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北洋军阀与政党政治

1912年3月，袁世凯经南京临时参议院同意，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在南京组织内阁。唐绍仪原为袁世凯的亲信，这时加入同盟会。唐内阁要害部门如陆军部等由袁控制，但其包括唐在内的10名阁员中，同盟会员占半数，故又有“同盟会中心内阁”之称。4月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北京，由是“共和”胜利，南北也告“统一”。

这是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三种政治势力相互妥协、制约的结果。袁世凯虽窃得了政权，但慑于民主潮流方兴未艾的声威，还不敢公开反对共和制度，相反，只能信誓旦旦，表示忠于共和，“谨守宪法”。同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让出了中央的主要权力，但仍控制着南方数省和参议院的多数，并且在人民中间依然具有较大的影响。他们是捍卫共和制度的中流砥柱。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既依附于袁世凯，也要求改良政治，而且他们还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云、贵两省，故其在北洋军阀与革命派之间，隐然举足轻重。正是在此种政治格局下，从辛亥革命到“二次革命”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主宽松的局面，它同时激发了时人尝试“政党政治”的热情。

武昌起义后，随着封建专制政权的土崩瓦解，国人久被压抑的政治热情和对新鲜事物的浓厚兴趣，犹如决堤的洪水，势不可挡，禁朋党、畏党祸的历史传统不复存在，入党结社以表达自己的政治向往，渐成时尚。各种社团、政党纷纷建立。时人描绘说：“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近百。”与此相应，反映社会舆论的报纸的作用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因而又出现了办报热。民国以来，”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据统计，武昌起义后半年内，全国的报纸便由10年前的100多种，陡增至近500种，总销数达4200万份。其中，在北京出版的就有50多种。报刊不仅可以自由鼓吹包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内的各种学说，而且可以自由发表政见，批评时局，包括发表反袁的言论，无所避讳。

创办实业的热潮与民主政治的浪潮并兴，各种实业团体也接踵而起。

1911－1913年，全国共成立实业团体72个，几乎遍及各省区。各政党多把发展实业列为政纲，许多政党领袖都兼有企业家的身份。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民初民间兴办厂矿的活动，无论规模、声势和范围，都是空前的。如湖南“几乎每天都有新公司注册”。黑龙江“向无工业，经各地实业家前往提倡，近来颇有进步。自民国革新以来，有陈、朱、孟、徐诸君组织之惠通耀华各工厂，复继有磁业公司之组织，而光华火柴，兰海火磨各公司俱相继发现”。1904－1911年，全国共设厂6393家，平均每年设厂799家；而1912－1914年全国共设厂3937家，平均每年设厂1312家，约为前期的两倍。可见时人兴办实业热情之高涨。

文化教育也呈勃勃生机。各类学校的数目都有较快的增长。1912年在校学生数较1909年增长了近一倍。资产阶级文化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移风易俗。民初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风习各方面，一时都呈现出崭新的气象。

与此同时，各派政治力量迅速分化和重组。为谋求议会席位，彼此展开激烈竞争，开始了“政党政治”的尝试。

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章大炎与江浙立宪派组成统一党。孙武、刘成禹等湖北部分同盟会员则拥护黎元洪，组成民社。

1912年5月，统一党又联合民社等政团，组成共和党，推黎元洪为理事长，主张“保持全国统一，取国家主义”。实则拥护袁世凯。不久，章太炎等复退出共和党，重组统一党。此处还有蔡锷、王芝祥、孙毓筠等的统一共和党；林长民、汤化龙等的共和建设讨论会；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等大小政团300多个。政党林立固然反映了人们参政意识的增强，但当时大多数人对于政党政治的理解仍是很幼稚的，因之，党同伐异之风盛行。同时，政团数目虽繁，其背景皆未超出原有的革命派、立宪派、旧官僚三派势力的分合。就其政治倾向而言，又只有同盟会派和非同盟会派之分。其中，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为三大党。同盟会在参议院居优势地位，共和党拥袁，统一共和党则接近同盟会。

同盟会希望通过责任内阁约束袁世凯，唐绍仪内阁在施政上也多少反映了同盟会的要求，但袁世凯对此十分不满。6月间，唐绍仪任命非袁嫡系的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袁便指使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并不经内阁副署径直发表了改任王为南方军宣慰使的命令。“责任内阁制”遭破坏，唐绍仪及同盟会的四个阁员被迫辞职。“同盟会中心内阁”遂告垮台。袁世凯先是提出由无党派却十分驯服的陆征祥组织“超然内阁”，但因参议院反对，终归流产。随后，袁任命亲信内务总长赵秉钧代理，从此内阁被袁直接控制。(www.xing528.com)

对此，同盟会内部反应不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主张放弃政治斗争，转向实业救国。孙中山辞去大总统后，对政治抱悲观态度。他希望由袁世凯维持现状，自己专意实业，为国家谋久远的利益；以宋教仁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人，主张以“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为武器，与袁世凯作合法的政治斗争，以推进中国民主制度的最终确立。

宋教仁不仅是同盟会的一位具有非凡的组织与宣传才能的重要领导人，而且是一位通晓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出色的政治家。他向往西方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并以此为终生的奋斗目标，武昌起义爆发后，宋教仁信心倍增，一心想把西方共和制度移植中国。但他过于迷信一纸宪法的威力和议会政治的形式，相信藉此即可制服袁世凯。宋教仁一再动员孙中山将大总统的职位让与袁世凯。他主张通过改组同盟会，建立第一大党，进而组织责任内阁，以分取袁世凯的政治权力。他说：“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

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1912年5月共和党成立后在参议院拥有了与同盟会抗衡的政治实力，对革命派构成了威胁。在唐内阁风潮中，它同袁世凯狼狈为奸，更使宋教仁等感到同盟会有必要联合中间党派。

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几个小党合并，在北京改组成国民党，推举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但实际上整个党务由宋教仁代理，实权力宋所掌握。国民党宣布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国民党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政党，但其政纲把“平均地权”改为含混的“采用民生政策”，又删除了体现反封建精神的“男女平权”的主张，革命精神显然大为减退。国民党在“新旧合作”的口号下，把大批官僚、政客、投机分子拉入党内，组织也更加涣散。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它自身也由一个革命党变成了鱼龙混杂和愈益脱离群众的议会政党。

袁世凯为了稳定时局和拉笼、麻痹革命党人，于1912年8月中邀请孙中山、黄兴人京“共商国事”。孙、黄到京后，袁百般奉迎，对孙中山提出的一切主张，包括“耕者有其田”在内，无不点头称是。孙、黄大受迷惑。前者慨然应允支持袁当总统十年，练乓百万，自己十年不入政界，全力筹办铁路。后者则表示愿主动解散南方军队，并帮助疏通，使参议院顺利通过了赵秉钧内阁。9月25日，袁发表所谓四巨头协定的“八大政纲”，宣布“立国取统一制度”、“收束武备”、“整理财政”、“维持秩序”等等，为其进一步专制集权制造法律依据。孙、黄落入了袁世凯的圈套。他们主张信任袁世凯，麻痹了革命党人的思想，起了消极的影响。

1912年12月至1913年初，全国举行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在众参两院中获得了392个议席，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计仅占223个议席。国民党取得压倒多数的竞选胜利，使宋教仁兴奋不已。他周游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沿途发表演说，抨击袁世凯政府，反复宣传国民党的政见，满怀信心地准备北上组阁，实行他的政治抱负。言论风采，倾动一时。

深感威胁的袁世凯决心除掉宋教仁。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22日逝世，时年32岁。

宋教仁力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值得后人景仰。时人哀挽曰：“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