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国理论准备：改革开放40年党的建设的历程

1948年12月30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明确提出：“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于此向世人公开昭告了中共建国的基本目标。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决议，认为“不但就军事上来说，而且就政治上和经济上来说，国民党政权是被我们基本地打倒了”，“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提出中共1949年的主要任务是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组成新的中央政府。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共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开始了建立由中共领导的新国家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其中既有理论上的准备，也有实际上的准备。

中共准备建立的新国家是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经过对中共革命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发表了一系列理论性著述，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提出了如何进行中国革命的系统主张，形成了具有独创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他认为，中国革命的进程应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主革命，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本应由资产阶级领导，但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发达以及由此造成的资产阶级的不发达，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以及共产党的成立，由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历史性地落到了无产阶级及其代表中国共产党的肩头，从而结束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他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征：政治上，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经济上，建立以新民主主义国家控制的国营经济为主导的，包括各种私营经济形式的经济体制；文化上，建立以无产阶级思想主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在1947年12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总路线，即政治上，在中共领导下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经济上，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次年4月，毛泽东将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明确表述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这个革命所要推翻的敌人，只是和必须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些敌人的集中表现，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共以其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作为动员全党领导革命以及动员全国人民投身革命的有力武器。

在中共建国的理论准备中，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在文中回顾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认为这段历史表明，“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他在文中阐释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提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对敌人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保证人民言论、集会、结社、选举等项自由权，即“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他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但是，“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对于中国未来将要遵循的政治路线，毛泽东提出了“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从而将中共领导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明确定位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方面。毛泽东将中共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总结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毛泽东在文中特别强调无产阶级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在未来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毛泽东此文成为中共建国准备过程中带有纲领性意义的文献，从理论上指导了建国准备工作，并用以统一各阶级、各党派、各团体参加建国准备工作的思想认识。

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于打消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及知识分子中尚存的走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的幻想。由于国民党在战争中已经失去了民心，认为国民党还会在未来中国政治中起重要作用的观点并不多见，但是在部分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代表民主党派中，主张中国走第三条道路或称中间道路的看法不在少数。他们主张实行国会制、内阁制等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并在美苏两强中保持中立立场。在这部分人的心目中，最理想的建国模式是召开1946年式的政协，以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作为和平建国的基础，建立新的国家政权。这样的理念与中共建立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主张未尽一致。

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代表，各民主党派因为不满于国民党的一党训政，进而要求政治参与权，并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他们因此成为中共反对国民党的政治盟友，成为中共建立反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所要争取的重要对象。但他们反对国民党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与中共并不完全一致，他们中间的部分人士对社会主义、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等有着诸多疑虑。当国民党已经失去民众支持之后，他们走第三条道路的言论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也为仍企图在中国保持影响力的美国所看重。正因为如此，中共对他们采取了既团结联合，又适度批评的政策，政治上坚决反对任何第三条道路的主张，打消他们在这方面任何可能的幻想，强调“这个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同时在实际准备建国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给予他们适当的安排，争取他们的理解与合作。

1948年1月14日，毛泽东在给各中央局的指示中，要求“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同时，“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与此同时，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系列纠正“左”倾偏向的文件，提出：“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以公开批评导引中间派的政治倾向，而以实际利益吸引中间派的政治支持，这就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的策略方针。

对于有美国支持的、企图保持国民党政治作用的“和平运动”和企图分化中共与苏联的关系、鼓动中国实行美式民主以保持美国对中国影响力的“中间运动”，中共更是保持着高度警惕，认为这“实际上是为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喘息时间，以便休整兵力，卷土重来，消灭人民力量”。1948年8月1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上海局和香港分局，指示他们“与李济深、冯玉祥、章伯钧、谭平山及其他中间派反蒋分子保持密切联系，尊重他们，多对他们作诚恳的解释工作，争取他们，不使他们跑入美帝圈套里去”；同时，“应在人民中随时揭破美帝和反动派的阴谋，以免上当”。1949年1月，蒋介石暂告引退，国民党提出和谈主张，企图获得暂时的喘息之机。中共中央提出，对美国“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必须提高警惕性，并坚决地将其击破”；针锋相对地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并以此作为民主党派是否站在人民一边的标志，希望民主党派“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虽然在民主党派及其代表人物中，一直有人对中国的前途和国共两党的作用有不同的看法，如张东荪提出“新型民主”主张，陈铭枢认为，“任何一个参加革命的阶级，仍旧应该保持他们本身的利益和立场，这些自由权利及政治地位，在友党方面，必须真诚地尊重与承认”。但是经过中共的告诫与争取，更由于推翻国民党政权主要依靠的是中共的政治军事实力，作为一个整体，民主党派及其领导人表示接受中共的领导，以在新民主主义国家中获得自己应有的政治地位。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民主人士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个声明表明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并接受中共在新的多党合作政治体制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参加国家管理，而非作为反对党处在执政党的对立面。

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从8月12日到9月16日，毛泽东连续为新华社撰写系列评论，如《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史观的破产》等，批驳白皮书对中国革命的看法，用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解释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毛泽东的意图并不在于就白皮书而论白皮书，而是以此为契机，着重对持有中间立场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予以警示，打消他们的亲美、崇美、恐美心理，也打消他们还持有的某种走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以确立中共对未来国家发展道路的主导地位。(www.xing528.com)

关于中共即将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与政体，毛泽东明确提出，其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其政体“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在政府名称方面，提出“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

中共领导人在全国胜利前夕，也很重视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刘少奇系统地从经济角度阐释了中国走向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即建立社会主义的客观物质条件还不具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和进步性，需要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落后的中国经济。他提出：未来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国民经济的总体就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应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的矛盾，中共领导人的认识是明确的。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重点讨论了革命胜利之后的经济政策。毛泽东提出：“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不管是不是官僚资本，全国胜利后一定时期内都是要没收的，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原则。”刘少奇也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将“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资产阶级要来跟我们争领导权，要把国家引导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中共领导人同时强调，由于中国现代经济的不发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保留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是有益的，不必“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毛泽东提出：“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刘少奇认为：过早的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关键就是要有清醒的头脑，“有了清醒的头脑，就不会犯大的错误，加以十几年的准备，那就一定能够保证胜利。”刘少奇强调：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决定的东西是小生产者的向背，所以对小生产者必须采取最谨慎的政策”，“如果糊涂盲目，犯重大错误，未能成功地争取小生产者，那就要失败。”中共在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过程中实行的照顾各方利益的稳健的经济政策，促进了经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工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并使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表现出蓬勃的活力。

中共提出的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完整理论体系，具有丰富的内涵，富于中国特色，合乎国情，切合实际，而且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人民”概念基本上包容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有利于调动与发挥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也有利于历经战火创伤和破坏的中国在战争结束后迅速恢复元气，开始新的建设。

对中共建国准备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是1949年3月5日至13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3月5日，毛泽东在全会作主题报告，着重提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这是在中共即将获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提出的最重要任务。自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毛泽东开创了一条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独创性革命道路。在20多年的革命实践中，中共对农村工作和军事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对城市工作和经济工作则相对较为陌生。城市是现代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所在，有着比农村工作更为丰富的内容，如何将中共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如何正确处理城市工作，事关中共建政的成败，从而也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所特别关注。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占领了越来越多的城市，并在城市接管中暴露出一系列问题。自1948年初开始，中共已就城市工作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在城市接管中注意城市工作的特性，反对和防止“左”倾偏向，克服小农经济的保守落后习气，保持城市社会秩序的基本正常，尽快恢复生产。这些指示对城市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起到了应有的成效。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人民解放军正准备向全国进军，中共获得全国的胜利已经确定无疑，毛泽东适时提出工作重点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就具有了现实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他提出“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

由于中国现代经济的落后与不发达，又由于中共干部还不怎么熟悉现代经济，不懂得怎么管理现代大生产，毛泽东将恢复与发展生产作为今后工作的中心内容，强调：“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有鉴于此，毛泽东提出了建国后应采取充分调动与发挥各方面积极性的政治经济政策，认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他强调中共“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当然，毛泽东并不因此而忽视他一贯重视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在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强调了这个看法，认为在革命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外部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因此他强调，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只能而且必须强化。在这方面，他没有也不允许党内有任何的动摇与犹豫。

对于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及其在胜利之后面临的艰巨任务，毛泽东有清醒的认识和透彻的分析。他认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针对中共党内在胜利面前已经出现的骄傲自大，以及可能出现的贪污腐败现象，毛泽东警告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在报告的结尾，毛泽东豪情满怀地总结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总结讲话，提出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而不要把毛泽东与他们并列；认为中国革命是继俄国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人类第三个最伟大的胜利；强调将来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成功历程，使毛泽东有充分的自信作这样的报告和总结，并且使之成为中共全党信奉的工作指南。面对中共领导的革命即将获得全国性胜利，毛泽东既自信又谨慎。他自信中共可以领导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开创一条新路；他谨慎于胜利之后较前万般复杂的国家管理与经济文化建设事务，尤为警惕中共在胜利之后不思进取、蜕化变质的可能性。因此，他提出了进城后不以人名命名城市及道路、党内领导人不祝寿等建议，以示由中共中央带头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与作风。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与总结，明确了中共的工作中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提出了中共在全国胜利前后的各项工作方针以及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并认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决定由中共发起，于年内在北平召开有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以取代国民党政府，作为中国的合法中央政府。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离开了中共获得全国胜利之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向北平进发。行前，毛泽东将进城掌握全国政权当做对中共的大考，但他自信中共将考出好成绩，表示我们绝不当李自成。25日，毛泽东一行到达北平，进驻西郊香山，开始进一步的建国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