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民国时期政府治理背景

民国建立后，名义上承袭了清王朝的疆域，而就中国疆域的西南地区而言，在民国之前，清朝政府早已建立了四川、云南、贵州等几个省级行政单位，并且到清末逐步在西南民族地区全面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与此同时，自清末以降，中国西南屡受英、法等国的染指，外国传教士、探险家、科考队纷至沓来，甚至英、法等国的武装力量也不时侵入中国西南地区，西南边疆出现了危机，从而加剧了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治理问题的复杂性。

民国时期西南边疆危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国殖民主义者的殖民企图和殖民活动使得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面临被帝国主义殖民和分裂的危险；二是在复杂的局势中西南边疆民族问题与各种社会问题交织。

对于殖民危机而言，早在18世纪30年代，法国天主教教会势力已经进入云南，此后英国基督教“内地会”“循道会”“安息会”等教会组织也纷纷进入西南地区传教。与此同时，英、法等国还派出考察人员或组织考察队，对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的交通线和西南地区的各种资源情况进行探视、收集；更有甚者，如英国军队还擅自入侵江心坡、班洪、班老等地。在此过程中，外国人的传教行为不免与西南地区的民族文化产生冲突，而其考察活动更引起当地民众的警觉，其军事侵略行径更是遭到了边疆人民的坚决抵抗。因此，清末民国以来，仅在西南地区的云南就先后发生了“马嘉理事件”（1874年）、“江心坡事件”（1891年）、“片马事件”（1911年）、“班洪事件”（1933年）等。另外，抗日战争爆发后，“边地一些土司、土官、土民由于缺乏国防观念和国家民族意识，在日军的唆使、纵恿下，不断出现民心外向的危情”。^[2]由此也可以看出，自清末以来的英、法等外国势力向中国西南侵入、渗透等活动并没有因民国的建立而减退，加之日本的入侵使得西南边疆危机更加严重。因此，中华民国要想从名义上完整统一的国家变成为实质上拥有完全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对其疆域之内的西南边疆危机就必须在抵御外辱的过程中逐步加以解决。此为民国时期西南民族地区治理的背景之一。

而要解决边疆危机问题，除了对外交涉，还必须借助于居住在西南的各个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让他们成为爱国、守疆固土的国民。当然，正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说，由传统的国家或绝对主义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一个国家游移的边陲将由明确的边界所取代。

西南民族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直到近代以来，除中央王朝在此建立的土司制度之外，其内部各个民族还形成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如西双版纳傣族、黔西彝族的领主制度以及大小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景颇族的山官制度、基诺族的长老制度、摩梭人的母系制度等，而且一些民族之间还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民国的建立，即是宣告传统的“多元式天下”的统治模式的结束，然而要真正做到让处于不同社会形态下的民族群体统一到现代民族国家中来，就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对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进行改革或废除，并且在进行制度变革的同时，需要塑造西南各民族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向心力。这就要求政府在对外力求消除外部势力侵略的同时，还必须从内部多个方面和层面开展西南边疆的建设工作。(www.xing528.com)

民国建立后，西南边疆的建设自是民国政府的分内之事，然而在民国时期，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发展，中央政府对西南的认识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南边疆建设的深度和广度，并且中央政府与西南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关系也是影响西南边疆建设的关键因素。

民国初期的西南，特别是云南作为护国与护法运动的先驱，是缔造共和的重要区域，之后军阀混战使得西南虽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直到1934年之前，中央政府对西南的影响力有限，西南各省形成了地方派系实力集团，如在四川、西康有刘湘、刘文辉、杨森等，在云南有唐继尧，尔后又有龙云、卢汉等，在贵州有刘显世、王家烈等。^[3]而在此一时段，西南各省地方实力派为巩固自己的实力，在自己的辖区内推行了政治、经济、教育、民政等方面的改革和建设活动。例如，龙云在云南积极推进建设“新云南”的各种措施。

抗战爆发后，西南成为大后方和抗战基地，此一时段中央政府携军事、经济、教育等进入西南，逐步加强了对西南的影响力和控制权，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国人对西南的了解和认识。“为使西南各省真正成为‘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扶持和奖励政策，使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对抗战后方的巩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国民政府还提出‘战时必立于前线，开发必趋于边疆’的口号，动员开发民族地区，以确保后方安全，并利用民族地区资源支援抗战。为此，国民政府成立了边疆行政机构（如成立西康省），使其‘对于边政不但有管辖之权，且负责推行的责任’。”^[4]

国共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欲再以西南为基地，然而西南地方实力集团的存在，加上全国形势的变化，使得国民政府的这个愿望最终没能实现，而这却客观上使得西南免受了许多直接的战乱之苦。当然，与此同时，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活动也因战时迁来的企业、工厂和各种机构的撤离，加上全国内战局势的影响，而逐渐停滞乃至减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