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说命中》：“惟说命总百官，乃进于王曰：呜呼！[98]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其中的“奉若天道”一语在先秦文献中只见于《说命》，不见于其他任何先秦文献，甚至不见于两汉文献。秦以后的人无所依凭，是绝对伪造不出来的。但其中的“天道”一词的时代性以及与“天命”的关系需要考证。
《说命》“奉若天道”一语可以比对《仲虺之诰》的“奉若天命”，可比对《尚书·盘庚上》：“恪谨天命”。考《殷周金文集成》只有“天命”，没有“天道”。如《集成》4315器即《秦公簋》：“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云云。《秦公簋》属于春秋早期。《尚书》的《商书》已经有“天命”一语，而且是今文《尚书》。考《商书·微子》：“殷既错天命。”《商书·汤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商书·盘庚上》：“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周初的《大诰》：“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尚书·周书》已经很多“天命”的用例。可知在西周已经广泛流行“天命”一词，其产生应该更早。在今文《尚书》中没有“天道”一词。“天道”只出现于《古文尚书》，如《汤诰》《毕命》《说命》《仲虺之诰》《大禹谟》。在《左传》中，“天道”一词最早出现于《襄公九年》：“晋侯问于士弱曰：吾闻之，宋灾，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此年为公元前564年，晋侯是晋悼公，为春秋中后期。在《国语》中，“天道”一词在古文献最早出现于《周语中》，单襄公对周定王说：“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赏善而罚淫，故凡我造国，无从非彝，无即慆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99]根据《国语》，这是在周定王六年（或五年），鲁宣公八年（或七年），即公元前601年（或公元前602年），在春秋中期。但不能因此就断定“天道”一词产生于春秋时代，其产生应该在西周。不能因为西周金文没有“天道”就以为西周时代没有“天道”一词，因为金文的文体特殊，并不能反映整个时代的语言风貌。更考《诗经》，只有“天命”，没有“天道”。例如《商颂·殷武》：“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又曰：“天命降监，下民有严。”《毛诗》小序称：“祀高宗也。”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100]引魏源之说认为《殷武》是宋襄公颂扬其父宋桓公而作。王先谦赞同魏源说，称“《毛序》之伪不足辨”。我认为魏源之说根据不足，难以相信，《毛序》不可疑。《殷武》在颂扬殷高宗时使用“天命”一词，很可能是根据了商代本来就有的关于“帝命”的观念。《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虽然这里的“天命”是主谓结构，而非偏正结构。《大雅·文王》：“天命靡常。”又曰：“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分明以“天命”与“有商”相关联，这也表示在商代有“天命”的观念，只是在商代可能叫作“帝命”。《周颂·桓》：“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上古人对于“天命”和“天道”的意思和用法是有明显区分的。“帝命、天命”是上天的意志，将上天人格化或神格化了，而“天道”是指客观的、自然的规律，与神的意志无关。“天命”可以改变，所以叫“革命”，汤武革命就是改变天命。而“天道”永远不变，是人为无法改变的，只能遵循和敬仰。《尚书·仲虺之诰》有曰：“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这几句中“天道”与“天命”对举，从其文意看出：“天道”只能“钦崇”，无法改变。而“天命”要努力“永保”，否则“天命”就会改变，从而改朝换代，人亡政息，如同《周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大雅·文王》：“天命靡常。”就是说“天命”是变化的，而“天道”是不变的。
无论“奉若天道”还是“奉若天命”都是秦以后伪造不了的。这样的语词只见于《古文尚书》的《说命》和《仲虺之诰》，反而说明这两篇《古文尚书》是真的。(www.xing528.com)
甲骨文中有很多关于“帝、上帝”的崇拜，只是甲骨文中没有“天命”一词，而有“帝令、帝其令、帝不令”。胡厚宣《殷代之天神崇拜》[101]、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102]第十七章《宗教》、常玉芝《商代宗教祭祀》[103]第二章《上帝及帝廷诸神的崇拜》、具隆会《甲骨文与殷商时代神灵崇拜研究》[104]第三章《甲骨文所见的祭祀》叙述卜辞关于上帝的权威甚详。陈梦家此书第563页解释“帝令雨”的“令”就是命令的令。我认为依据西周的“天命”的观念以及《尚书》《诗经》中多有“帝命”一词，可以推知卜辞的“帝令”当读为“帝命”，其“令”读为“命”，不是来母字。商代的“帝令（命）”到了西周演变为“天命”。但商代的“帝令（命）”的思想和用语在西周依然得以保留。考《诗经·文王》：“有周不显，帝命不时。”《诗经·思文》：“贻我来牟，帝命率育。”《诗经·玄鸟》：“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诗经·长发》：“帝命不违，至于汤齐。”同篇又曰：“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尚书·大诰》：“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尚书·君奭》：“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值得注意的是《左传》中只有“天命”，没有“帝命”的观念。这很可能表明“帝命、上帝命”的观念从商代只传到了西周，到了春秋时代，“帝命”的观念基本上被“天命”所取代。所以《左传》才有多处的“天命”，而没有出现一次“帝命”。但《国语》出现了两次“帝命”。考《国语·晋语二》：“神曰无走！帝命曰：‘使晋袭于尔门’。”《国语·晋语二》：“侨闻之，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这说明《国语》保留有商代西周以来的观念和语言，某些地方比《左传》还要古老。有的学者不加细究，粗暴否定《国语》的古文献价值，这是完全错误的。从西周以来，周人本身对“天”的崇拜，又融会了商朝人对“上帝”的崇拜，于是我们看到西周春秋人既崇拜“天”，也崇拜“上帝、帝”。这实际上是西方的周民族与中原及东部的商民族的文化的融合。甲骨文中没有对“天”的崇拜，那是因为甲骨文是商民族的文化，而崇拜“天”是西方周民族的传统文化。后来，周民族又崇拜“帝、上帝”，那是因为周民族融合了商民族的“上帝”文化。
鉴于甲骨文只有“帝令（命）”而没有“天命”，我因此怀疑《尚书》中的《商书》部分，凡是“天命”原本都应该是“帝命”。这些商代文献在西周经过周人的整理校勘时，原文的“帝命”被改成了“天命”。事实上，在传世文献中，“天”与“帝”构成异文的现象非常多，在古人的训诂中，也常常用“天”来训释“帝”，[105]这就说明古文献在传抄中确实存在将“天”和“帝”互换的现象。西周人这样改动，其原因之一大概是因为商朝人说的“帝”很多时候不是“上帝、天帝”，而是人王在死后称“帝”，如帝乙、帝辛之类。[106]为了区分“上帝”和人王死后称“帝”的歧义，因此周人将原本的“帝”改为“天”。而且这样的改动也是为了突出“天命”难测，不可琢磨，不一定会保佑人王。人王必须修德，才能得到天命的保命。这样西周人的“天命”观必然导致商朝原有的鬼神崇拜和上帝崇拜的淡化，推崇明德成为周人最大的价值观，从而确定了我国几千年来民族的性格是崇尚修德，而不是信仰上帝和鬼神设教。可以说这个重大的民族性是西周人确立的，周文王、周武王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周公旦是集大成者，孔子的人文性只是继承和发扬了文武周公的业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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