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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大学职能:教师发展与教学方法管理

时间:2023-09-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各校不但在人才选聘上下工夫,在创造条件、提高教师教学能力上也各有做法。1903年12月,张百熙选派31人赴日本留学,16人分赴欧洲各国留学。随着中国近代大学职能的发展,大学对教师进修管理也偶有出现。(二)改进教学方法的管理中国近代大学在教学方面的管理活动,还体现在对教学方法的改变管理上。允许不同学派自由发展、自由讲学。任鸿隽严厉批评这种被动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视野狭窄、毫无用处的现象。

中国近代大学职能:教师发展与教学方法管理

各校不但在人才选聘上下工夫,在创造条件、提高教师教学能力上也各有做法。

(一)提高教师能力的进修管理

如前所述,中国近代大学教师获得学术假期是当时普遍的现象,而除了学术假期之外,中国近代大学也有一些为提高大学教师专业素质而进行的进修管理活动,只是有关进修的管理活动比较零散、不成体系、无连续的脉络。早在中国近代大学建立初期,就有了有关的进修管理活动,比如,在中国近代大学培养人才为主要职能时期,张百熙提出对当时教师队伍的建设的宗旨,希望“先造就一班师范人材,以储师资。青年有志的官吏,亦容许他们接受新教育,预备青黄不接时代的任使”[89]。为了培养未来高校的教师,张百熙奏派学生赴日本和欧洲各国留学学习专门知识,以便学成回国后充任京师大学堂教习。1903年12月,张百熙选派31人赴日本留学,16人分赴欧洲各国留学。张百熙在京师大学堂的上述做法,较早地以长远发展的视角对待中国近代大学的建设,为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的发展储备了人才,是中国近代大学教师专业发展中比较重要的行动。

随着中国近代大学职能的发展,大学对教师进修管理也偶有出现。比如中山大学曾派出教师出国进修,派医学院黎希干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细菌学,并考察公共卫生事业;派杨简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进修病理学;派李挺赴美国考察医学,顺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卫生学研究所参观。该校文学院、法学院师范学院也都曾派出教师出国深造。如,1946年8月,文学院讲师钟日新赴美深造;10月,陈安仁先生休假赴美进修。1947年4月法学院教授雷荣珂、师范学院院长蔡乐生赴美国进修[90]。无独有偶,方权轩担任华西协和大学校长时,认为抗战胜利后,西部大学在聘任教师上困难较大,他除尽力延揽并保留优良教授外,有计划地大批地派遣教师出国留学和讲学,既培养了本校师资,又交流了东西方文化[91]

通过派出教师留学进修等形式,使得本校教师专业能力获得较快的发展,为教师发展提供了一个快捷而有效的途径。

(二)改进教学方法的管理(www.xing528.com)

中国近代大学在教学方面的管理活动,还体现在对教学方法的改变管理上。通过一些管理活动,来改变当时教师陈旧的教学方法,使得教学活动开展得更加顺畅,同时也使得大学教师的教学能力得到提高。比如,蔡元培对旧大学钳制思想、独尊儒术,造成思想沉寂,十分不满。他反对学术研究中的抱己守残,主张“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92],他认为,大学应是囊括大典、网罗百家的地方,应实行学术民主、百家争鸣。允许不同学派自由发展、自由讲学。主张教师在教学中还注意吸收国外最先进的科学文化[93]。还比如,任鸿隽在出任四川大学校长时,该校教学比较陈旧沉闷,不少教师多年只使用一本讲义,上课读讲义,学生抄讲义、背讲义,考试时也是复述讲义。任鸿隽严厉批评这种被动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视野狭窄、毫无用处的现象。他发动教师进行课堂教学改革,其主要做法是:“第一,调整各系课程,按照由浅入深的次序循序渐进地安排,体现基础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连贯性、系统性和科学性;同时砍去一些陈旧的无用课程,增加反映科学最新成果的新课程,以扩大大学生的基础。第二,减少专任教授课堂讲授时数,由过去每周20多个学时全部减至20学时以内,其余时间安排为教授和学生共同探讨与研究问题;教授的课堂讲授以启发性的纲要式为主,逐步废除讲义制而代之以参考书制和概要制。第三,通过校务会议明确规定,教授讲课不得漫无边际、有头无尾,要循序渐进“竟其所学”[94]

这些做法为教师发挥自身专长、灵活选用教学方法、自由讲学、自由研究营造了风气。同时也规范了教师教学行为,对提高教师教学能力起到了促进作用,使得大学教师素质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三)促进教师参与课程的管理

在教学方面的管理活动还体现在一些促使教师参与课程的管理上,这使得大学教师的教学能力中的有关课程参与等素质得到了发展。如,在培养人才职能为主阶段的较早时期,张百熙就认为“学堂又以编译课本为第一要事”,他要求大学堂各科教习,除西学可采用其他译本外,其余均自编讲义。当时各科教习都在讲义编撰上作了努力,各科讲义满足了当时教学的需要[95]。到1914年胡仁源担任北大校长,北京大学成立了教科书编委会,编写教材和教授要目;添购教学设备;整理图书,重新编订目录,增设阅览室;培养专门学者,加强教师培养等[96]。这些都为当时的教学活动顺利开展创造了条件。

大学在促进教师参与课程的管理还包括管理大学教师编撰讲义、教材等活动。如,1931年4月蔡元培在大东书局做《国化教科书问题》的演讲,指出采用外国教科书是文化落伍国家接受现代知识所“不得已的过渡办法”。由于外国教材中所举证明学理的实例,都取材于国外,和中国实际有许多不相符合之处,用来教中国学生,致使学生“学习时既不免有隔膜倘恍的弊病,将来出而应世,亦不能充分应用”。蔡元培极力提倡大学教材的中国化,即由中国人自己来编写出版教科书,以适应高等学校发展的需要。1932年,蔡元培领衔国内外各大学及研究所的学者共56人,与商务印书馆合作,成立了“大学丛书”编辑委员会,自编中国大学教科书[97]。这些做法对近代大学教师参与课程有着促进作用,使得他们的教学能力的相关素质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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