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海船图说：抗击外敌入侵，战船保障成果

嘉靖后的海船在抗击外敌入侵的战斗中，起到了保障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次反击外敌入侵的作战中。

1.抗击倭寇入侵。

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寇开始猖狂入侵东南沿海地区。为抗击倭寇入侵，明廷调兵遣将，同时在陆地和海洋消灭来犯之敌。这里只举抗倭明将俞大猷在海上打击倭寇的数例来说明海船在抗倭中的重要作用。

抗倭战争伊始，明廷任命俞大猷充温台宁绍参将。他任职后，向提督军务的王忬建议要御倭于海洋，“‘攻贼长技，当以福建楼船破之，则蝘蜒之丑不足平，而沧、沙诸船非足恃也。’王公善之，大调福建舟师，分布诸岛澳”，“小而雕剿，大而合战，于是松门、普陀、烈港、昌国、临山、观海诸处连捷，凡俘千五百”^[172]。

嘉靖三十三年（1554）五月，明廷命张经总督直隶、浙江、山东、两广等处军务，御倭。嘉靖三十四年（1555）五月，张经督副总兵俞大猷及汤克宽等诸将率狼土兵败倭于王江径（今浙江嘉兴北），“共擒斩首功凡一千九百八十有奇，溺死及走死者甚众。余贼不及数百，奔归柘林。自有倭患以来，东南用兵未有得志者，此其第一功云”^[173]。六月，三丈浦倭贼出海，俞大猷率舟师击敌斩首130有奇，冲沉敌舟7艘。同月，俞大猷率舟师追敌于马迹山，擒倭寇头子滩拾卖及从贼57人，斩首93级。七月，俞大猷督水兵追敌于茶山，焚其5舟。余贼逃往马迹山等地，又追之，坏其3舟，斩首67级，生擒42人。八月，柘林倭出海，俞大猷督兵击之，斩首70有奇，获船9艘。闰十一月，川沙洼贼出海，俞大猷和王崇古率水兵出海追之，及老鹳嘴，斩首170余级，生擒47人，冲毁贼巨舟8艘。在半年的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俞大猷在海上就擒斩倭寇676人，俘获焚毁敌船32只，应该说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嘉靖三十五年（1556）三月，朝廷命俞大猷代刘远为浙直总兵官。他上书朝廷提出御倭方略：“大洋虽哨而内港必防，内港虽防而陆兵必练。水陆俱备，内外互援，而又求得其人以共理之。贼来则击，贼去则追，又来又击，又去又追，如是二三年而后可耳。故今之制兵，水兵常居十七，陆兵常居十三。亟断而行，期必灭贼，乃为上计。”^[174]同月，贼入吴淞江，俞大猷设伏海口，斩350级，沉敌船13艘。六月，苏、松倭寇出海，俞大猷督水兵追战，斩首300余级。这年俞大猷两次海上作战就歼敌650人，击沉敌船13艘。

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月，在胡宗宪用间招抚下，勾结倭寇的大头目王直从日本回到形胜地岑港（今浙江舟山市定海区西北岑港镇）。他心存疑虑，尚不想立即见胡宗宪。胡宗宪将王直到达的消息报告朝廷，朱厚熜令胡宗宪：“可相机设谋擒剿，不许疏虞。”^[175]这时俞大猷写信给胡宗宪说：“贼据岑港，实有负嵎之势。更番以攻之，密布以困之，俟其出而围击之。天果助顺，或可收功。今若恐其遁去，且以大兵分布临之，仍一面攻击，一面言诱，一面令德阳夷使辈，写字与各倭，谓我官兵只欲得一王直，许其绑解，即释其他，或可济也。”^[176]然后，俞大猷率兵船到达岑港，泊于岑港南北水道，防贼逃遁。又写信给胡宗宪提出：“宜将定海总福、苍船原拨载土、汉官兵者，尽数取回，分为五枝。一枝泊长涂，一枝泊石牛港，一枝泊舟山渡头，一枝泊马墓港，一枝泊列港，并力夹击，决可成功。愿军门张主，勿听纷纷之论，以误大计。”^[177]俞大猷就是要把王直彻底歼灭。正是俞大猷和其他将领所陈的兵威，在胡宗宪的用间下，王直才于十一月到胡宗宪处。胡宗宪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正月，将王直交给浙江按察司。第二年十二月，王直伏法。王直的被逮是抗倭的重大胜利。

嘉靖三十七年（1558）三月，俞大猷督参将张四维等官兵船，追倭于九山等海洋，斩倭首41颗。四月，又督参将张四维等水陆官兵，斩倭首282名颗。七月，王直余党遁逃柯梅（在今舟山市东北），俞大猷部署参将张四维堵截。十一月，王直余党出海逃走，俞大猷引舟横击之，沉其乘舟，稍有斩获，余贼逃往福建。“大猷先后杀倭四五千，贼几平。”^[178]俞大猷在抗倭战争中立下了不朽功勋。

俞大猷的战功很大一部分是在海上取得的。俞大猷在海上作战未曾失败过。也可以说，明军在御倭战争中，在海上未打过败仗。为什么？当然和明军的官兵特别像俞大猷这样的将领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分不开，但其中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明军的武器装备，特别是战船优于敌人。正如抗倭名将戚继光所说：“夫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驱，全仗风势，倭舟自来矮小，如我之小苍船，故福船乘风下压，如车碾螳螂，斗船力而不斗人力，是以每每取胜。”^[179]可见在抗倭战争中，海船是对敌作战取胜利的重要保障条件。

2.援朝抗日的露梁海战。

万历二十年（1592），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并欲侵略中国。明廷应朝鲜之邀，出兵援助朝鲜，抗击日本的侵略。万历二十年十二月明军收复了平壤。之后，明军继续向南推进。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二十三日，李如松到达开城，准备一举攻下王京汉城（今首尔）。但由于碧蹄（在汉城北30里）失利，明军留驻于开城一线，不再向南推进。与此同时，日军也处于困境。于是双方展开了和谈。经过双方谈判，日军答应于四月初八，从朝鲜撤退并送还朝鲜二王子及大臣，明廷则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但直到万历二十四年（1596）日本也未完全撤军，而明军则完全撤出朝鲜。万历二十四年九月，明廷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实际丰臣秀吉根本不满足日本国王这一封号，暂时休战和谈只是缓兵之策。万历二十五年二月，丰臣秀吉部署再次侵朝，准备先攻占全罗、忠清二道。^[180]六月，日军大部队先后抵达朝鲜^[181]。七月，日军首先进攻朝鲜水军，并将其打败。控制了海上通道的日军，开始在陆地上分左右路发起进攻。右路以加藤清正为先锋，总兵力约64　300人，左路以小西行长为先锋，总兵力约49　600人。进攻的目标是占领全罗、忠清二道。

明廷册封丰臣秀吉不久，朝鲜就得知丰臣秀吉再次入侵的消息。朝鲜国王再次请求明廷派兵援救。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月十五日，明廷任命前延绥总兵署都督同知麻贵为备倭大将军总兵官（后改提督）。三月十五日任命山东布政司右参政杨镐为右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三月二十九日，以兵部右侍郎邢玠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兼理粮饷，经略御倭。调吴惟忠选员3　785名，杨元领兵3　000多名，以杨镐监督二将，克期前往朝鲜援救。

万历二十五年（1597）八月中旬，日军围攻南原。结果南原失守，全州失陷，明军退守京城，人心惶惶。这时，杨镐从平壤到汉城，人心始定。杨镐布置明军在稷山设防。九月初七日，日军到达稷山，明军乘其未及列阵，纵骑突击，挫败日军。

稷山之战后，日军南撤，在沿海一带布营屯驻。加藤正清屯于蔚山，小西行长屯于顺天，岛津义弘屯于泗川。这时，明朝援军已陆续赴朝，至十一月份已有4万余人。总督邢玠也于十一月抵达汉城，召集诸将，决定将4万人分成左中右三协。由左副总兵李如梅，中副总兵高策，右副总兵李芳春、解生分统。经理杨镐与提督麻贵率左右协为主力，专攻加藤正清，由中协进行机动配合。同时，由小部分明军同朝鲜军佯攻顺天，以牵制小西行长。

十二月二十三日午夜，明军从庆州分三路直捣加藤清正的蔚山。明军围攻蔚山前后12天，由于指挥失误和士气低落，功败垂成。

蔚山战后，总督邢玠决定继续请饷增兵，并请求明廷增调水军，水陆夹攻。万历二十六年（1598）二月，明廷任命副总兵都督佥事陈璘为御倭总兵官。陈璘的广兵、刘綎的川兵和邓子龙的浙兵先后调往朝鲜。邢玠把明军分为三路：东路由麻贵率领进剿加藤清正，中路由董一元率领进剿岛津义弘，西路由刘綎率领进剿小西行长。水路陈璘统水兵1.3万人，战船数百艘（一说500余艘）在海上策应。三路并进，水陆夹击。

五六月份，刘綎、陈璘等军陆续到达朝鲜。八月，丰臣秀吉病死，日军有撤退的动向。九月，明军和朝鲜军开始攻打盘踞沿海的日军。但三路明军均无战功，并颇有损失。不久，日军按照丰臣秀吉的遗命准备撤退。十一月十八日，东路的加藤清正烧毁了城堡，尽数撤出；中路十七日开始撤退，十八日也基本撤光；西路的小西行长也想撤，无奈明朝和朝鲜的水军封锁住海路，撤退受阻，于是他求援于岛津义弘。

十一月十四日，小西行长向陈璘请和时，陈璘曾放走其一只小船。朝鲜水军统制使李舜臣^[182]认为这是狡猾的小西行长请求援兵的。十八日，李舜臣说：“倭船出去已四日，援兵必将至矣。吾辈当往猫岛等处把截待之。”^[183]陈璘入朝之后，同李舜臣并肩作战，深深敬佩李舜臣的勇敢善战，足智多谋，于是听从了他的意见，将水师2.8万余人、战船800余艘做如下部署：令先锋老将邓子龙率军千人埋伏于露梁津海峡北侧，李舜臣军伏兵于南海岛的观音浦，陈璘自率大军泊于竹岛及水门洞港湾。

十八日夜，岛津义弘果然率七八百艘战船^[184]来援，与明、朝联军水军在露梁海域相遇。日军遭到明、朝水军的夹击，奔向观音浦，这时已是十九日清晨，入港的日军发现无路可退，只好掉转船头决一死战。李舜臣亲自擂鼓督战，首先冲向敌舰，被日船包围。陈璘率船冲入围中救援，也被包围。陈璘命令船只下碇，用炮火轰击敌船。日军则放鸟铳攻击陈的坐舰。陈璘命令军卒伏在甲板上，以盾牌掩蔽身体。日军以为明船上的战卒均被击毙，四下靠帮跳船，明军突然跃起，用长枪将跳帮的日军戳入大海。陈璘鸣金收兵，船上一片寂静，日军疑有诈，不敢贸然进攻，稍稍后退。突然明船喷筒齐发，很多日军船只被击中起火，日军被击毙和跳水溺死者甚多。这时李舜臣已冲出重围。年近古稀的明朝总兵邓子龙率勇士200名，跃上朝鲜船，奋勇追击日船，投掷燃烧的火毬向敌进攻。但在激战时，明军火器误中邓子龙船，船上起火。日军趁势围攻，李舜臣来援，邓子龙力战而死。李舜臣发现日军大楼船一只，3员日军将领在上指挥，就集中兵力实施攻击，并射死一员日将。包围陈璘的日船纷纷散去救援其楼船的主将。陈璘与李舜臣合力进攻日军，用虎蹲炮轰击敌船。这时，李舜臣胸部中弹，左右将其扶入帐中。他对侄子李莞说：“战方急，慎勿言我死。”^[185]李莞按照李舜臣的指示，以其名义，发布命令，继续督军作战。在明、朝水军殊死攻击下，日军败溃。此战共俘获日本舰船100艘，烧毁200艘，斩首500级，生擒180余名，溺死者无数。^[186]明、朝联军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明水师入朝前，日本水军在朝鲜沿海肆无忌惮。陈璘水师到后，日水师再也不敢横行。而露梁一战则使日水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可见明水师是有战斗力的，而这一战斗力和明水军所用的战船是分不开的。明战船与日本的战船相比仍占优势，特别是明战船所用之的火器，更具优势。

3.收复澎湖。

明代后期，荷兰人也把魔爪伸向中国。在明代，荷兰人的入侵大体可分3个时期：万历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1601—1605），天启二年至四年（1622—1624）和崇祯三年至六年（1630—1633）。

荷兰人第一次来中国是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其目的是打开中国市场。原因是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与西班牙人合并后的葡萄牙^[187]，禁止荷兰人进入里斯本的港口。荷兰商人不能从那里贩运到中国的货物，就自己到东方来，开辟贸易的市场。荷兰人派出两艘战舰、200多人^[188]于万历二十九年冬来到澳门港外，声言与明朝做买卖，不敢有劫掠行为。广东当局没有答应他们，税使李凤^[189]邀其首领进入广州城，游玩了一个月，因过去未曾有荷兰人入贡的记载，李凤不敢向朝廷报告，遂令其回去。

万历三十一年（1603），荷兰人再次入侵中国领海。先是万历三十年（1602）3月，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设立后，任命韦麻郎（Wijbrand　Van　Waerwijck）为15艘舰队的司令。万历三十二年（1604）为了打开中国通商的大门，韦麻郎亲自率领700吨和500吨的两艘大船和两艘中等的船，于七月十二日（8月7日）到达澎湖。因当时中国的汛兵已撤，荷兰殖民者“如入无人之墟，遂伐木筑舍为久居计”^[190]。

明泉州当局多次派人催促韦麻郎离去，韦麻郎就是赖着不走。福建南路参将施德政见几次交涉无结果，遂派都司沈有容率50艘战船，前往澎湖，令韦麻郎离去。《东西洋考》对沈有容与韦麻郎交涉有一段较为详细的叙述：(www.xing528.com)

沈多才略，论说锋起，从容谓夷曰：“中国断不容远人实逼处此，有诳汝逗留者，即是愚尔。四海大矣，何处不可生活?”嗣又闻珰使在此，更曰：“堂堂中国，岂乏金钱巨万万。尔为鼠辈所诳，钱既不返，市又不成，悔之何及！”麻郎见沈豪情爽气，叹曰：“从来不闻此言！”旁众露刃相语曰：“中国兵船到此，想似要与我等相杀。就与相杀何如？”沈厉声曰：“中国甚惯杀贼，第尔等既说为商，故尔优容。尔何言战斗，想是元怀作反之意。尔未睹天朝兵威耶？”夷语塞。^[191]

同时，施德政“严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诛”^[192]，“严守要害，厉兵拭甲……又声言预作火攻之策”^[193]。韦麻郎理屈词穷，兵力又不能与明军对抗，知道不能与明朝通贡，又处境困难，不得不于十月二十五日退出澎湖。

但荷兰殖民者并没有打消侵掠中国的野心。万历三十七年（1609）和万历四十五年（1617），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一再指示荷印总督，要求直接打通对华贸易通路。万历四十七年（1619），荷兰为了与葡萄牙、西班牙竞争，与另一个殖民者英国共同组织一个所谓“防御委员会”，第二年又组成联合舰队，准备更大规模地入侵中国。天启二年（1622），荷印公司总督库恩（Jan　Pietersz　Coen）决定以雷约兹（Cornelis　Reyersen）为司令，率领一支舰队前往中国沿海。库恩给雷约兹的训令是：

雷约兹要攻打并毁灭葡萄牙在澳门的殖民地，如有可能，可与派到马尼拉四周海道来破坏贸易的私掠船合作。

无论攻陷澳门与否，舰队应赶到福建沿岸，在澎湖群岛或台湾建立堡垒，并由此要求中国通商。如果未获巴达维亚总督同意，不得放弃堡垒。

如果中国人拒绝要求，必须用武力打开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准许与日本及中国海盗合作。

如果发生战事，尽可能俘虏中国人送到巴达维亚使用。

舰队运载213 588里拉及大量胡椒、檀香和铅以便通商，此外在巴达维亚储存750 000里拉备用。^[194]

从这些训令中明显地看出荷兰殖民者的侵略者嘴脸。

1622年4月10日雷约兹率领8艘舰船、1　024名水手和士兵^[195]，由巴达维亚出发，中途与其他4艘船会合，到达澳门后又有两艘兰英联合舰队的船加入。这样共有舰船14艘。^[196]1622年（天启二年）6月24日，荷兰殖民者进攻澳门，结果大败，死136，伤126人^[197]。雷约兹见攻打澳门没有希望，就自己率领9艘船于6月29日，扬帆北上，前往澎湖。7月10到达澎湖，明朝的10艘巡逻船和几艘渔船，见比自己较强的荷兰舰队，没有回击而回到泊地。7月27日，荷兰人启程入侵台湾，当天就到达安平港，然后又沿岸南下，以寻找良港，但无一港湾胜过安平，遂于7月30日返回澎湖岛。根据总督的训令，荷兰人于8月2日开始在澎湖岛上筑城和建棱堡。在筑城的同时，荷兰人于8月派人到厦门要求通商，同时也派军舰到大陆沿岸进行窥探。荷兰的代表在浯屿见到守备王梦熊，不仅提出了通商的要求，还提出中国人既与荷兰人贸易就不能再同葡萄牙和西班牙人进行贸易。9月10日，王梦熊带来了总督商周祚的信，拒绝荷兰人的通商要求，并要他们离开澎湖，拆毁炮台。荷兰人见用谈判不能达成与中国通商的目的，就按照总督库恩的指示，用军事手段打开中国的大门。10月2日，东印度公司委员会决定对中国采取敌对行动。

福建巡抚商周祚言：

红夷自六月入我澎湖，专人求市，辞尚恭顺。及见所请不允，突驾五舟，犯我六敖。六敖逼近漳浦，势甚岌岌。该道程再伊、副总兵张嘉策多方捍御，把总刘英用计沉其一艇，俘斩十余名。贼遂不敢复窥铜山，放舟外洋，抛泊旧浯屿。此地离中左所仅一潮之水，中左所为同安、海澄门户，洋商聚集于海澄，夷人久垂涎，又因奸民勾引，蓄谋并力，遂犯中左，盘据内港，无日不搏战，又登岸攻古浪屿，烧洋商黄金房屋船只，已遂入泊圭屿，直窥海澄。我兵内外夹攻，夷惊扰而逃。已复入厦门，入曾家澳，皆即时堵截，颇被官兵杀伤。^[198]

西方人记载当时的情况是：东印度公司决定对中采取敌对行动两星期后，荷兰人一支8艘舰船、422人组成的舰队，由尼文律（Van　Nienwenroode）率领到达福建沿海。他们到了厦门入口处的虎头山，毁了80艘民船，开始分几个地方登陆。入侵澎浪屿的荷兰殖民者，焚烧马尼拉商人黄合兴房屋船只，俘虏200名中国人，押到澎湖，然后转运到巴达维亚。在此次行动中，殖民者大肆杀戮。当时格罗宁根号船长威廉·庞德古供称：“我们就于30日（1622年11月）率领七十名火枪手攻打这些村庄，居民都跑到碉堡里去，我们也追到那里去；他们冲出来两次，那种可怕的啼哭声和嚎叫声真像世界末日来临似的。他们拼命想冲出来，我们挡住了他们，用刀砍他们的头，用火枪射倒了一些人，他们又急急忙忙地逃回去……我们又把他们赶回碉堡，把他们全部杀死在那里。”^[199]由此可见，这些侵略者是何等的残暴。

荷兰人烧杀劫掠，但其无力在陆上建立据点，登陆后的荷军并不占有优势，即便在水上，他们也没有太大的优势。荷军的船大，但运转没有中国船灵活，一旦停泊在港口易于受到中国的火攻。所以后来尼文律写道：“听到这里（指日本）发动大军侵略朝鲜，反对中国，但中国能够经得起考验，日本人虽然深入攻占了许多堡垒和据点，但终于被迫撤退，这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我们在中国作战，在舰上的炮火支援下，仅有足够登陆的兵力，我们明白，距离成功还很远。根据我的判断，虽然不一定正确，用武力迫使中国人屈服是极端困难的。”^[200]事实确也如此。荷兰人想用军事入侵达到其通商的目的，但是军事的入侵激起了中国人的更强烈的反抗。由于荷兰人掠夺沿海居民，过去与其私下进行贸易的人再也不敢去澎湖，过去与其进行贸易的商人也不再同其做买卖。

军事上的失败使荷兰人感到征服中国的困难太大，于是“遣人请罪，仍复求市。盖夷虽无内地互市之例，而闽商给引贩咬 吧者，原未尝不与该夷交易。今许止遵旧例，给发前引，原贩彼地旧商，仍往咬 吧市贩，不许在我内地，另开互市之名。谕令速离澎湖，扬帆归国。如彼必以候信为解，亦须退出海外别港以候，但不系我汛守之地，听其择便抛泊”^[201]。荷兰殖民者一面“指天说誓，自谓拆城远徙”；一面在澎湖“修筑如故”^[202]。但荷兰殖民者“以讲和愚我，以回帆拆城缓我，今将一年所矣，非惟船不回，城不拆，且来者日多，擒我洋船六百余人，日给米，督令搬石砌筑礼拜寺于城中，进足以攻，退足以守”^[203]。

天启三年（1623），荷兰殖民者在澎湖除继续修筑城堡外，并派军舰劫掠中国通马尼拉的商船，还是那个庞德古供称：“五月一日（1623），我们在航程中遇见一只开往马尼拉的中国大帆船，载着价值千金的货物和二百五十个人。我们抢夺了这只船，把掳到的大部分中国人放在大船上，剩下二十到二十五个人放在帆船上……夜里把全部中国人都关进船舱里去，舱盖上用杠杆拴住……我们把这些中国人以及从别条船上带来的中国人全部带到澎湖去，把他们两个两个地绑在一起，总数大约有一千四百人，叫他们运土造堡垒，造好后再把他们运到巴达维亚卖出去。”^[204]这些被强迫修城堡的中国人，由于在烈日下的高强度劳动和不得饱食，千余相继死去^[205]。而造完城堡后运往巴达维亚的中国人也多被折磨而死。1624年1月3日荷兰印度总督彼得·卡宾特（Pieter　de　Carpentier）在给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报告中写道：“我们的人在澎湖搜集了中国人一千一百五十名，一半因疾病、饥饿及强制劳动而死，剩有五百七十一名中国人乘Zienick　Zee号舰来吧城。中途死去四百七十三名，剩下九十八名，到达的时候又因水病死去六十五名，生存者只三十三名而已。”^[206]卡宾特只是讲了一批中国人的遭遇，实际荷兰殖民者残害致中国人死亡的绝不只是这些。张维华先生在《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利四国传注释》中转引他文说：“当荷人俘掳华人至澎湖时，使之担土筑堡，及堡筑毕，则转卖于Bantam为奴隶，计被卖华人凡千四百或千五百人也。”又转引他文说：“荷人于攻取澳门失败后，即驶至澎湖，筑堡自守，惟工人稀少，不足役使，遂至福建濒海之地，夺获小舟六十只，而被俘中国人，则不知凡几。其因饥饿及虐使而死者不可计，而其发遣爪哇役为奴隶者，约为千四百人或千五百人。或言其死于虐使及饥饿者，为数亦与此相等。”总之，殖民者的残忍，令人发指。

荷兰殖民者占据澎湖，严重危害着福建沿海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澎湖为“海滨要害，屏蔽八闽，通吕宋、琉球、日本诸国必泊之地，商渔鲊艋日往来以千数”^[207]，而自荷兰殖民者占据澎湖，“渔船不通，米价腾贵”，去东西洋经商者“内不敢出，外不敢归”^[208]。荷兰殖民者不仅占领我国的领土侵犯我国的主权，还严重的危害着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所有这些理所当然地要遭到中国人民的反抗。

在多次催促荷兰人赖着不走的情况下，明廷决定以武力赶走敌人。当时福建巡抚南居益指出：“看得夷情反复，既经投款，复皆占据澎湖、北港，往返宣谕，实为无益。其停泊风柜仔，乃澎湖信地，此外若语（浯）屿、白坑、东椗、莆头、古雷、洪屿、沙洲、甲洲等处，皆漳、泉内地，亦敢于任情出入矣。每称拨船往日本，既明示我以勾倭之意，而巨寇如李旦辈，又阴载以为内向之媒，狡夷盘据日久，变诈百出，要挟不已，必至狂逞，除行该道查审逃回商稍，以杜奸细，仍檄巡海各道，选将练兵，倍加提防，俟兵力稍克（充），相机进剿。”^[209]南居益是天启三年（1623）二月代商周祚为福建巡抚的。他上任不久，就提出了对荷兰殖民者要采取选将练兵，倍加提防，相机进剿的方针。八月，他又上书朝廷说：“（荷印总督）已大集战舰，议往澎湖求互市，若不见许，必至构兵……为今日计，非用兵不可。”^[210]并具体指出：“申明大义，奖率三军，就见在营寨之兵，联为战争之具。檄行各道将略，抽水兵之精锐五千，列舰海上，以强渡澎湖声讨之势。仍分布水陆之兵，连营信地，以为登岸豕突之防。”^[211]准备以精锐的5　000水兵进攻澎湖之敌，同时加强沿岸的防守。九月，南居益再次上疏，明廷指示：“红夷狡诈，为患方深，巡抚官着督率将吏，悉心防御，作速驱除，有不用命的，俱照军法处治……一切安攘事务，俱听便宜行事。”^[212]明廷已下达了剿除窃据澎湖的荷兰殖民者的命令。南居益接到此命令后，令漳州和泉州二府募兵买船，进一步做进攻澎湖的准备。

天启三年（1623）十二月二十日，明军四五十艘先锋战船已出现在澎湖群岛的北端。天启四年（1624）正月初二，由守备王梦熊率领的明军由吉贝（在今澎湖岛北吉贝屿上）突入镇海港（在澎湖北60里，为镇海屿上一港口）一边垒一石城为营，一边奋力进攻敌人，敌人被压迫在风柜（在澎湖南20里）一城。当月，南居益又派加衔都司顾思忠率领舟师到澎湖镇海，进行策应。明军多次与荷兰殖民者作战，并有所斩获，但荷兰殖民者仍然顽抗，不肯撤走。南居益担心师劳财匮，遂进行第三次增援，派海道副使孙国桢督同水标游击刘应龙、澎湖把总洪际元、洪应斗驾船与五月二十八日直达娘妈宫（即今澎湖马公），察看夷人所占风柜的形势。风柜三面临海，只有莳上屿一线可通，而敌人又绝断深沟，派兵船戍守。根据这种地形，明军决定先攻戍守的敌船，再攻敌城，只要消灭了敌船，敌城就不难攻取。六月十五日，明军誓师进攻。这时明军有各种战船200艘，兵万人，而荷兰殖民者只有13艘战舰，这些战舰的士兵加上守城的士兵也只有991人，且其中还有118人是没有战斗力的年少者。荷兰舰队司令雷约兹在这之前曾多次提出辞职，但总督府直到1624年5月初才推荐松克（Martinus　Sonck）为其继任的人选。松克上任时得到的训令是确保澎湖岛并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但当他8月3日来到澎湖同雷约兹交接工作时才发现“对敌方而言，我们的军力真是薄弱得可怜”。他已经明白不可能与明军长期对抗。当时巡抚南居益一方面运火药、火器接济进攻澎湖的明军，一方面指示明军做如下部署：守备王梦熊直趋中墩扎营，分布要害，断绝敌人的水源，防止敌人登岸，攻击敌人的舰船；把总洪际元等为策应部队，移兵船于镇海营前，直逼敌船，候风顺时水陆并进。七月初二，松克已经无计可施，遂派一头目携带通事赴镇海营，面见明军将领，求开一路。明海道孙国桢和游击刘应龙严厉谴责荷兰殖民者的头目，令其迅速归还澎湖，迟则大军攻剿，歼灭无遗。初三日，明军分三路齐进，直逼敌城。敌惊恐万状，于十一日竖起白旗，差遣头目和通事至娘妈宫，“乞缓进师，容运粮米上船，即拆城还地”。海道孙国桢“恐攻急彼必死斗，不如先复信地，后一网尽之为稳，姑许之”^[213]。七月十三日，荷兰殖民者果然开始拆城和运米上船，撤离澎湖，二十八日尽毁门楼，全部撤离^[214]。但荷兰殖民者又转而入侵台湾。

4.粉碎荷兰人侵扰。

占领台湾的荷兰殖民者不仅残酷地压迫剥削我台湾人民，而且还以台湾为基地，不断侵扰福建沿海。崇祯三年（1630），荷兰人犯中左所（今福建厦门）。当时，郑芝龙募龙溪人郭任力，率10余人，夜潜荷兰人船队，焚毁其船只，荷兰人逃遁。

崇祯六年（1633）六月初六，荷兰侵略者大小船20余艘夹攻南澳（今广东南澳），官军拒敌血战，17人阵亡，把总范汝樛受重伤，虽焚敌船6艘，但自己船被焚10只。六月初七日，敌船乘风势突袭中左。中左乃张永产的汛地，但张永产正在泉州筹措粮饷，其部将蔡全斌遇敌，战船被烧5只。五虎游击郑芝龙刚从广东回来，正在中左岸上清洗船只，被敌焚烧战船10只。十六日荷兰侵略者又犯青澳港，二十六日犯剌屿打石澳，七月初八日再犯中左。^[215]在荷兰殖民者频频入侵的形势下，福建巡抚邹维琏八月十二日亲至漳州，檄调郑芝龙、高应岳、张永产、刘应宠、邓枢、王尚忠等，大集舟师，决心痛歼入侵之敌。

战斗于九月初一打响。当日明军在澎湖大屿焚敌夹版船一只，焚溺敌数百人，生擒敌酋1人，敌兵6名。九月十五日，得报荷兰侵略者船9只，海盗刘香船50余只，自南北上，游移外洋。二十日早五鼓，明水师150余艘，其中有56艘极大的战船^[216]，自围头（今福建晋江市南金井镇南围头）启航，直向料罗（今金门东料罗）扑去，分成两路夹击侵略者的夹版船。参将陈鹏协同陈麟、朱华、吴华，攻焚大夹版一只。游击郭禧、胡美、林察、陈秀、陈经武、方玑、袁德等船联络互进，攻焚夹版船2只。哨官张梧、千总郑彩、捕盗黄胜，不顾个人安危，冒险夺获敌夹版船1只。侵略者的另外5艘夹版船在明水军的打击下，狼狈逃窜。陈鹏、郭禧、胡美、陈麟奋勇当先，生擒出海夷王呷咇啴吧 。这一战“千总哨官等各献生擒红夷共八十四名，首级五颗，哨船一只，贼妇二口，小厮一名，海贼一十九名，又据解到大铳六门，小 二门，鸟铳一十三门，剑十把，铁鍪一顶，铁甲一领，火药六筒，续又据陈鹏解到番书七本，海图一面，番剑一口，陈秀解到铁甲项圈并掩心共三块”，明军“阵亡者八十六名，重伤者计一百三十二名”^[217]。明军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获大胜，称作料罗大捷。“料罗之役，芝龙果建奇功，焚其巨舰，俘其丑类，为海上数十年所未有。张永产擒活夷十名”，“论功除芝龙外，莫多于永产者”^[218]。

邹维琏组织的这次歼击入侵福建沿海荷兰殖民者的战斗，从九月初一日开始，到九月二十日结束，历时二十天，“生擒夷酋一伪王，夷党数头目，烧沈夷众数千，计生擒夷众一百一十八名，馘斩夷级二十颗，焚夷夹版巨舰五只，夺夷夹版巨舰一只，击破夷贼小舟五十余只，夺获盔甲、刀剑、罗经、海图等物皆有籍存，而前后铳死夷尸，被夷拖去，未能割级者累累难数”^[219]。这确实是了不起的胜利，而取得这次胜利的原因有：①邹维琏集中了福建的水军，明军以150余艘战船对付敌人9艘夹版船和刘香的50余艘战船，形成了以众击寡的优势；^[220]明各支水军密切合作，相互联络，相互支援，对敌夹版船穷追猛打；③将领身先士卒，官兵同仇敌忾，不畏强敌，勇猛作战。这一仗打出了明水军的威风，打掉了荷兰侵略者的气焰，使其“不敢窥内地者数年”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