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所知最早的乡土志应属南宋绍定三年常裳所纂《澉水志》[57]，但当时乡土志并不流行。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清末时期，国家内外交困，改革的呼声愈演愈烈，而仿照西方范式改革以往教育内容和课程设置亦为激烈。光绪二十八年七月，清王朝颁布中国第一部学制，即壬寅学制，规定初等小学第二学年“舆地”讲“本乡各境、本县各境”；第三年“舆地”讲授“本府各境”，将乡土课程内容纳入教学范畴，对乡土志的编纂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光绪二十九年，又提出新的要求，即“一二年级历史课学习乡土大端故事及本地古先名人之事实；地理课学习乡土之道里、建置，附近山水，次及本地先贤之祠庙遗迹等类；三年级历史学习历代国号、圣主贤君之大事，地理课学习本县、本府、本省之地理、山水，中国地理之大概”。为了适应各地编纂乡土教材的需要，光绪三十一年，侍读学士黄绍箕上呈《学务大臣奏据编书局监督编成乡土志例目拟通饬编辑片》（简称《乡土志例目》），由光绪帝下旨颁发，通行全国。社会各界亦普遍强烈要求编纂乡土志，适应新的形势需要。次年，国学保存会在《编辑十八行省乡土历史、地理、格致小学教科书兼办（神州乡土教育杂志）》报告中更明确指出：“小学一级为国民之基础。泰西各国教育咸注重乡土史志。”[58]
在各级官员的督促和指导下，各地乡土志的编纂呈现高潮。根据巴兆祥教授统计，应有467种，而王兴亮则指出清代光绪、宣统年间共计编修乡土志484种。[59]上述两位学者的统计建立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补遗》等基础之上，未能全面考察新旧志书、档案文集、家谱等文献资料，故而也不十分准确。据笔者估计，若全盘梳理相关资料，清代全国乡土志数量应该在500种以上。
具体到湖北一省乡土志而言，统计也有不少遗漏。王兴亮认为清代湖北编有4种[60]，而实际除去一些乡土教材外，最少曾编纂过7种乡土志[61]，即道光《襄阳必告录》七卷，周凯纂；光绪《宜城县乡土志》、光绪《黄安乡土志》二卷，陈湋纂；光绪《松滋县乡土志》，罗元璧纂；宣统《江陵乡土志》三卷，孚保、邓宗禹纂；宣统《嘉鱼县乡土志》；佚名《公安县乡土志》等，参见表2-12。
表2-12 清代湖北乡土志编纂概况表(www.xing528.com)
这些乡土志的编纂者往往能够实地调查本地实情，辩证看待地情，不饰美，不隐恶，以期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一地之概貌；编纂者大多为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深受近代新思潮影响，在编纂乡土志的过程中，体例和内容上较之旧志有明显的革新，设有人类、种族（民族）、宗教、实业、商务等目次，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方志种类，乡土志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虽与一般意义的方志有着密切关系，但没有既定、可为借鉴的范本，编纂难度较大，“乡土志者，为乡土历史、舆地、格致各种科学之滥觞，实则邑乘之别派，未有邑乘缺如而乡土志可臻详者也。况人类、氏族、宗教、实业、商务各门尤为向者邑乘之所略，必欲一一尽求其详实完美，此尤非咄嗟可以取办者矣”[62]。
清代，湖北所编纂乡土志大多以抄本、写本等形式流传，而版刻、铅刻、石印本相对较少，流通不广，不利于学术研究以及现实借鉴的需要，若能系统地对“乡土志做一次全面的调查评骘，写出提要，择其内容充实，确可补志乘散佚者，编印选刊或丛刊，于补充、收藏、使用、流传都将有益”[63]。
另外，除了上述综合类方志外，清代湖北还有大量的专门类方志。如山水志，有《太岳武当山志》《九宫山志》《黄梅老祖山志》《黄鹄山志》《大洪山志》《鹦鹉洲小志》《东湖志》《白云山志》《沙湖志》；名胜志，有《武汉名胜志》；寺观志有《玉泉寺志》《宝通寺志》《长春观志》；书院志有《紫阳书院志》《问津书院志》《江汉书院志略》；水利志有《万城堤志》《万城堤续志》；军事志有《荆州驻防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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