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大学教师发展与职能演化

近年来对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而且相关研究几乎都是国内研究，国外对此问题的研究基本没有涉及，相关研究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1.近代大学教师聘任问题的研究

对聘任制度发展研究。有研究者指出，中国近代高等学校创办之初，大学的教师聘任制度基本上沿用了西方的高等学校的聘任制度^[42]。在近代大学发展过程中，大学教师聘任规范文件也相继出现，有研究者对《大学令》《修正大学令》《大学教员资格条例》等文件中有关大学教师聘任制度的规定情况做了分析^[43]。

邓小林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分析：自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到1949年4月22日国民党政权南京败退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国立大学教师聘任制度愈来愈细致化^[44]。他还论及：南京政府时期专门言及国立大学教师聘任制度方面或者其他事宜的法律规范虽然只有《大学组织法》与《大学法》两件，但是涉及大学教师聘任这一问题的法律文本却还有《条例》与《暂行规程》，即一共四件。在数量上看似乎还少了一些。但是其实际内容，特别是关于教师资格和聘任权限方面之规定，却远比北洋时期详细^[45]。

有关教师的聘用标准研究，有论者提出：“清末和民初的公立、私立专门学校均已有明确规定。在民国初期，与国立和省立大学不同，私立大学的教员聘任之标准，有着明显的政策规范。”^[46]还有论者认为：在聘任教员的实际过程中所实行的标准，不仅与部令有异，即便校与校间，也各具特色^[47]。并分析了当时对中外教师聘任标准上的差异状况^[48]。

有研究者具体分析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聘任实践，分析了蔡元培、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的聘任情况^[49]。并分析在清华聘任操作中，一是重发教授聘书，二是改善教授的待遇，三是在对旧有良好教授重聘与增加其待遇之同时，还要增加良好教授^[50]。此外，作者还论述了四川大学、重庆大学、广东大学等校的聘任实践^[51]。

此外，有论者论述了教师聘任中的非制度性因素，指出校长之因素，熟人或准熟人的社会关系因素；派系、个人利益或政治之因素，是近代中国国立大学中非制度性聘任现象^[52]。并论及“本土派”与“海归派”，教学、科研与聘任之关系^[53]。

2.近代大学教师流动问题的研究

有研究者从近代大学教师流动的原因、流动机制、流动对近代大学教师构成的影响、流动对近代大学教育的影响四个层面进行了研究^[54]。并归纳剖析了影响大学教师流动的六大影响因子：思想的论争、校长的教育理念、学术共同体及其学术交流、政治干预、经济状况、战争压力等。

作者从桐城“古文派”与江浙“新思潮派”对北京大学的争夺^[55]；东南大学“学衡派”与北京大学“新文化派”的抗衡；“新文化派”的分道扬镳：学术与政治的不同取向^[56]四个方面，来阐述思想的论争与教师的流动关系。接着分析了蔡元培、郭秉文、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等校长的治校思想与他们各自所在大学教师流动的关系。

在分析学术机构、学术交流与教师流动关系上，作者通过对中国科学社、清华国学研究院、南开经济研究所成立；互换教授、借聘教授、学术演讲活动；派遣教师出国进修、研究、考察及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等因素的分析来加以阐释。然后作者分析了东南大学“易长风潮”，以及1927年夏“由于奉系军阀实行白色恐怖、倒行逆施”等政治干预与教师流动。最后研究者通过北京高校教师的“索薪”运动^[57]；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活动的分析，解释经济窘迫、战争压力与教师流动的关系。

3.近代大学教师的结构研究

有论者从地缘结构、知识结构、性别结构、国籍四个层面专门讨论了近代大学教师的结构状况。

在对地缘结构分析上，作者指出：近代中国多个世界的区域性差异，加剧了江浙沿海等地区在经济水平、思维观念等方面与其他地区的不同。统计大学教师的籍贯，就会发现，地域化的文化环境在大学教师的养成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并具体分析清华大学1927年到1937年十年间的教师籍贯结构^[58]。

对知识结构的分析，指出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从一开始就取比较开放的姿态，在对待西方自然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诸领域，多表现出强烈兴趣，并且相继在中国大学里开设相关专业，日益完善现代学科体系。大学教师的知识结构的变化不仅表现在丰富现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即使在国学领域，从研究方法到着眼点也在发生着变化^[59]。

还分析了近代大学教师的性别结构，该论文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近代妇女也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作者指出一些女性在美国留学后，回国任教。这些留学回国的女性是大学女性教师的第一个来源。大学女性教师的第二个来源是大学聘请的外籍女性教师^[60]。

此外，在对中国近代大学国籍结构分析上，指出近代最早参与中国教育事业的外籍人士是传教士，到1925年，在华教会大学中，教师人数达465人，其中，本土教师181人，外籍教师与本土教师的比例约为2∶1。大学（包括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是外籍教师较集中的地方。比较而言，私立学校用外籍教职员的比例较高。在华服务之大学教职员以美国为最多^[61]。

陈媛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近代大学教授群体的形成因素、结构特征、社会角色等。在论述中国近代大学教授群体形成的历史线索基础上，详细分析了教授群体的要素结构、能级结构和个性结构等多种结构形态的状况，并从结构形态演变上回答中国近代大学教授群体“是怎样一群人”的问题。接着从教授群体对中国近代社会和大学发展的作用出发，重点分析教授群体多重角色及其社会影响，分析中国近代大学教授群体的社会及教育作用。较为系统全面地反映了中国近代大学教授群体的学术生态状况^[62]。(www.xing528.com)

还有学者对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的社会角色进行分析。指出近代大学教师也承担着构建现代学科体系、奠定现代学术基础的开拓性历史使命。大学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把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介绍给中国的热血青年，大学教师事实上充当了新思想的摆渡者^[63]。

4.近代大学教师薪酬的研究

有研究者分析，随着大学教师职称体系的日益完善，大学教师的收入开始与职称相连，按职称的级别规定相应的薪俸标准。研究者还列举了当时薪俸的具体标准，论者指出，知名学者经常被邀请到各地讲演并获得报酬。另外，知识分子发表学术成果是赚钱的工作^[64]。

有研究者分析了晚清高等学校教师的中外教习薪酬的差异以及收入标准，北京政府时期高等学校教师的薪酬状况，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等学校教师的薪酬状况，以及在海外与本土教师待遇，专任与兼任教师薪酬等问题^[65]。此外，有人分析，抗战爆发前，在各大学教书的人，收入多，钱值钱，生活十分富裕。抗战爆发是大学教师生活质量的转折点，总体水平在下降^[66]。另外有论者分析：身陷水深火热中的大学教师为了生存，于是出现了为争取正常薪资的运动，指出八高校教师整体待遇偏低；并分析了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67]。并对“索薪运动”的阶段、失败的原因和不足加以分析，并阐述了这一运动在社会上产生的反响和作用^[68]。

5.近代大学校长的研究

对大学校长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较为全面地展示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群体结构特征、治校理念、长校行为等。可以为研究近代大学发展提供一些启发。程斯辉的博士学位论文是较早研究之一，分析了校长的任用制度的各项规定，以公私立大学校长为例，分析其办学思想及治校方略，从能力、知识、性格、品德四个方面对近代优秀的大学校长之素质进行了分析概括，阐述校长治校与大学发展之关系^[69]。

吴立保的博士学位论文从大学校长与大学发展关系的视角出发，论述了大学校长与中国近代大学制度本土化、精神本土化的关系，指出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与大学之道的耦合是推动中国近代大学本土化发展的重要因素。近代大学校长带领大学人培育出具有特色的中国近代大学精神，功不可没^[70]。

肖卫兵《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角色分析》主要以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为研究对象，从法律地位、任职过程、办学理念、长校行为、性别籍贯、教育经历、任职前后工作经历等维度来分析当时国立大学校长群体特征，并分析他们因国立化等因素所带来的角色冲突^[71]。

饶正慧的博士学位论文以民国时期的80名比较著名的大学校长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校长领导力的表现、实现途径和作用发挥。指出影响大学校长领导力的主要因素包括校长们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个人魅力、领导艺术等方面的内容。阐述大学校长们远见卓识、人文素养、人格魅力、渊博学识、个人风范以及治校理念是近代中国大学发展的重要因素^[72]。

谢竹艳的博士学位论文以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外籍校长为研究对象，分析教会大学外籍校长在办学目的、筹集与管理经费、教师的管理、学生管理、专业与课程建设、学校内部管理、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行为，论述了他们与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及社会发展的关系^[73]。

6.近代大学教师的其他研究

对近代大学“教授治校”的研究。有专门学位论文对“教授治校”在我国20世纪上半叶引进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对“教授治校”历程加以回顾，以及对“教授治校”引进后产生的影响加以论述^[74]。还有相关研究分析了自1912年后政府和各大学颁布的各种赋予教授权力的法规制度，并且还讨论了董事会制度在我国近代大学中的职能。讨论了教授权力的具体运用及体现，对近代大学教授权力制度进行了反思，探讨了我国近代大学教授权力制度与西方大学教授权力制度在获得和维护等方面的差异以及这种民主代议制的局限性^[75]。

有学者以“知识分子”的视角对大学教师身份进行研究，并进一步指出大学教师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在逐渐式微，并从政治的视角、经济（市场）的视角、文化的视角加以具体阐述。最后指出，学术自由与终身教职的保障是大学教师“知识分子”精神复归的途径^[76]。

金鑫的博士学位论文通过教师与讲义关系的视角，论述了近代中国大学讲义形成的历史语境、发展线索，与学科形成及学术发展之关系，其中考察大学教员兼课、流动和参与社会教育对讲义生成的影响，阐释讲义生成的范式等论述，与本研究中的大学教师教学能力有一定的相关性^[77]。

此外，与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相关研究还零散地分布在各类著作中，既包括校史资料，也包括文学作品，也包括专著研究等^[78]。对近代大学校长、近代大学教师学术生活、履职轶事、个性品格等有所论述。

上述关于对中国近代大学教师问题的研究，都是从某一个方面加以论述，初步反映出他们在当时学术生活中的生存状态。然而，相关还研究还没有从教师发展进行探讨，也未系统论述教师专业素质相关内容变迁。因此，以大学教师发展为研究对象，考察他们专业素质在大学职能变化中的表现，是在分析上述研究文献后得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