个必然结果。

史伯之后，这种强调和合的辩证思维不绝如缕，特别在儒家和道家那里得到极大的发展，形成了一种能与当时西方朴素辩证法相媲美的哲学思想。

首先，齐国的政治家晏婴从如何和谐君臣关系入手，进一步论证了和同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和谐政治的主张。史载，齐景公时，有一个叫梁丘据的人，是一个专门讨好主上的佞臣，景公对他十分满意。一次齐景公对晏婴说，与我相和的，唯有梁丘据啊！晏婴直言说：“梁丘据只能算是与您相同一，不能算是相和谐。”景公就问和与同的分别，于是晏婴就从君臣关系入手，讲了一大通关于“和谐”的哲理。他说：“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君主认为可行的，其中可能包含有不可行之处，当臣子的就有责任向君主指出来，以便使君主所做的决策更加完善。君主认为不可行的，其中可能包含有可行之处，当臣子的也有责任向君主指出来，以便真正去掉哪些不合理的东西。而梁丘据却不是这样。君主认为可行的，他也说可行；君主认为不可行的，他也说不可行，只知一味附和。这里，晏婴不仅提出了如何和谐领导的方法，而且进一步把它扩展到和谐政治的层面，再进一步升华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

其次，儒家创始人孔子一生以倡导“中和”和“中庸”思想为己任，把史伯和晏婴提出的和谐社会、和谐政治以及“和合”哲学具体化为一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归纳和提炼出了一种如何达到和谐的方法论，这就是“中和”和“中庸”的最深刻和最有创意之处，也是孔子对“和合”思想的最卓越的贡献。

“中”、“中和”与“中庸“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与“和”、“和合”涵义是差别的。如果说，和合思想主要阐述的是世界观理论的话，那么，“中”、“中和”与“中庸”所主要阐述的就是如何使我们的言行符合“道”和“理”的方法论问题。(www.xing528.com)

“中”的最初的含义是指旗杆之正和中矢之正，具有标准、准则的意思。所谓“中道”、“中庸”，也就是如何使自己的言行合乎道的准则的方法和途径。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二程遗书》）在社会实践中，孔子深切体悟到，为什么有些人能治理好天下国家，官爵俸禄可以辞去不受，甚至可以上刀山入火海，但却不能坚守“中道”，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懂得“执两用中”。他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中庸》第四章）在认识上不懂得“道”的适用范围和时空限度，在行动上就会出现“过”与“不及”左右摇摆的错误。在孔子看来，这里关键是要懂得道的度量界线，才能“执其两端而用中”，否则，“执中”、“用中”就是一句空话。

除此之外，孔子还把“和合”思想具体化为一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例如，在道德和法制的关系上，孔子主张把德与刑、猛与宽结合起来，使之达到和谐。他说：“政宽则民慢，民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这就是说，如果为政过宽，那么人民就会放纵自己，怠慢法律；如果为政过猛，则人民就会受到残害。只有将二者协调起来，互为补充，才能达到“政是以和”的效果。

在“礼制”的建设上，孔子坚持“和为贵”的原则。他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行也。”（《论语·学而》）在这里，孔子不仅把“和为贵”作为礼仪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而且把它升华为一种审美的境界，认为“先王之道，斯为美”。然而，孔子并不要求无原则之和，在社会生活中，“和”应“以礼节之”，明知不对，“知和而和”，不惜牺牲礼的原则，那是不行的。可见，在儒家创始人那里，“和为贵”和调和主义、折中主义是根本不同的。

在因与革、质与文、速与缓、义与利等一系列矛盾关系上，孔子都主张将两个方面协调、整合，防止执其一端的极端化行为。过去，我们说，孔子反对改革，害怕变革，被当时“礼崩乐坏”的形势吓破了胆，这种评价是不公道的。其实，孔子并不反对改革，只是反对那种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过激行为。孔子与子张曾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继周者，虽十世，可知也。”可见，孔子对于时代的变革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并不主张因循旧制，而是认为应对其有所“损益”，即把变革与继承、继承和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把这种原则上升为历史发展的规律。

在身心修养上，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就是一种“仁人君子”的形象。在孔子看来，真正的仁人君子，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乃至一举手，一投足，都应合乎礼仪，符合中道，而且不偏不倚，恰到好处，不失温柔敦厚、温文尔雅的君子风度。当然，孔子更强调，君子重在培养仁爱之心，不为富贵所累、名利所困、淫欲所害，并且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君子形象，虽然具有理想的性质，但不像尼采心目中的“超人”，可望不可及，而是经过努力可以日益趋近的。

孔子其时及其后，不仅儒家及其后继者们，而且道家、墨家等也都从不同方面论证了“和”、“和合”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空前的一致性。例如，道家创始人老子，在所著《老子》五千言中，不仅贯穿着“和合”的思想，而且把和合思想与他的阴阳之道相结合，将其进一步发展、升华为一种阴阳和合的辩证思维。老子把道看作世界万物的总根源和总规律，但道不是僵死不动的绝对，在其内部包含着阴阳的内在矛盾。正是这种阴阳矛盾的和合作用，推动着事物的发展。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四十二章）墨子不仅主张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君民之间要相和合，而且国与国之间也要相和合，在和合中达到“交相利，兼相爱”，在“交相利、兼相爱”中维护和发展和合。可以说，墨子最早明确地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构想。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华民族这种传统的和合文化与西方文化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仅停留在哲学的抽象思辨领域内，而是广泛渗透在政治、文艺、美学、医学、军事乃至日常的社会生活中，表现出巨大的穿透力和实用性。

以音乐、美学为例。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十分重视礼乐的国家，不仅注重用音乐来培养人的德性、情操，使审美主体的心灵和审美对象达到和谐统一，而且主张“乐从和，乐从平”，倡导“中和为美”的美学原则。孔子在评价《诗经》时，提出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思无邪”以及“文质彬彬”的审美标准。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以这样一种标准来评价文学、音乐及其他审美对象的。所谓“中和为美”、“和谐为美”，就是把“中和”或“和谐”作为美的本质来看待。一个对象，在其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其内在的诸要素处在有序的、有机的高度和合状态时，不仅表明它符合其内在的发展规律，而且表现为一种真善美的统一，给人以美的感染和享受。例如，一个人，当其本我、自我和超我处在高度和谐的状态时，他（她）就表现为人格精神之美。一幅山水画，当它的冷暖色调、整体布局，特别是其表现意境的元素构成能高度协调时，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正如钱穆先生在分析中国画时所说的：“中国的画境，有自然必在生命，有生命必有自然。如扬柳燕子，如野村渔艇，如芦雁，如塘鸭，要以自然为境，以生命为主。”^[4]这里的自然和生命就组合成为一幅天人合一的和谐图，因而给人以无限的美感。即便是一株垂柳，一只飞燕，一个牛亭，一只渔船，也透露出自然中盎然的生意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给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

中华的和合文化还广泛地渗透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例如，中国人根据阴阳二气的变化来决定农时，现在是正月，正是一阳复始、大地回春的季节，农民们开始准备春耕和播种了；中国人还根据阴阳的特性来选择对身体有益的食物，食疗是中国人饮食的一大特色，是中国人保养身体、延年益寿的有效方法；中国人也根据阴阳的向背来决定住宅的位置，靠山向阳、坐北朝南，是人们对住宅位置的首选；中国人甚至根据阴阳和合的观念来修养身心，身心相和、刚柔相济、外圆内方、进退有据、能屈能伸，能张能合，等等，都是中国人所赞赏的品性。可以说，和合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它不需要进行有意识的专门学习，甚至也不需要有什么文化知识，只要你进入这一“文化场”或“文化圈”中，你就不自觉地受到这种文化理念和思维方式的熏陶，于是你的心理、思维、精神、个性乃至你自然的身体，都融入这种和合体之中去了。正如一位现代学者所讲的，中国人就生活在阴阳五行的和合文化之中，吃阴阳五行，喝阴阳五行，言阴阳五行，行阴阳五行，乃至生死祸福都在阴阳五行之中。一种抽象的哲学思辨像这样能够普及为一种流行的话语和逻辑思维方式，能够这样长久地流传下来并被广大的社会成员所接受，这在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文化中都是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