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大师论”一直是高等教育史上的经典论断。民国时期，各大学都将师资作为大学的第一要素，并将其视为教学内容与国际接轨的主要推动力。新文化运动前后是留学生回国最频繁的时期，很多归国留学生进入高等教育界。据相关资料显示，“高等教育界之人员十分之九以上（据1915年国立东南大学、北京师大同学录）为留学生”[20]。中国各大学的校长很多都具有海外留学背景，据《留学教育》记载，仅清华庚子赔款留美学生中，归国后担任大学校长的就有19人，如梅贻琦 （清华大学）、胡适 （北京大学）、竺可桢（浙江大学）、萨本栋（厦门大学）、蒋梦麟 （北京大学）、郭秉文 （国立东南大学）、李登辉（复旦大学）等，这些学贯中西的大学校长在办学实践中，将广延名师作为大学发展的基本思路。
蔡元培为了实现教育教学上与世界高等教育接轨，聘请了大量具有海外留学经验的教师以及外国专家学者。蔡元培期望北大教师不仅能够教授世界最新学说，还能够用先进的科学方法整理本国的文化。1917年至1927年先后活跃在北大讲坛上的具有海外留学经验的教师近百名，约占教员的一半以上。其中曾留学日本的教员有陈独秀、李大钊、陈大齐、周作人、周树人、孟森、刘文典、高一涵、陈启修、康宝忠等人，曾留学德国的教员有顾兆熊、肖友梅、杨昌济、胡钧、朱家骅等人，留学英国的有章士钊、李四光、何育杰、王星拱、石瑛、丁文江、王兼善等人，留学法国的有刘半农、谭熙鸿、李书华、李石曾、丁续贤等人，留学美国的有蒋梦麟、胡适、黄振生、陈衡哲、李祖鸿、余上沅、何炳松、任鸿隽、秦汾、何杰、王仁辅、罗惠侨、金涛、王烈、颜任光、马寅初、王宠惠等人。此外，张星烺曾留学美、德两国，徐悲鸿曾留学法、德两国，翁文灏曾留学比利时，王世杰曾留学英、法两国，周鲠生曾留学日、英、法三国。除了聘请具有留学经验的教师，北京大学还延请世界知名专家学者到校任教讲学，杜威、罗素、泰戈尔等国际顶尖学者都曾经来北大讲学。
国立东南大学在师资力量上格外注重教师的海外留学背景。司徒雷登称“东南大学是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学府，在当时也自然是最好的大学。他（指郭秉文）搜集了大约五十来名归国留学生，每个人都有突出的专长，他是按美国的模式来推进教育事业的”[21]。考察国立东南大学的师资队伍，毕业于世界著名大学的名师众多，据不完全统计，在1915年至1925年前后10年间，有将近60名留美归国学生在国立东南大学服务，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留欧、留日学生。[22]国立东南大学的师资队伍中，归国留学生占极大的比重；归国留学生中，又以留美学生为绝大多数，这在当时国内所有高校中简直是绝无仅有的。[23]正是拥有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师资队伍，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才能够在国立东南大学顺利施行，这也是国立东南大学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之一。(www.xing528.com)
清华大学在梅贻琦“大师论”理念指导下，不仅聘用了大量的归国留学生，同时还延聘外国著名学者来华讲学。梅贻琦认为要提高学校的学术水平，就要罗致世界第一流的学者充实师资队伍。仅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被邀在清华做短期讲演的就有法国物理学家郎哲曼、美国物理化学家郎密尔、美国政治学家何尔康、美国法学家杰克生、法国数学家哈德玛、美国航空学专家华敦德等多人。特别是1935年，控制论的创始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教授、著名数学家诺伯特·维纳应邀来清华大学访问讲学。这不仅是清华校史上一件大事，在现代中外科技交流史上也有着重要意义。维纳到清华后，如约为数学系师生授课，系统讲授傅立叶积分、傅立叶级数和勒贝格积分的理论。参加听课的有赵访熊、曾远荣、华罗庚、徐贤修、吴新谋、段学复和庄圻泰等。维纳所讲内容，既有他的研究成果，也有当时正在思考的课题，他不但传授数学知识，还注意在思想方法上进行指导，对于清华年轻学者的学术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后，傅立叶级数论和近代三角级数论被正式列入清华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算学部的选修科目。
优秀的师资队伍是培养优秀人才的关键，民国的大学之所以人才辈出，就是源于会聚了一批学贯中西的教育名师。这些系统接受了西方先进科学教育的教师将最先进的学术前沿知识带入中国的大学课堂，提高了大学课程设置、教育教学内容的先进性，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思想、新观念发生碰撞，学术前沿信息得以输入。这样不仅活跃了校园学术研究氛围，还产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暗示、期待效应，同时也有效地促进了学校培养质量及学术水平的综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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