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行政后勤管理综述及其对学校计划生育工作的成果

学校工作当以人事、教学、科研等为主，总务工作也属必不可少，而且尤为繁杂。除了各科本职工作而外，尚有一些杂项工作，兹举几例。

1.支援秋收秋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各级学校领导除了完成教学、积极参与各项政治运动、大办工厂农场而外，还经常派出师生参加社会劳动，主要是农业生产劳动。

如1960年10月，云大根据市委布置，分别组织师生、家属支援市郊秋收秋种。其中：一是支援呈贡公社15天，计18390人日，完成收稻子36885亩，收苞谷155亩，收杂粮112亩，拾谷穗1368斤，种蚕豆、麦子533亩，锄地1071亩，送肥料951000公斤，修复公路2条、桥梁2座，修理打谷机1架，制造种豆机1台；二是支援龙泉公社14天，计2071人日，完成割稻子468亩，挑稻子278亩，收苞谷33亩，种蚕豆4.5亩，种小麦2.3亩，种油料作物1.7亩，锄地5.5亩，送肥186000公斤；三是支援莲花池7天，计1805人日，完成收苞谷10亩，剥苞谷500公斤，种蚕豆11亩。以上3项共计支援秋收秋种22266人日，其中除了教职工、学生外，尚包括“家属180人日”。此外，“还参加了打捞翠湖水草1067人日”。

2.开展计划生育

人口问题，历来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富强、社会的进步、民族的繁荣、民众的福祉。中国人口，历来堪称世界之最，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政治和学术互相混淆，曾经错误地批判了英国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中的合理部分。尤其，1957年，中国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发表了《新人口论》，他认为：中国“每年增殖1200万人口安插在农村……长此以往，如何得了？若不早为之图，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因此主张：“一面要积累资金，一面要控制人口。不然的话，徒劳无功。”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及其肺腑之言，充分“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高度的爱国精神和责任感”。极为不幸的是，马寅初的这一理论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全盘否定和错误批判。“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这个极其严重的错误，长期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参见王桧林《中国现代史》下册161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直到20世纪60年代，国家开始对中国严重的人口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决定实行“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并在中央、地方各级部门，建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制定和执行有关人口政策。

1963年10月，云南省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制定了《关于实行计划生育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11月，省委、省人委批准了这一《意见》，希全省各地“认真组织试行”。《意见》开宗明义地写道：“人口问题，关系着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健康与繁荣。实行计划生育，不仅有利于母亲、儿童的身体健康和后一代的教养，不仅有利于广大群众的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改善，而且也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的一项必不可少的重大措施，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意见》共有5条，其中甚至直接涉及学校学生的生育问题。《意见》明文规定：“高等学校……从一九六四年秋季招生起，一般不得录取已婚的男女学生。学生在学习和实习期间，不得结婚。前已结婚的学生，应当积极避孕。女学生怀孕应劝其休学一年，分娩不得享受公费医疗。因生育造成经济困难者，不得享受福利补助，也不得将子女带入学校抚养。”等等。翌年6月，省计生领导小组对此《意见》，又发文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说明》共有9条，其中再次强调：“党和国家对学生的培养，目的是要他们真正成为又红又专的革命者和建设人才。因此，如果在学习期间结婚生孩子，必然会分散精力，难以完成国家交给的学习任务，所以应当作出（有关在校大学生结婚生育的）规定。”

云大积极贯彻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成立相应机构，开展宣传教育，“通过算人口发展账、城市负担账和家庭生活账等，以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通过教育，许多未婚青年自觉推迟婚期，已婚者则采取避孕措施，“个别职工，甚至做了绝育手术”。据统计，1963年，全校出生67人，出生率为3.3%；1964年，出生26人，出生率为1.3%；1965年，出生23人，出生率为1.2%。“所生23人中，有20人是第一、二胎，只有3人是第三胎，超出了计划生育的规定。”出生人口和出生率，总的呈下降趋势。学校同时奉命规定：招生之时，不再录取已婚男、女学生；在校期间，男、女学生不得申请结婚等。学校计划生育工作，已经取得显著成绩。(www.xing528.com)

然而，又极为不幸。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人口又快速增长。长期以来，中国人口爆炸性的增长给社会造成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以致有人痛定思痛后认为：“发展经济，控制人口，乃是中国永远面临的两大挑战！”此论不无道理！

3.干部参加劳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一直强调：干部必须亲自参加生产劳动，以便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干群关系。1964年，中央提出“亦工亦农两种劳动制度”。据此，中共云南省委发文，规定“每星期三和星期五的下午，作为干部参加劳动的时间。”又据此，学校制定了云大《关于贯彻执行中央亦工亦农两种劳动制度的安排意见》《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安排计划表》等文。规定：“凡我校党、团、工会和行政各处、科、室，各系的干部（教师另行安排），除老弱病残不能参加劳动外，一律按每人每周两个半天安排劳动。”劳动内容，“以参加校内生产劳动为主，如种农业试验田、绿化校园、出版科检字排字等”。总务处所属各科的干部，“因已实行跟班劳动，其他劳动暂不安排”。学校还成立了生产指导委员会，主任为副校长寸树声，副主任为校工会主席李为衡、总务处副总务长周玺，各系也成立了生产指导小组。具体分工如“党委会8人、团委会4人、武装部2人，负责八家村一片香叶天竺葵的管理；图书馆16人，负责至公堂后果树、香叶天竺葵的管理”等。未几，又将党政领导机关和总务后勤机关干部，“组织成为两个生产队，分别种植经济树木和粮食作物两块试验田”，共有林地、水田、旱地12亩。结果，“水稻平均亩产909市斤，苞谷最高亩产1025市斤，红薯平均亩产8490市斤”。当年试验，当年丰产。

4.参加改土劳动

1966年春，中共云南省委发出号召：为了改良土地条件，发展农业生产，以“建立社会主义的大农业”，希各机关、团体、学校等，积极参加改土劳动。学校闻风而动，2月，召开了各系党总支、行政负责人会议，成立“云南大学支援改土劳动大队”，下设各营、各连，以及后勤组、膳食组、开水组、冷水组等。自2月6日至12日，全校出动1600余名师生员工，前往北郊大普吉地方参加改土劳动。

劳动之中，大家认识到这是“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打基础”，是“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思想的具体化”，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好机会”。因此，“背上背有语录牌，肩上挑有语录牌，手里提有语录牌，到处都能见到语录牌。”为了推广先进经验，提高劳动工效，大队还经常召开各种现场会，如施工现场会、质量现场会、工具改革现场会、劳动组织安排现场会，等等。至于各营、各连的现场会，则为数更多。大队除抓了劳动进度而外，还抓了后勤保障工作。如后勤组，“学习了毛主席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为人民服务》等文章后”，提出了“战斗口号：想尽一切办法，使同志们生活好，劳动好”；膳食组保证准时开饭，吃饱吃好；开水组把开水“送到工地，送到大家手里”；冷水组保证“煮饭用水、开水用水、洗脸用水、洗手用水、洗锄头用水”。总务处事后总结道：“这次后勤工作搞得很好，主要是活学活用了毛主席著作。”

经过一周的艰苦劳动，取得了丰收的成果：筑埂15408公尺，开沟152公尺，修5公尺宽大路353公尺，2公尺宽小路653公尺，开出梯地53亩，移栽桑树505株等，“把一个遍地杂草、砂石的荒芜山头，改造成了层层锦绣的梯地”。尤其“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主观世界”。劳动中还“涌现出了35个先进集体，413个先进个人。在工地上还发展了1个党员、15个团员”。有的学生感慨地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光辉的一页。”由于成绩突出、学校被市委、市人委评为昆明市“一九六六年春季支援农业‘改土’先进单位”，并获得了奖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