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学家，无论汉学或者是宋学都无一例外地轻视文章之学。学者研究经传的目的在于挖掘和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以达到经世致用之目的。宋学创始人之一的程颐就曾经说过：“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1]朱熹也认为古人治学文道是不分的。他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又说“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2]。清学开山顾炎武亦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3]。
然而，正人君子说归说，《左传》毕竟不是“卖饼之家”的《公羊传》，其文学价值早已为人所重视。虽然《左传》《史记》等历来被称为信史，以质为主，文为辅，但并不是说文采不重要，孔子也曾赞成和主张“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以及“文质彬彬”等观点。西晋杜预曾把《左传》记事手法概括为“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4]。这些评论与其说是解经方法，倒不如说是对其文法的高度评价。我国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在其《史通·直书》篇中主张修史当以“实录直书为贵”，不虚美，不隐恶，叙事以“简要为主”，和“宜尚典实”等。同时他对叙事、句子中的词语选择、篇章的起承转合以及修辞方法的使用等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然而，刘知几对作为史书的《左传》的文学价值却情有独钟，早已超出史学理论而进入文学评论的范畴。如在《申左》中，其对《左传》的用词、修辞、谋篇结构等评点就倾注了文学评论家的感情色彩，他评论《左传》辞令时说：“《左氏》载诸大夫辞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5]又如他评论《左传》叙事风格时说：
《左传》之叙事也，述行师则薄领盈视，叱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如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6]
清人林纾在《左传撷华序》评价左氏的叙事为“天下文章能变化陆离，不可方物者，只有三家：一左、一马、一韩而已”。桐城派大师方苞在《左传义法举要》之《韩之战》后评价《左传》文法，称其为“叙事之文，义法精深，至此所谓出奇无穷，虽太史公、韩退之不过能仿佛其二三，其余作者皆无阶而升”。关于《左传》的叙事手法之娴熟与繁富，当代人张高评竟然能总结出三十种：正叙、原叙、顺叙、逆叙、对叙、类叙、侧叙、带叙、串叙、虚叙、追叙、连叙、插叙、暗叙、直叙、婉叙、平叙、言叙、语叙、琐叙、补叙、陪叙、突叙、预叙、提叙、结叙、拖叙、错叙、搭叙、夹叙[7]。张高评对我国最早的记事性历史散文的文学价值的评价，以及对后世我国文学的影响抬高到令人瞠目的地步，他称赞《左传》有“文章体裁之集林”，“为古文家法之宗师”，“为骈体文章之先河”，“为神话小说之原始”，“为通俗文学之远源”，“为传记文学之祖庭”，“为叙事文字之规范”，“为说话艺术之指南”等。其实这些对《左传》文学价值的称赞未必名副其实，如《左传》人物心理描写和具体的形貌刻画等都很难与后来的文学作品媲美。(www.xing528.com)
据陈望道考证，“文法”一词最早出现于《史记》中，指规则、法律而言。到宋代，“文法”成了文理、文势、作文、修辞的同义词。从文法的角度研究《左传》前人早已有之，如宋代的徐晋卿有《春秋经传类对赋》，李宗道有《春秋十赋》，毛友撰有《左传类对赋》等，除《春秋经传类对赋》等少数作品外，多数没有流传下来。因为考据学笼罩整个清代的学术，而从文法角度研究《左传》成果，历来又不能登大雅之堂，所以《四库》以及《续四库》中几乎难以见到这类作品。但从《续四库提要》和《中国丛书综录》等材料中，可以查到的这方面的著作至少有二十部，而且主要集中在清前期，似乎是承续了毛宗岗、金圣叹等人的评价戏曲、小说和史书的余绪，并扩而大之，进入经学领域。其中综合评点《左传》文法且水平较高的学者及其专著，所见到的主要有韩菼的《批点春秋左传纲目句解》八卷、王源的《左传评》十卷、冯李骅的《左绣》三十卷以及方苞的《左传义法举要》一卷等。
另外以连珠修辞手法研究《左传》内容的专著有二部：王武沂的《左传绀珠》和俞樾的《左传连珠》，从文学评论的价值方面来说，远不如上述综合评点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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