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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日报》:新中国第一家民营报纸

时间:2023-09-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随着领导班子的建立,天津市军管会批准《进步日报》创刊的通知也下达了。于是,作为新中国第一张民营报纸——《进步日报》,于1949年2月27日在天津诞生了。《进步日报》在近4年的实践中,始终贯彻执行了这个宗旨,完成了它的任务。首先,《进步日报》注重了宣传报导的信息量与时效。

《进步日报》:新中国第一家民营报纸

●邹仆

1949年2月27日《进步日报》在天津创刊,至1952年12月31日停刊,与上海大公报》合并,出版北京《大公报》。该报虽寿命不长,历时不到4年,刊行不过1400号,但这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张民营报纸。所谓民营,是因为《进步日报》是由原《大公报》同仁在天津《大公报》基础上进行民主改革创办起来的,是实行民主管理的一份报纸。报社内部虽有中共党组织,但该报的经营完全独立自主,在经济上自负盈亏,不领取任何方面的津贴。因此,它既不同于解放前的私营报纸,也不同于解放后的党的机关报,是一种新型的民营报纸。《进步日报》的出版发行,在当时国际国内引起极大的反响,对新闻界影响更深。

《进步日报》从酝酿、筹备到创刊,一直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下进行的。1948年冬,党中央发起平津战役,天津市的解放迫在眉睫,对于天津解放后如何处理当时国内外具有很大影响的《大公报》,是个重大问题。因此,1948年冬党中央有关部门把已在解放区的原在《大公报》工作过的部分同志杨刚、宦乡、孟秋江等人,邀集到河北省平山县开会,在毛主席、周恩来同志的主持下,研究了天津解放后《大公报》的去向问题。当时决定的方针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1、按私营企业对待,党和政府不予接管;2、发动《大公报》天津馆职工,对《大公报》“拥蒋反共”的反动政治立场和“小骂大捧”的手法进行揭露和批判;3、在天津原《大公报》的基础上进行改组易名,继续出版;4、按巴黎公社的原则,由全社职工普选成立临时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5、在揭发、批判原《大公报》的基础上,以全社职工同仁名义发表宣言,代发刊词公诸社会,以肃清《大公报》在读者中的思想影响。毛主席亲自定名新报纸为《进步日报》,并说:“办报的自我检讨、自我批判就是进步,看报的也要进步。解放了,大家都要进步嘛!”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天津市军管会命令全市旧有报纸一律停刊待命。为此,党中央在1月18日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不要命令旧有报纸一律停刊给平津两市委的指示》;接着,1月1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天津旧有报纸处理办法给天津市委的指示》;1月2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天津《大公报》、《新星报》、《益世报》三报的处理办法给天津市委的电报。这些指示明确指出:中共天津市委对于旧有报纸处理如此重大问题,不经请示党中央就命令全部停刊,是错误的。同时嘱咐天津市委要协助杨刚等同志妥善处理原有《大公报》改组复刊问题。

天津解放后,杨刚、宦乡、孟秋江三同志随军进入天津,来到《大公报》社,并通过组织关系找到了报社地下党的同志,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改组《大公报》、出版《进步日报》的决定,并商定了实现这次改组的方式、方法和步骤。2月3日,由解放前夕已建立的原编辑部联谊会召开扩大会议,揭露和批判原《大公报》的反动政治立场和政治作风。会上发言踊跃,并决定把批判和检讨扩大到全体职工中去。各小组经过三天的热烈讨论,许多小组纷纷提出弃旧图新、改名出版的建议。于是,在各小组长联席会上经过讨论,通过了“改名《进步日报》报请天津市军管会批准出版的决议案”;会上还决定成立前《大公报》改革计划委员会,负责起草《进步日报》章程和职工同仁宣言。这两个文件都是经过周恩来同志亲自审阅定稿的。

在一切就绪之后,于2月19日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会上经过讨论,顺利通过了《进步日报》职工同仁宣言和《进步日报》暂行章程两个文件,并选出张琴南、杨刚、宦乡、孟秋江、徐盈、李纯青、高集、李光诒和彭子冈9人组成的临时管理委员会,另有职工代表委员二人。根据《进步日报》暂行章程规定:内部组织和管理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实行民主管理。在职工大会闭幕期间,临时管理委员会是报社的最高权力机关。临时管理委员会成立后,推举宦乡为主任,张琴南为副主任,并由宦乡兼任总编辑,李纯青为副总编辑,杨刚为主笔,徐盈任经理。随着领导班子的建立,天津市军管会批准《进步日报》创刊的通知也下达了。于是,作为新中国第一张民营报纸——《进步日报》,于1949年2月27日在天津诞生了。

《进步日报》创刊后,即明确宣称以“站在人民立场上从事新闻事业”为它的办报宗旨,声明“凡是有利于人民大众和人民的国家的就是我们所坚决拥护的……。”在谈到报纸的具体任务时,指出要“反映人民的新工作、新生活、新的文化进展和新的态度与新的作风的建立”,“帮助他们注意、关切、认识、了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和我们切身的问题和生活”。《进步日报》在近4年的实践中,始终贯彻执行了这个宗旨,完成了它的任务。《进步日报》的办报方针是“立足天津,背靠三北(华北、东北、西北),面向全国。”它虽然在天津出版,但不局限于天津市,而是一张全国性的报纸。它批判了旧《大公报》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作风,但又继承了它编辑工作中的优良传统,吸取了它成熟的经验,并凭借《大公报》原有的社会关系,办出了一张新型的人民的民营报纸。

《进步日报》创刊问世的4年间,除了在几个大的政治运动中圆满地完成了宣传报导外,它主要侧重财经、国际和对民主党派、工商界的宣传报导。首先,《进步日报》注重了宣传报导的信息量与时效。为此,它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庞大的办事处,由几个原《大公报》的名记者先后担任办事处主任,并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采访队伍,他们和中央各部门建立了密切的采访关系,并和各民主党派团体的领导人、社会知名人士、各大专院校的教授、专家以及工商界巨子有着广泛的联系,同时参加中央各部门召开的一些全国性会议,从而经常及时地采写到大量的全国性重要新闻,并通过它租用的京津专线,及时传送专电、电讯。因此,当时《进步日报》除刊用新华社电讯外,还大量刊载本报专电和电讯。

其次,《进步日报》注重于经济报导,它较长期地保留了商品行情版,为繁荣市场、促进生产、发展经济服务。在解放初期召开的华北物资交流展览会期间,编印了《物资交流丛书》,对于活跃城乡物资交流、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宣传中,除正确宣传党的政策外,它着重引导、教育读者注意、关心、认识和了解这些政策的意义和作用,促使广大私营工商业者投身到历史变革中去,从而为发展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工商业做出贡献。

第三,在解放初期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进步日报》都开辟了学习专栏、专版,为各民主党派成员,尤其是工商界人士提高认识、更好地参加历次政治运动服务。如在新解放区进行土改运动高潮中,全国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和各界知名人士到各地土改地区参观访问,《进步日报》社长孟秋江、总编辑张琴南、副总编辑李光诒就曾分别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参观团,随团组织知识界和工商界团员就亲身见闻和感受,写出心得体会文章,编成专版发表。这对广大民主党派成员、工商界人士提高思想水平、改造思想起了很大作用。(www.xing528.com)

第四,《进步日报》注意了国际新闻的采编工作。在创刊初期它曾启用《大公报》的电台,抄收路透、法新(哈瓦斯)、合众、美联等世界大通讯社播发的电讯稿件,自行编译选用;同时通过国外关系采编本报专讯和航讯。这样,使报纸上每天都有不少自己采写的专电、专讯、航讯和自己编译的重大国际新闻。另外,《进步日报》十分重视言论宣传,除经常发表社论、评论和各种形式的短评,使报纸有自己的声音外,还保留了原《大公报》创立的“星期论文”专栏,配合时事每周刊登一篇由专家撰写的有深度、有份量、有分析、言之有物的专文,受到国际、国内的注目。

《进步日报》的出版发行,在国际上受到新闻界的极大重视。当时西方各大通讯社对此都做了详细报导,着重指出这是中国解放区出版的第一份民营报纸,并评论说,允许民营报纸在解放区出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的转变,同时预示着在经济政策上对私营企业的放宽。另一方面,《进步日报》在原《大公报》的基础上,通过全体职工自我改革、经过普选而创立的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临时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这种方式为以后新解放区旧有报纸的改造提供了典范。其后,在新解放区许多旧有报纸大多采用这种方式进行自我改造,当时被誉为解放后旧报纸改造的“进步日报方式”,也被称为新闻界的“绥远方式”。再者,由于《进步日报》的出现,对于解放区党的机关报形成的一套采编方式,是一次大的冲击,尤其《天津日报》首当其冲,不得不接受挑战,大步进行新闻改革,与《进步日报》进行友谊竞争,同时对全国新闻改革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最后,《进步日报》的创刊对于一些老的旧新闻工作者是一个巨大的鼓舞,看到创办和主持《进步日报》的都是原《大公报》的职工,多数是非党的老报人,感到共产党对老报人是使其各得其所、用其所长的,因此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当时就有不少老报人通过各种关系纷纷来到《进步日报》社,党也鼓励报社接纳。与此同时,由于当时《进步日报》汇集了一批旧中国新闻界的知名人士,从而对一些热爱新闻事业的青年人有强大的吸引力,有一批青年投身到《进步日报》社,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们在实践中锻炼成长,现在有不少已成为新闻界的领导骨干。

1952年12月31日,《进步日报》与上海《大公报》合并,出版北京《大公报》。由于当时北京新址尚未建成,1953年1月1日以后暂时仍在天津出版,至1956年10月1日才迁往北京,正式出版北京《大公报》。《进步日报》至此也正式完成了它特殊的历史使命。

天津最早的公共汽车

修竹

天津市最早的公共汽车是私人创办的,创办人是当时经营汽车的天津汽车行经理丁清志,创办年份在1932—1933年间。当时集资约六万余元,先后购进德昌贸易公司的飞德禄牌汽车36辆,改装客车车厢,开辟了三条行车路线:一是国民饭店至大营门;二是从官银号至北站;三是从解放桥至小刘庄。由于当时天津比商电车公司的横加干涉,除围城四马路不允许行驶公共汽车外,官银号至国民饭店这一最繁华的地段也被禁止开辟公共汽车路线,因为这都是比商电车公司所经营的电车驶过的地方。丁清志当时想把几条路线联结起来,形成一简单的公共汽车路线网,但始终未成。

经过几年的惨淡经营,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尚计划再辟国民饭店(通过今赤峰道)至老西开教堂后,和大营门(通过今南京路)至海光寺等新行驶路线,但由于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入侵天津而未实现。在1938年被伪政权以公用事业为名强行收购,在清产估值总额时被当时伪政权强行压低,因此名义上是收购,实际上等于抢夺。经理丁某愤然辞去领导职务,居家不出。日军怂恿汉奸曾数次邀请丁某再度出任经理,并许以高薪,皆被拒绝,后丁某竟由此而致疾,郁郁而终。

天津公共汽车行最初行址在长春道东端与大沽路交叉处,后迁至赤峰道魁元叫卖行旧址,车库在旧租界伏见街(今万全道)。职工最多时为3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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