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米诺骨牌效应：隋朝的沸点》

接下来是一场血腥的屠杀，杨广下令让御史大夫裴蕴和民部尚书樊子盖负责处理后事，给他们的指示很明确：“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则后无以劝。”为什么杨玄感一下子就能纠集那么多人？就是因为天下人太多了，人多就会造反，所以还是别要那么多人好，干脆把造反的人一律杀光，以便警告后人，让他们不敢效仿。

裴蕴原本就是有名的酷吏，樊子盖也是以冷酷无情著称，再加上杨广的指示要求，一场大清洗不可避免地上演了。自杀未遂的杨积善认为自己手刃“贼首”杨玄感，立下大功，请求免死。杨广怎么可能同意，下令将其绑在刑具上，让文武百官把他当靶子射击，万箭穿心而死。投降杨玄感后又反叛的韦福嗣认为自己弃暗投明，不应获罪，但樊子盖拿出韦福嗣写给自己的劝降书，上面写着“废此淫君，更立明哲”，最后被乱箭射死，然后五马分尸。李子雄以同样的方式被诛杀。杨玄感的弟弟无论是否参与叛乱，全部被杀掉。杨玄感围攻东都的时候曾经开仓放粮，凡是从那里领过米的百姓，一律抓起来活埋。“所杀三万余人，皆籍没其家，枉死者大半，流徙者六千余人”，最后一共杀了三万多人，还流放了六千多人。

杨广连死了的杨玄感也不放过，在洛阳将杨玄感分尸，并暴尸三天，又把他的肉切成一块一块，放火焚烧。杨广还不解气，接纳公卿请求把杨玄感改为枭姓。

参与叛乱的重要人物中唯一逃脱的是李密，他在杨玄感兵败后也被隋军捉住，当时杨广在高阳，李密和他的同伙要被一起押送到那里去。李密很清楚，如果到了高阳，下场会非常惨烈。于是他对同伙们说：“我们的性命，如同早上的露水，如果被送到高阳，一定会被剁成肉酱。眼下在路上，还可想想办法，怎能送去遭受酷刑，而不设法逃避呢？”大伙儿都表示赞成，他把大家身上所有的金银搜罗在一起，用来打点押送人员，说：“我们死后，请用这作为经费安葬，余下的就全部报答您的恩德。”押送人员见钱眼开，答应了他们。这样逐渐拉近了彼此的关系，一路上李密买来酒菜，经常请押送官员吃吃喝喝，使押送官员对他们的防备逐渐松懈。走到邯郸时，李密等人找了个机会挖穿墙壁逃掉，后来辗转到了瓦岗寨，成为隋末农民起义的首领之一。

回顾杨玄感叛乱的整个过程，失败是注定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时机不对，杨广滥用民力，第一次征伐高句丽大败而归，虽然激起了民怨，出现了一些起义，但从总体上看，杨广的统治还算稳固，实力上没有根本损伤，还远没有到众叛亲离的地步。杨玄感在这个时候起兵，有些错估了形势，如果他采用了李密的主张，或许情势会好一些。但想推翻杨广取而代之无异于痴人说梦，倘若再隐忍一下，等到后来民怨沸腾，天下大乱时再竖起反旗，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不过，虽然杨玄感叛乱以失败告终，却极大地动摇了杨广的统治。因为杨玄感不是一般人，他本人是朝廷的高官，父亲杨素更是杨广曾经最信任的人，这次叛乱意味着隋朝统治阶层已经开始崩塌，就像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在洛阳城下，一大批隋朝重臣名将之后纷纷叛变，释放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高层内部已经开始分裂，而堡垒往往容易从内部攻破，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杨玄感将统治集团撕开了一个口子。

另外，杨玄感叛乱民众的参与度也是空前的，一如杨广所说：“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要知道，起兵之初只有不到一万人，但“从乱者如市”，很快就发展到了十几万人，沿途还有不少民众送酒送肉慰劳叛军。这说明人心已经思变，如果再这样下去，后果相当严重。

杨广其实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他可以对一些农民起义熟视无睹，但一听杨玄感叛乱脑袋就大了，立即决定第一时间从高句丽撤军。从一定意义上讲，杨玄感反叛实际上给杨广敲了一个警钟，如果他改弦易辙，悬崖勒马，让百姓休养生息，重新弥合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或许还能挽救颓势。但遗憾的是，他认为杨玄感叛乱只是一个孤立事件，完全是杨玄感的野心在作祟。所以他采用了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不但诛杀参与叛乱的贵族，而且连同领过赈粮的百姓都坑杀，以为大开杀戒就能杀一儆百，结果又错失了一次拯救王朝命运的机会。

要说还是老臣苏威看得远，杨广听到杨玄感造反的消息，很是紧张，询问苏威的意见。苏威说：“夫识是非，审成败，乃谓之聪明。玄感粗疏，必无所虑，但恐因此浸成乱阶耳。”意思是说，那些明辨是非、审视成败的人，才是聪明人。杨玄感粗鄙简单，不是聪明人，不必为他忧虑，但是这恐怕会成为出现祸乱的开头。苏威实际上是在旁敲侧击，让杨广正视王朝的危机，不要使小祸乱发展成为无法收拾的大祸乱。

杨广只听懂了前半句，没真正明白后半句的意思，他的心里一直想着高句丽。连续两次没有拿下高句丽，使得他就像一个输红眼的赌徒，恨不得把所有的赌注押上。但是他忽视了如今的形势和第一次出征时已不可同日而语，第一次征讨失败便开始有民众造反，现在已经呈现星火燎原之势。

最早揭竿而起的是一位叫作王薄的人，大业七年（611年），他聚集农民在长白山起义。这个长白山是山东的邹平地区，而非众人皆知的吉林长白山。王薄自称为“观世郎”，意为能预知天下局势将发生变化。还创作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歌词写道：“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绵背裆。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最后一句的意思是相比较到辽东战场上白白送死，被官军砍掉脑袋又算得了什么，号召百姓不要去白白送死。这首诗流传甚广，虽然没过多久，王薄领导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但却点燃了第一颗火种。

紧接着平原（今山东陵县）刘霸道、鄃县（今山东夏津）张金称、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孙安祖和窦建德、渤海（今山东滨州市西南）高士达、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翟让、章丘（今山东章丘西北）杜伏威等相继起兵。其余小股反隋武装不可胜数。

杨广对此并不当回事，在平定了杨玄感叛乱后，他执意三征高句丽，要将上次即将到手的胜利重新夺回来。大业十年（614年）二月，杨广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再次征伐高句丽的事宜。群臣对此的反应是沉默不语，史书上说“数日，无敢言者”，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不能再出征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进谏，因为他们知道这位帝王执意要做一件事，谁都不可能拦得住。更何况，有高颎等人的前车之鉴，惹了杨广不高兴，很可能脑袋搬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闭嘴。

既然没有人反对，杨广下诏再次征发天下兵，攻打高句丽，诏书中称：“黄帝五十二战，成汤二十七征，方乃德施诸侯，令行天下。”黄帝打了五十二场战争，成汤出征了二十七次，才获得成功，相比较而言，二次出征不算什么。言外之意，如果第三次还无法征服高句丽，那就第四次、第五次……

杨广还想着毕其功于一役，但他很快发现，形势完全不一样了。一方面此时天下已遍地都是“盗贼”，各郡县官员们都深陷于剿匪捕盗的泥潭中不能自拔，抽不出多少兵力来送往前线，所以此次征讨高句丽的规模小了很多。另一方面隋军士气低落，还没有走到涿郡，士兵们就开始纷纷逃亡，“士卒在道，亡者相继”，照这样下去，到了高句丽就没有多少兵马了。(www.xing528.com)

杨广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走到临渝宫（今河北抚宁）时，他搞了一场大规模的祭祀活动，亲自上阵祭祀黄帝。为了起到警示作用，“斩叛军者以衅鼓”，把抓回来的逃兵斩首，将人血涂在一面大鼓上。效果如何呢？“亡者亦不止”，几乎没有效果。

由于逃兵不断，整个队伍的推进速度很慢。从二月出发直到七月，才到了怀远镇（今辽宁辽中），距离高句丽都城平壤还有很长的距离，照这个速度，到了那里已经是秋冬季节，很难开战，估计又要无功而返，瞎折腾一回。

就在杨广犯难之际，来护儿率领的水军带来了意外之喜。他们在毕奢城（今辽宁大连金州区）击破一支高句丽军，成功登陆后迅速向平壤推进。高元见状害怕了，上次就险些被灭，亏得是隋朝后院起火。经过两次征伐，高句丽也打不动了，损失惨重，疲态尽显，听说隋朝大军又来了，思来想去，决定遣使投降，为了表达诚意，还将叛逃高句丽的隋将 斛斯政送还回去。

杨广见到降表，非常兴奋，一直担心此次出征会无功而返，如今高元主动投降，算是挽回了面子。更何况盗贼四起，后方不稳，他决定顺势而为，见好就收。没想到，来护儿不干了，在他看来，这是灭掉高句丽的最好时机，更何况上两次出征搞得他非常郁闷。于是，来护儿找来诸将说：“大军三出，未能平贼，此还不可复来。劳而无功，吾窃耻之。今高丽实困，以此众击之，不日可克。吾欲进兵径围平壤，取其伪主，献捷而归。”准备继续进攻，生擒高元，灭掉高句丽。

来护儿手下长史崔君肃劝他应奉诏还师，但来护儿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宁可俘获高元返回而受到责罚，也不能放弃这次成功的机会。”崔君肃看到劝不动来护儿，转而对诸将说：“若从元帅，违拒诏书，必当奏闻。”如果听从来护儿的，就是违抗皇命，一定要奏明皇上，纷纷劝说来护儿见好就收，并且都表示不愿打了，来护儿只能长叹一声下令撤军。

大业十年（614年）八月，杨广从怀远镇班师回京，第三次远征高句丽落下了帷幕。

令人尴尬的是，隋军班师回京路上遇到了意外，当大军走到今天河北邯郸时，一支由杨公卿率领的八千人的义军早已等候多时。等隋军大部队过去后，八千人突然袭击了后卫部队，抢了几十匹御马扬长而去，连皇帝的队伍也敢打劫，可见当时天下已经混乱到了什么程度。

杨广回到京城后，已经临近了大业十一年（615年）的新年，他召高元入朝参加新年藩国的觐见仪式，但高元却无动于衷。这搞得杨广相当没面子，三次征伐，劳民伤财，就是为了让高句丽彻底臣服，但高元违背承诺，又一次对杨广啪啪打脸。杨广先是把愤怒发泄到叛将 斛斯政身上，下令将斛斯政绑在柱子上，让群臣将其乱箭射死，然后千刀万剐，还要求群臣分食其肉。吃人肉极其恶心，但大臣们为了表忠心，一个比一个吃得来劲，到后来居然一片不剩。如此还不解气，杨广生气，“敕将帅严装，更图后举”，下令将帅们做好准备，想着再次征讨高句丽。

只是真的打不动了。三征高句丽对于隋朝是灾难性的事件，已经耗尽了几乎所有的资源，从根本上动摇了杨广的统治。究其原因，消耗实在是太大了，直接或间接参与人数高达三四百万，各种频繁苦重的徭役更是难以计算。在此之前，虽然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南下江都、北巡边塞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与三征高句丽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这场战争几乎影响到王朝的每家每户，《隋书》里说“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天下人死于劳役，每家都耗损财物。先是耗尽了中原地区的人力物力，接着又波及到了江南地区，从南方征调兵源北上涿郡服役。同时需要从江南运送大量粮食到前线，由于牛车被征调完，只能征调三十万人力小车运送物资，而这种小车只能载米三石，但却需要两个人推着前进，从江南到辽东，路途漫漫，导致许多车夫不堪忍受而四处逃亡。

三征高句丽给天下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百姓或在疆场战死或因劳役而死，虽然有三分之二的人死而不归，但每年还是要征发役夫，每家每户平民的子弟，大多开赴战场，骨肉分离的哭声，各个地方都能听到。更有甚者，“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不少官吏趁火打劫，鱼肉百姓，更是雪上加霜。

征战给百姓带来深重苦难的同时，对生产力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大部分青壮劳力被征发，导致“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大量的田地因无人耕种而撂荒，粮食产量急剧下降，许多人都填不饱肚子，以至于“宫观鞠为茂草，乡亭绝其烟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百姓实在活不下去，只能揭竿而起，“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不造反是死，造反反而有可能活命，所以义军蜂起。

杨广并没有因此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一味用严刑酷法来镇压，他下诏说：“天下窃盗已上，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对反叛者实行株连，胆敢参加叛军的，就杀他全家。樊子盖镇压汾、晋间起义军时，大肆烧杀；王世充镇压刘元进领导的起义军时，一次坑杀了三万人。但是屠杀只能激起人民更大的愤怒，“百姓怨嗟，天下大溃”，起义队伍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大，留给杨广的日子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