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效应：知识商品化与外在化

我并不打算在本章中详细论述 Austin、Lyotard 或 Butler 有关操作性（performativity）的讨论，我也不打算详细阐述他们理解和使用“操作性”这一术语的方式有何不同，因为这本身就足以构成一项专门的研究。不过，在探究博士生教育如何成为高等教育绩效指标之前，我将首先在三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有关“操作性”这一概念的关键假设。

从广义上讲，将操作效应（通过行动或者执行，使一些事情得以发生或存在）理解成是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衍生出的效应，这样相对会清晰易懂一些，社会关系使某些事变得可想、可说、可做。譬如，就在几十年前，将按时完成博士学位视为高质量博士训练的衡量标准并不可取，反被视为荒谬。当时，Margaret Mead的博士研究激励了许多其他的博士生——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在偏远地区开展长期的民族志研究。而如今，按时获得博士学位已然从一种理想状态变为一种被执行的计算，换言之，在高等教育领域中，这完全是可以想见的，也是可行的。如此一来，它改变着博士生及其导师们决定学位研究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按时完成学业的迫切性不可避免地将博士生经历划分为一系列相互独立的时间阶段（如第一阶段，预确认等），而在其中的每一个阶段应该做什么、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以及由谁完成都很重要。

我并不认为按时获得博士学位这一要求仅仅是一种操作性的效应。优秀的导师总能明白高效工作以按期毕业符合学生自身的利益。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压力也会敦促博士生避免延期毕业。因此，导师和学生表现出的实用主义在这层意义上与“操作性”一样发挥了作用。不过，我的兴趣在于作为一种强有力的逻辑，操作性改变了人们对于优秀指导和卓越学习的种种理解。

操作性行动并不是任性或武断的，而是在言说着在什么过程中做出了相应的行为，这些行为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出现并构成了什么是正常的、可接受的做法。作为具有规范力量的实践，绩效性行动排除了“晦涩难懂”的实践，而强化了其他时代可能难以想到的新做法。（比如，如今在英国，人们纷纷建议对学校的资助应该以学校降低其学生平均体重指数的能力为基础，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如此，这种观念/社会实践在其他许多地区是难以想象的，不过也在逐渐变得可以理解。）

在计算机化的社会，操作效应使知识商品化成为可能，并通过将其延伸到特定知晓者与知识范围之外而使其“外在化”。试举一例，专业的医学知识被标准化和常规化，由此可以用来诊断、分类与治疗寻常类别的“病人”，这就将专业服务的焦点从病人转向关于病人的信息。通过处理那些被认为有助于高效实现组织目标的一整套集合的要素，应对个体客户（如病人或学生）而采取各种各样的随意做法就很可能被排挤掉了。诸如“成年”“兼职”“国际化的”以及“低社会经济地位”这些类别构成了一整套要素集合体，这些要素被用于博士候选人身上，并且它们在将学生塑造为或多或少“存有问题”的过程中确实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根据Robert Castel 的研究，操作性工作（performative work）的一个效应就是：专业人员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在博士生教育中即为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专业人员与一系列客观化的客户信息的关系（Castel，1991）。换句话说，专业人员与受助主体的直接关系——这是传统治疗形式的重要特征——转变为专业人员与信息的关系。Castel 指出：(www.xing528.com)

专业人员和客户之间直接的面对面不再是干预的必要形式。相反，关系存在于建立人群信息流的过程之中，这以对一系列有可能产生危险的抽象因素进行聚集与辨别为基础……之后这些信息会通过与专业实践毫无联系的渠道被储存、分析和传播，特别是利用计算机化的数据处理媒介。

（Castel，1991：281，293）

Castel 的研究聚焦于精神医学领域实践的变化，其理论化的工作预见到“作为某类例子的病人”很可能在其死亡之后继续发挥作用。从掌控对病人提供的服务这个角度来看，“真实”且最重要的关系是如何应对日益增多的病人信息。这也帮助我理解了这样一个现象：在就诊时，医生看我的时间非常短，而盯着计算机屏幕的时间却非常长。双眼紧盯屏幕，将我视为计算机信息，她能更好地“了解”我，并能为知识库增添信息，也能从中获取信息。这不意味着她对我关注不够（虽然从人际交流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确实有点儿让人恼火），相反，正是因为她明白“全面了解我”的重要性，所以她才极少与我进行眼神交流。

我认为博士生教育专家与其“客户”之间社会关系的这种转变在大学里日益明显。优秀导师密切关注一系列抽象的因素，这些因素共同建构了学生/客户或多或少面临着的潜在风险——例如挂科、浪费学校资源、做出低质量的研究，这在如今既正常又可接受。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通过对不同因素的相关性统计，导师们被诱导着对学生的群体类别进行区分（如校外生、在线生），从而确定针对这类群体对应风险的应对模式或干预措施。我们仍然被期望“了解”学生。不过，什么才能算得上是“了解”学生，已被大学内研究管理的操作性行动（performative acts）所改变。我并不是说我们在与学生建立愉悦关系的过程中受到了阻碍，而是说在对博士生教育进行管理的过程中重要的关系主要是针对学生信息的。我们通过储存及阅读数据之类的行动履行这种关系——这无关乎学生与导师之间私下交流了什么。除非被指涉嫌不当行为，否则私下交流了什么，并不需要加以公开。总的来说，除非在学生评估中被提到，温情、移情共鸣等都不作数。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忽略指导的这些方面，只不过我们不应该期待这些会在学校管理记录中得到认可。当然，如果我们被授予“年度最佳导师”的荣誉，那么另一种操作性事件（performative events）就很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