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与楚的关系及蜀文化的影响力

蜀、楚两地，江水上下，一苇可航。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古蜀文化就同先楚文化的居民发生了较多的经济文化关系，三星堆文化的某些陶器形制即顺江东下，深刻地影响了三峡以东长江沿岸鄂西的新石器文化^[118]，对先楚文化来源之一的江汉地区路家河文化产生了若干明显的影响。青铜时代早期，即相当于中原夏代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已近成熟的川西平原蜀文化仍然长期持续地不断东进，给鄂西地区的先楚文化以继续影响。

大致说来，在夏商时代，蜀文化对鄂西先楚文化的影响和传播是持续有力的，而蜀文化东传的轨迹似乎也以此为限，考古学上未见其继续东进分布的趋势。其时楚文化尚未形成，据史籍所记，鄂西长江沿岸居住着称为“荆蛮”、“楚蛮”的土著原始部落。从当时长江上、中游之际的文化进化和政治演进来看，先进的蜀文化顺江东下，播染于鄂西，符合文化扩张的法则，而鄂西土著文化却难以溯江西上，深入蜀文化区，也并不奇怪。因此，总的说来，夏商时代，作为整个长江上、中游之交最发达的蜀文化，其影响力和文化传播力超过了这一流域包括先楚文化在内的任何一支文化。

西周时代，蜀王国势力蒸蒸日上，蜀文化继续不断沿江东进。湖南发现的“楚公”青铜戈^[119]，事实上就是“蜀式戈”，仅铭文为后世加刻^[120]。此戈年代，从铭文看，“楚公”为楚国熊咢之子熊仪^[121]，时为西周晚期周宣王之时^[122]，可见此戈入湘年代还在周宣王之前，反映了此期间蜀文化东进的史迹。

楚文化的形成期是在春秋中叶^[123]。从春秋中叶到战国中叶，蜀、楚文化互有交流，蜀文化东进的势头较之以往明显减弱，而迅速上升、发展很快的楚文化却溯江西上，在与蜀的文化交流中处于优势地位。显然，这种状况是与两国实力的消长完全一致的。

蜀、楚两国的统治者王族，据《大戴礼记·帝系》、 《山海经》、屈原《离骚》、《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和《楚世家》等古籍所述，均同为帝高阳颛顼后代，是颛顼一系的不同分支。于蜀，与颛顼的关系始于蜀山氏，“历夏、商、周”^[124]，不过蜀国王族并非一系相传。于楚，自偁、老童之后，经祝融吴回一系相传^[125]，为陆终氏少子季连一脉之后，楚王族以熊为氏，即始于季连之孙穴熊^[126]。大概由于同为颛顼苗裔之故，当然加上其他诸多原因，夏、商时代楚地文化面貌近蜀，西周时代早期楚文化有明显的蜀文化因素，看来就是极其自然的。

直接记述战国时代蜀、楚关系的文献材料，仅见于《史记》所载两条，并记一事。《六国年表·楚表》载：“蜀伐我兹方。”《楚世家》载：“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扞关以拒之。”兹方，正义引《古今地名》云：“荆州松滋县，古鸠兹地，即楚兹方是也。”松滋，今县，在今湖北宜都东南，距离楚之郢都（今湖北江陵）的直线距离不过百余公里。扞关，《史记集解》云：“李熊说公孙述曰：东守巴郡，距扞关之口。”《史记索隐》云：“《郡国志》巴郡鱼复县有扞关。”据此，此扞关在今四川盆地东部奉节。楚肃王四年为公元前377年，时值吴起在楚变法失败以后。蜀于此时长驱直入，挥师于楚之腹心，不能不说蜀国势力炽盛。(www.xing528.com)

蜀、楚之间，地域毗邻，有水路陆路相勾连，相互间自然会发生若干经济文化交流。又由于所处自然生态环境颇相近似，因而无论在经济类型还是人们的气质、性格、民风、民俗等方面都比较接近。《汉书·地理志下》记载：“而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所说汉中，是指楚之汉中郡地。足以证明蜀、楚经济文化的交流，除政治原因外，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一种自然过程，历史的、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原因起着十分显著的作用。而这些和平因素，是政治所不能也无法完全左右的。当然，这些现象主要是大量地发生于两国的民间。

战国时代蜀、楚漆器制造业都很发达，相互间都曾发生过较大影响^[127]。蜀国漆器对楚的影响，明显表现在髹漆、器形、纹饰等各个方面。楚国漆器对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漆器图案中的神怪、神兽等母题当中，尤其在时代稍晚的“成市”和“工官”漆器上，这一点愈益明显。

图4－18　四川青川县郝家坪战国墓出土的漆鸱鸮壶

蜀、楚两国境内都有众多濮人，这是两国经济文化比较接近，交流比较畅通的原因之一。而且，蜀地濮人的某些支系，似乎还是从荆楚之地迁徙而来。例如川西南的僰人，《礼记·王制》说“屏之远方，西方曰棘”，郑玄注：“棘，当为僰。僰之言偪，使之偪寄于夷戎。”僰人就是居于荆棘所制棘围之中的濮人^[128]，而此习俗与楚地有关^[129]。这些原居江汉的濮人入蜀，对蜀地的开发作出了同样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