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东汉吏治特点

三代皇帝的不同作风　光武帝死后，继位的明、章、和三代皇帝个人性格和统治作风完全不同。这种差异无疑会影响到当时的吏治。

公元58年，继刘秀为帝的明帝刘庄，为阴皇后所生，10岁能通春秋，19岁立为皇太子，即帝位时年已30岁。明帝在位19年，是东汉天下初定，由光武帝刘秀开创的地主政权刚刚稳定的时期。故其统治时期“遵奉建武制度，无敢违者”（《后汉书·明帝纪》），循光武所创成规。维护专制制度，不敢稍有疏忽，如前举对外戚的控制在明帝时最为严格，无敢越制者。明帝还“善刑理”，注重法制，“法令分明”，使封建法令得到贯彻“日晏坐朝，幽枉必达”，因法令严明，冤狱，刑讼大为减少：“内外无幸曲之私，在上无矜大之色，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后汉书·明帝纪》）但法令过分严明，不免就会“苛切”（《后汉书·章帝纪》），又加之明帝本人“性褊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后汉书·第五钟离宋寒列传》），性格较狭隘，暴躁。据记载：“公卿大臣数被诋毁，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拽。尝以事怒郎药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诸侯煌煌。未闻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所以当时的朝臣“争为严切以避诛责”（同上），形成了较为苛刻的政治风气。

公元75年，48岁的明帝去世，由其第五子刘炟继位。是为章帝。章帝为太子时“少宽容，好儒术”（《后汉书·章帝纪》）19岁即帝位至33岁就离开了人世，在位13年。章帝统治时期，东汉政权已建立半个多世纪，各种封建制度均已完备，社会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又加之章帝性“宽容”，所以一改前朝明帝时“苛切”的作风，章帝的统治是以“宽容”为其特点的。据记载，在他统治期间“除惨狱之科，深元元之爱”，采取较为缓和的措施，“又体之以忠恕，文之以礼乐”（《后汉书·章帝纪》），重视“教化”以加强思想统治。

公元88年章帝死，窦太后立年仅10岁的太子刘肇为帝，是为和帝。刘肇原系梁贵人所生，为章帝第四子。梁贵人为窦后所诬，郁郁而死，窦后即将肇养为己子。和帝刘肇即位后，由窦太后临朝，至永元十六年（104年）仅27岁就死去，在位仅16年。因此，和帝即位之初，实际由窦太后执政，后来，朝政则控制在以窦宪为首的窦氏外戚集团手中，使外戚势力第一次左右东汉政权。但自永元四年（92年）14岁的和帝就决心铲除窦氏，后依靠宦官郑众等，终于诛除窦宪。在永元九年（97年）八月窦太后死去，19岁的和帝开始摆脱窦氏控制，当年九月即下诏追尊其生母梁贵人为皇太后，十月，改葬梁太后及其姐大贵人于西陵，并擢升梁氏外戚子弟，封侯者多人，这些事实都反映了和帝并非庸碌无能的君王，而具有一定的果断的精神，也反映了皇权尚未衰落。但其铲除窦氏外戚势力过程中又不得不依靠宦官，并擢升梁氏外戚集团，从而开东汉后期宦官、外戚迭相专权的混乱局面之端。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明、章、和三代的皇帝本人各自的作风是有很大不同的。这些差异对当时“吏治”也会有一定影响，不过，决定历史发展的是人民群众，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情况，而这种历史趋势反过来制约皇帝的活动，因此，尽管各代皇帝作风和品质有很大差异，但在他们统治期间的“吏治”基本特点和根本制度则是大体相同的。在吏治方面，明、章、和三代有哪些共同特点呢？

纳谏与去奢　纳谏与去奢则是明、章、和三代皇帝的共同特点。显然，这些特点主要是在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时倡导的，由时代所要求，在明帝以后只是其流风余绪而已。

如明帝虽性“褊察”，好为严刑，但并不拒谏，常能从善如流，如永平三年（60年）明帝大起北宫，时天下大旱，尚书钟离意免冠上疏谏止，并以成汤遭旱以六事自责事为喻[277]，明帝见疏后，立即诏告，表示“戚然惭惧”并令“止作诸宫，减省不急”（《后汉书·第五钟离宋寒列传》）停止宫廷的修建。钟离意还经常上书劝明帝去严刑，止奢汰。多为明帝所采纳。明帝修德阳殿，钟离意出任鲁相，殿成后大会百官时，明帝说：“钟离尚书若在，此殿不立。”（《后汉书·第五钟离宋寒列传》）可见明帝对谏臣的态度。

章帝时的第五伦为官“峭直”敢于极言直谏“性质悫”，“言事无所依违”，也受到章帝的器重，由远郡擢至京师，位居三公，死后还“诏赐秘器、衣衾、钱布”（《后汉书·第五钟离宋寒列传》）优宠无比。和帝时从临武（今湖南郴州境内）长谏革除岭南贡龙眼、荔枝旧制，并“每有灾异，辄延问公卿，极言得失”（《后汉书·和帝纪》）等，反映了这三代皇帝统治期间，纳谏之风尚存，这样就使各个皇帝虽性格不同，但在吏治方面则无多大差异。(www.xing528.com)

刘秀所反对的尚浮华、奢侈和歌功颂德之风，在这三代仍起着作用，如明帝死前遗诏“无起寝庙，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在给自己修墓——寿陵时，要求甚为俭朴，正如前述。他还宣布“敢有兴作者，以擅议宗庙法从事”（《后汉书·明帝纪》）。章帝也是“遗诏无起寝庙，一如先帝法制”（《后汉书·章帝纪》）。和帝时“前后符瑞八十一所，自称德薄，皆抑而不宣”（《后汉书·和帝纪》）。这些作风自不免影响全国的吏治。

东汉前期“良吏”专制统治是依靠一大批官僚实现的。官僚的素质又对专制统治的巩固程度具有直接影响。东汉前期在明帝、章帝、和帝时期，出现了一批能从封建统治长远利益出发，敢于维护封建法制，打击豪强，注意民间疾苦和发展生产的廉明、正直的官僚，如第五伦、钟离意、宋均、寒朗、秦彭、王涣、周䊸等等。他们为官在吏治方面还有如下特点。

（一）执法严明。敢于同豪强、权门、贵戚作斗争。如周䊸为洛阳令时“下车先问大姓主名，吏数闾里豪强以对，䊸厉声怒曰：‘本问贵戚若马，窦等辈，岂能知此卖菜佣乎’。”由于他“奉法疾奸，不事贵戚”，使得“贵戚跼蹐，京师肃清”（《后汉书·酷吏列传》）。又如王涣任温县令“在温三年，迁兖州刺史，绳正部郡，风威大行”，后任洛阳令，“以平正居身，得宽猛之宜，其冤嫌久讼，历政所不断，法理所难平者，莫不曲尽情诈，压塞群疑”（《后汉书·循吏列传》）。又有记载云：“涣为治，循名责实，抑强扶弱。”（《后汉书·循吏列传》集解惠栋引《后汉纪》）这是东汉时期许多官僚的共同特点。

（二）深知民间疾苦，注重发展生产和文化事业。如第五伦，为乡啬夫时，就能“平徭赋，理怨结，得人欢心”，后为会稽太守时，又破除当地落后的迷信风俗，禁止杀牛以发展农业生产，据记载：“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财产以之困匮，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荐祠者，发病且死先为牛鸣，前后郡将莫敢禁。伦到官，移书属县，晓告百姓。其巫祝有依托鬼神诈怖愚民，皆案论之。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罚。民初颇恐惧，或祝诅妄言，伦案之愈急，后遂断绝，百姓以安。”（《后汉书·第五钟离宋寒列传》）其他如杜诗、王景等都在其任内提倡农耕，在发展水利、改进农业生产工具及耕作技术等方面多有建树。

（三）本人清廉，得到民众赞誉。如周䊸虽曾为太守，但“廉洁无资，常筑墼以自给”（《后汉书·酷吏列传》）。第五伦为会稽太守时，“虽为二千石，躬自斩刍养马，妻执炊爨”。后因犯法征廷尉，当永平五年（62年）离任时，当地“老小攀车叩马，嗁呼相随，日裁行数里不得前。伦乃伪止亭舍，阴乘船去，众知，复追之。及诣廷尉，吏民上书守阙者千余人”（《后汉书·第五钟离宋寒列传》）。

不能否认，上述所谓“良吏”无非也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但他们的作为，与贪官污吏之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对人民的剥削、压榨超出了当时人民所能忍受的程度和封建经济、政治所能承受的水平，因而也破坏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制、纲纪，而前者的做法维护了封建法制、纲纪，从而使封建剥削和压迫维持在适合的“度”上，使封建制得以稳定，在客观上也减轻了人民所受的剥削、压迫之苦。封建时代的广大农民，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不可能认识到“良吏”及封建官僚制度的本质。“一般人民、特别是一般农民没有受过教育，或者是受到统治者为他们编制的一套有利于统治的教育，他们的政治期待无非是沿着‘贤人政治’，或西人所谓‘圣贤统治’（Herr—Sehaftder Besten——德国崇拜中国政治理想的学者莱布尼茨曾这样称谓）的线索，希望出现‘圣明天子’‘太平宰相’‘青天老爷’。”（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45页）。因此，东汉前期的诸“良吏”在当时有许多受到群众的拥戴。而对这种拥戴我们不能简单地斥之为“愚昧”或“受蒙蔽”，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良吏”当时曾减轻人民所受的剥削压迫，在客观上还是可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