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朱熹为代表的传统理学，从南宋末年发展到明朝中叶以来，几乎已经成为朱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明初以来的大儒们都推崇朱子之学，结果大都蹈常袭故、陈陈相因，几乎成了一种烂熟的格套。由此，以王阳明为代表高举革新旗帜，斥朱子之学而提倡“心学”，遂成为明中后期以来影响巨大的哲学思潮。这一思想革新运动，既标志着程朱理学的解体，又开启了明末清初的新思潮。若剖析明末清初的哲学思潮发展脉络，就有必要从考察王阳明开始。
王阳明，原名王守仁，幼名云，字伯安，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卒于明世宗嘉靖七年（1529年）。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其反对朱子理学的“记诵词章之习”，认为因袭墨守已经是朱子之学的最大流弊，是八股化的道学。
首先，王阳明主张“致良知”。在《阳明全书》卷二中说：“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悌，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这样一来很平实地讲述了“致良知”，认为世间道理没有死格，每个人只要凭借自己的真诚恻怛之心来“致良知”即可。又言：“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70]可见，王阳明认为的“致良知”即是从真诚恻怛的良知上出发，并非要求自己和别人相同，即使今日的自己和昨天的自己也并非相同，所以完全没有定格。无论童子还是圣人，天子还是庶民，也不论什么地位，各人有各人的良知，我们只要按当下的“分限所及”切实去做即可。
其次，王阳明针对朱子之学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论。朱学认为“知”与“行”是两件事，并且主张先“知”后“行”。而王阳明则认为“知”与“行”是一个整体的两面，是不可分割而论的。他论述道：“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先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71]王阳明认为知行要从良知的基础上来认识，这样的“知”就“真切笃实”，“行”便“明觉精察”了，是不能离开“行”来求“知”的。并说“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岐之险夷者邪？”[72]他尤为精辟地论述了“知”与“行”是互为你我不能分离的观点。尤其针对从“知”入手的朱学而发，主张要将重点放在“行”上，认为“知”只是“行”的一个过程，应该始于“行”而终于“行”。也就是说，朱学把“知”与“行”平列起来，是二元的关系，并且认为要从“知”入手；而阳明一路心学则认为“知”与“行”是一元的，并且强调只要用“致良知”的真诚恻怛之心切实地去“行”，便是所谓的“知行合一”了。
总之，王阳明心学打破了朱学八股化的陈旧格套，体现出自由解放的精神。并且这种崇尚自由主义的思潮是建立在“与愚夫愚妇同的，是为同德”的广泛人群基础上的，认为“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73]。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良知。所以，这一观点一时间在社会各个阶层广泛流行。此时的艺术观念也可以说就是王阳明哲学思想在艺术上的反映。王学盛行既是对传统理学的反对，又是清初哲学新思潮的开启。正如民国学者嵇文甫所说：“一部晚明思想史，几乎可以说是一部王学解体史。这个解体过程结束了，新时代也就出现了。”[74]所以，下面我们简要论述王学在明末的分化过程。
随着王阳明学说的广泛流传，阳明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们对其师说便出现了不同的解释与分歧。按照主张的不同，学术界大都将王学的分化称为“王学左派”和“王学右派”。所谓“王学左派”即是以王龙谿（1498—1583）、王心斋（1483—1504）等为代表，主张极端、个性一脉，“时时越过师说”使王学向左发展，直至后来的狂禅派；而“王学右派”则是以聂双江（1487—1563）、罗念庵（1504—1564）为代表，主张在静中修“枯槁寂寞”之道，使王学向右发展，成为后来王学修正派的先驱。
所谓“王学左派”，大都不满其师说，将王学的自由解放思想极端扩大，提倡人的个性，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反对长期以来的禁欲主义，对传统经典提出质疑，从而强调个人思想的独立精神。直至后来便发展成为具有叛逆精神的思想流派，常被人们称之为“狂禅派”或“异端之尤”[75]。(www.xing528.com)
“王学左派”代表者如王龙谿，字汝中，名畿，将王学中“四无”之说充分发展，认为良知无关乎动静，致良知也不必关乎动静，所以主张必须在动静顺逆中感知世界，不能只求习静。这就与王学右派“主静”的思想形成差异。阳明左派另一位传奇人物王心斋，原名王艮，字汝止。他也认为：“圣人以道济天下，是至尊者道也。人能宏道，是至尊者身也。道尊则身尊，身尊则道尊。故学也者，所以学为师也，学为长也，学为君也。以天地万物依于身，不以身依于天地万物。舍此皆妾妇之道。”[76]他将“尊身”与“尊道”相互关联，认为两者密切联系。他提倡个人主义和“万物一体之道”的观点。同时，又将“尊身”的标准看作为“乐学”，在其著名的《乐学歌》中提出“乐学”的哲学观点。他肯定个人情感，认为人的“喜怒哀乐”都是自然现象。
另外，自王心斋开创“泰州学派”以来，阳明左派又经历了徐波石、赵大洲、颜山农、何心隐、罗近溪等诸多引领思想的革新者，他们都在晚明的思想界影响极大，一代胜过一代。直至到后来的李贽，高举自由主义和反叛旗帜，将阳明左派思想发展到极致，被称之为“狂禅派”或“异端之尤”。李贽的学说也标志着王阳明左派思想发展到极端。
李贽（1527—1602），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福建泉州府人。他批判宋明理学空谈格套和假道学的丑恶伪善，发扬平民意识，主张人的主体精神及独立人格和价值。要求按照自己的评价标准来评论古今事物，认为不要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以“百姓日用即为道”，认为圣人们所说的道不是什么玄之又玄、神秘不可测的东西，老百姓日常的生活“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77]。李贽是王学左派“异端”思想的代表者，其哲学思想肯定了人的个性发展，充分反映了广大工商业者和城市居民的意识，具有强烈的反封建主义色彩。这种学说对明末以来的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诸如“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的徐渭，“以情反理”的汤显祖，崇尚自然人性论的傅山等等，这些明末艺术的代表者无不和李贽所提倡的“童心说”及其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谓“王学右派”，是以聂双江、罗念庵、王塘南为代表。聂双江，名豹，字文蔚。认为“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从此出亦”，主张立静坐法，使身心归寂从而达到通感。其言“夫无时不寂，无时不感者，心之体也……谓工夫无分于寂感，而不知归寂以主夫感者，又岂得为是哉？”[78]可见聂双江以归寂为宗，走未发一路，指责阳明左派们所提倡的已发一路。这一观点也得到罗念庵的主张与推崇。罗念庵，名洪先，字达夫。虽未见过王阳明，却成为后来公认的阳明学说继承人之一。念庵称“双江所言……如康庄大道，更无可疑”[79]。和聂双江一样，念庵也对阳明左派“现成良知”之说力加反对。认为阳明所讲“致良知”关键在“致”字，不能像阳明左派那样随意来“良知”。其在《念庵文集》卷一一《双江公七十序》中就主张“知而良，则其未发，所谓虚静而寂焉者也。吾能虚静而寂。虽言不及感亦可也。”认为要主静修一脉，“致”必须从静中修得，在枯槁寂寞之后，才能得到“良知”的真实面目。
另一位王学右派代表是王塘南（1522—1605），名时槐，其思想宗旨是以“透性为宗，研几为要”，即“透性”“研几”说。王塘南批判王学左派末流：“致良知一语，惜阳明发于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先生没后，学者大率以情识为良知，是以见诸行事，殊不得力。”“学者以任情为率性，以媚世为与物同体，以破戒为不好名，以不事检束为孔颜地，以虚见为超悟，以无所用耻为不动心，以放其心而不求为未尝致纤毫之力者多矣，可叹哉！”[80]显然可见，王塘南与以“情识良知”的王学左派主张不同。并且认为学虽然不分动静，但力主从静入手。据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二十《江右王门学案·论学书·答周守南》载其言“欲人于初下手时，暂省外事，稍息尘缘，于静坐中默认自心真面目”。但是王塘南和罗念庵之学说也有差异，比如对于念庵所赞赏的“未发”，则认为“舍发而别求未发，恐是无理”对此则取折中的观点。然而，塘南之说对后来批判王学左派极端主义者有着很大的影响和借鉴。
总之，自王阳明开心学一脉以来，随着其后学者对其学说的不同理解，分化为“左派王学”和“右派王学”，可以说这两股大的哲学思潮的发展和演化共同影响着明末清初的哲学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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