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哲学：生态力的和合、和解、和谐之道

生态力是天地间一个长盛不衰的故事，

犹如鹰，在长空中发出尖锐的嘶鸣，

这嘶鸣如闪电，带着光驰骋。

嘶鸣声消失后，

无垠的长空中，鹰仍在飞行。

需要时，鹰还会发出尖锐的嘶鸣，

这嘶鸣如闪电，带着光驰骋。

嘶鸣声消失后，

无垠的长空中，鹰仍在飞行，

直至整个宇宙在心中觉醒。

古代中国拥有发达的农耕文明，对于人类如何与自然环境打交道有着丰富的知识积淀。对生态力的尊重和利用可谓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文明与天地共其和、与万物共其和、与环境共其和、与天下共其和的重要显示。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时间文化以及由此而来的人文哲学、政治哲学，使得感知理性、工具理性以及古代科学有机融合在一起。例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二十四节气”，反映的其实就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天然跃式统，地球的气温和气候随着地球的运行模式与形态（包括地球自转及其侧倾状态、公转、距离太阳远近等）的改变而呈现出来的非均质效用向度的变化。相应地，地球各地的物候包括各种动植物的生长、繁衍的生态效用向度也随之发生多种维度和动态性的生成与变动。

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的是，“二十四节气”反映出，每个月的时间效用向度也具有“一体两赋”的气质。其义理的精微洁净，让人不得不敬佩先民们的洞察力及其思维所达到的微妙境地。

《周易·系辞》说：“《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三才之道”是《易》的基本内容，是非常抽象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与天地共其和、与万物共其和、与环境共其和、与天下共其和”。其中所谓的天道，主要是指随着地球自转、公转以及距离太阳的远近所呈现出来的气候与总体环境的非均质效用向度的变化；所谓地道，就是各地物候包括动植物的生长、繁衍的生态效用向度随之发生的多种维度和动态性的生成与变动；所谓人道，主要是指对天道和地道的认知、阐释及在现实中加以利用，据此做出各种相应的制度安排。很显然，这些阐释都比较阔大，更现实的原因在于：

耕也营而无获者，其蚤（早）者先时，晚者不及时。寒暑不节，稼乃多菑（灾）。……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即使不是同时播种的庄稼，枯死期也是相同的）。[16]

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叛）道，劳而无获。[17]

这很好地说明了“物得其善而和，失其和则弊”的道理。如果更具体或更有针对性地说，亦可谓“物得其和而生，失其和则死”。基于长期农业生产活动的实践和经验总结，民间还有《九九歌》：“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看杨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也就是说，自每年冬至日（一年中夜最长而昼最短的一天）开始数，九天为“一九”，数到第九个“九”，共计八十一天，之后春天就会再次降临大地，万物开始复苏，农活也要开始了。可见，数之用，其大矣哉！这可以说是把工具理性转化成为感知理性的典型范例。有了这样民俗的知识，《周易·文言》所言“乾元用九，乃见天则”、“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而《周易·复卦》言：“反复其道。”“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亦可谓为北宋大儒张载的“四为”教（亦即传统所说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开启了先声。纵观古今中外，中国先哲的这种人文情怀和气度都是比较罕见的。进一步说，人类“见天则”、“见天地之心”，并将其用于指导日常生产生活活动，不待现代科学兴起而有之。

因为时间季节的效用向度与农作物的生态效用向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并且受到地球环境特征的严格约束，如果我们把《易》看作一种有着很好的时间显示功能的模型的话，那么，《周易·系辞》中的一些言论无疑是非常有道理的，如：“《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进而言之，所谓《易》，既是上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又是统治者治理国家所遵循的知识和思想理论体系。在现实实践中，如何在最佳时态上实现人类行为活动与农作物自身的生长习性相统一，进而实现更大范围直至普天之下共其和，就是这些知识和思想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大类。是以《左传》还有这样的言论：“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政也，何以为民？”[18]

那么，在上古时代，统治者是怎样掌握这些知识的呢？言传身教是一方面，同时还需要观察天文和物候，以此来安排各种工作和活动。《夏小正》记载：

正月，启蜇；雁北乡；雉震呴；鱼陟负冰；农纬厥耒；囿有见韭；时有俊风；田鼠出，农率均田；……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柳稊；梅、杏、杝桃则华。《周易·系辞》说：

古者庖牺（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

由此不难理解，这些不同历史典籍的知识结构以及相互间的效用向度有不少交集和重叠，而且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有其逐渐完备的过程性。它还是一种统治者文化。上古时代知识储备和传播具有很大的局限，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和封闭性。可以说，掌握这些知识不仅相当于掌握了文化权力，也意味着掌握社会甚至国家的统治权力。

另外，除了观察天文和物候，历史上其实还有一种掌握这些时间效用向度知识的简便方法，那就是利用土圭（直立的地上的杆子）。早在春秋时期，中国就已经利用土圭来测量太阳的影子。一年之中，正午时分影子最短的一天就是夏至，最长的一天就是冬至，长度适中的是春分或者秋分。但这种看似简单的方法，仍然有着悠久的文化渊源和复杂的知识结构。

单居离问于曾子曰：“天圆而地方者，诚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谓圆，下首之谓方。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揜（掩）也。……且来，吾语汝。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19]

昔者周公问于商高曰：“窃闻乎大夫善数也，请问古者包牺（伏羲）立周天历度，夫天不可阶而升，地不可得尺寸而度，请问数将安从出？”商高曰：“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为句，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既方之，外半之一矩，环而共盘，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生也。”周公曰：“大哉言数！请问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绳，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测深，卧矩以知远，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方数为典，以方出圆，笠以写天。”[20]

根据上述两则文献，可以还原出“天圆地方”说的经文图，其图式参考前文所示。应当注意的是，北极星和北斗星处于北面天穹，需要在北半球仰视才能观察到，所以“天圆地方”说图式是一种坐北向南的平面表达方式。根据现代天文学知识，北斗星相对于北极星一直处于比较静态的位置，地球上观察到的动态不过是地球旋转产生的时态变化的表现。这里未尝没有动与静的倒置问题，但无论如何，中国社会在上古时代已经拥有较高的科学理性和科学价值是可以得到确证的，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拥有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的重要依托。现实生活中，如果某处平地上设有这样的时间模型装置，那么一年的节气和四季变化就可以非常直观地得到厘定。这样一来，《周易·系辞》所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就有了很好的用来把握的实体工具装置，并能与之达成最大的呼应关系，得到最大的和合度和最大的解。

不但如此，地球环境这个庞大的生态系统也可以简约地置于这种模型之中，并得到简明的表达和利用。是以《周易·系辞》还说：“乾坤，其《易》之门邪？……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这些句子表达的是，古代君子或贤哲拥有较高的后天知识德性，能产生“一善万有”的社会和合度与和合效应。由此可见，个体的意义性和影响力具有巨大的张力，并且在君子或贤哲的身上得到极致的彰显，在群体中具有典范意义。

这种数理模型达到了划时代的高度和极其高的标准，可以用于商高定理（西方数学界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的验证。它还是夏、商、周三代井田制的基础模型，所以商高说：“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生也。”井田制虽然经过商、周两代的制度创新，但其基本制度形态仍然是夏、商、周三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跃式统。井田制不仅是中华文明史的一篇代表作，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史的一篇代表作。

由此观之，典籍文献所谓“天工，人其代之”[21]或后世所言“天人合一”，只是“三才之道”的不同表达，或可称为自然环境的律动、知识的秩序性和人的行为活动有机结合的三位一体。所谓社会，存在着诸多功能各异并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系统结构，呈现出随着专业化和社会分工日益细化而愈加复杂的基本态势。中国古代社会拥有如此发达的农耕文明，这种古代科学知识的理性贡献可谓居功厥伟。《尚书·尧典》中帝尧“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的记载，具有坚实的历史文化根基和依据。实际上，中华文明显现出经天纬地以通人事的恢宏气度，拥有如此发达的农耕文明，根基就在于此。(www.xing528.com)

作为一个发达的农耕文明经济体，中国古代社会除了比较好地掌握了地球环境的时间规律之外，还有更有效而合理地运用时间的重要内涵，“使民以时”就是其中的大项。“使民以时”的思想在先秦典籍文献中时有所见，孔子和孟子对此尤其强调。孔子说：“道（治理）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22]孟子将其表达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23]所以，把具有特定生态意义的时态与具体事务对应起来的时间理性，可谓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重要生态理性，并体现出公共服务所具有的一善万有的本质属性及其社会和合度张力。

在古汉语中，“时”一般指“时间”，但在不同语境中常常含有不同的所指。所谓“使民以时”，基本含义就是要根据时间的不同效用规制来使用民力，不与民争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古代社会常有各种劳役摊派，如果农民需要赶时间耕种，政府却调派他们去干别的公共事务，势必会造成公私之间的冲突。而且农业生产如果错失最好的耕种时间，就会导致歉收甚至失收。这样一来，不仅农户没有粮食维持生计，而且国家也很难稳定。所以，“使民以时”和“不违农时”，用语虽然各异，内在思想却是一致的。

类似的时间冲突问题，在《诗经》中也有反映。如《豳风·七月》总体上描述了全年各个月份的主要农事，同时也披露了公私事务在时间上的冲突：“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农夫在参与公务，尤其是耕作“公田”时，或许有一定的饮食作为补偿，如《小雅·甫田》所说：“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问题是，物欲需求的满足远远不是全部，如果精神生活以及德性完善的需求得不到应有的满足，个体的存在性和意义性就会被过度物化和工具化。进而言之，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如果时间的自主性受到过度侵蚀，个体的意义性就难以确立。因而“使民以时”仍然有其现代时态的公理性意义。

那么，时间是什么？我们不妨给出这样的解释：时间是事物的存在性与时间性具有“一体两赋”的自然呈现，与事物之间具有天然的有机关系，并且因事物的存在性而获得具体的意义。相应地，事物在生成过程中，也因时间性而获得更丰富的内蕴与维度。推而言之，在宇宙万物中，没有什么是时间的缺席者。对于人类而言，时间性是个体意义性生成及其唯一性实现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应当注意其“一善万有而众体分殊”的特征以及它对个体德性完善与需求的个性化安排和影响。

如果不把时间与价值联系起来，只把时间视为一种孤立的存在，势必会因为时间的冲突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势必造成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所以，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做好时间的管理，处理好时间之于公与私的德性需求及其和合度的关系，是个体必须面对的社会生态课题，又是一定组织、社会甚至国家需要面对的社会生态课题。简而言之，时间的意义性和时间理性之于一定社会的和谐相处、和合共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拥有良好的时间观念是一个人乃至一个社会拥有较高文明素质的重要体现。

[1]《论语·宪问》。

[2]《论语·卫灵公》。

[3]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之语；孔子则言：“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4]笔者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制度及其文化内涵》一书中对此有专门的探讨与研究。

[5]《左传·襄公四年》。

[6]《史记·夏本纪》。

[7]《论语·泰伯》。

[8]《诗经·小雅·大东》。

[9]《参考消息》科技前沿版，2016年4月24日。

[10]修订本文间歇，忆中学时登郊外南山，知苏轼于此曾有遗文，但已漫灭。忆及此事，文意攒动，颇感乡梓之情，于是吟成《南山志》。兹念先贤旷达，遂铭之曰：“风有风精神，雨有雨精神。”

[11]全诗如下：未见西湖夕照时，雷峰夜畔初月悬。乍冷犹暖千古事，曲径廊桥过去年。烟波泱泱惊垂柳，摇船茫茫依何边？借问明月今谁渡，天心夜夜照无眠。

[12]《参考消息》2016年6月1日科技前沿版，引自英国汤森路透基金会网站5月30日报道。

[13]《国语·周语上》。

[14]《常州晚报》2016年12月2日新华社微特稿。

[15]《光明日报》2016年10月21日，记者高建进。

[16]《吕氏春秋·审时篇》。

[17]《齐民要术》。

[18]《左传·文公六年》。

[19]《大戴礼记·曾子天圆》。

[20]《周髀算经》。

[21]《尚书·皋陶谟》。

[22]《论语·学而》。

[23]《孟子·梁惠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