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化伊氏宗族构建及中原情结

客家人与中原的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从许多客家姓氏的郡望堂号以及相关族谱的记载来看，客家先民大部分迁自中原是一个相当普遍的记忆。南迁的汉人到达闽粤赣交界区以后，如何在当地生存、发展，构建宗族制度？如何保存和延续他们对中原的记忆和情感？而这些记忆和情感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又如何在当地宗族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作用？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我们做更加细致地考察。本文拟以福建省宁化县伊氏宗族为例，利用该宗族保存相对完整的族谱资料，结合地方志记载以及田野调查所得，对上述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

宁化县地处福建省西北部，与江西省石城等地相邻，是历史上客家先民从江西进入福建的主要通道之一，因此宁化县在客家形成过程中居于很重要的地位。宁化伊氏据说其先祖就是从开封迁徙入闽的，随后在那里居住下来，繁衍发展。据《伊氏族谱》记载：

吾族世居河南开封府陈留县临清乡，迨唐僖宗二年，有文敏公偕弟文景避乱过江，挈家入闽之宁化武曲锡源驿，里号永丰，视其山水秀丽，足为发祥之所，安居以为家焉。文敏公生子二：长崇公、次显公。后敏公携妣同弟文景复归何（河）南，长子崇公无传，幸得次子显公为宁阳始祖。^[2]

上引资料当形成于清朝雍正初年。^[3]而资料中提到的“唐僖宗二年”，指的是唐僖宗乾符二年（875）。伊氏最早的一份《谱序》云：“至唐僖宗二年乙未岁，时有祖文敏公者避乱过江，由闽鄞居宁。”^[4]唐僖宗在位15年，其中只有一个“乙未岁”，即乾符二年（875）。而此时唐王朝的封建统治已经走向终点，王仙芝、黄巢相续起兵，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因此原来世居于河南省陈留县临清乡的伊文敏偕弟文景一起“过江”，到福建省宁化县的永丰里武曲锡源驿居住避乱。

陈留起源甚早。春秋时“留”为郑国属邑，后为陈所并，故名陈留。秦始置陈留县，属砀郡。汉为陈留郡治。唐代陈留县属汴州。五代、宋、金属开封府。元属汴梁路。明、清又属开封府。因此，宁化伊氏修纂的族谱，经常把他们的祖先住地称为“河南开封府陈留县临清乡”，其实这是五代、宋以至明、清的常用提法，在唐朝，陈留的隶属地不称“开封府”，而称“汴州”。今天陈留是开封县的一个镇。

伊文敏兄弟迁到宁化以后，居住在永丰里的武曲锡源驿。永丰里地处宁化县城之北，其西面与江西省接壤。清朝初年李世熊修纂的《宁化县志》载：“宁化自唐来，乡里无所考。宋制则以乡统团，团统里……明改诸团悉称里。”“其在县之北五十里为永丰里。领图者三。为墟者一，曰中沙墟。每月以二、七日。为村者三十有五”。^[5]至民国，永丰里已有两个墟市，村落数也有所增加。民国《宁化县志》云：永丰里“为墟者二：曰中沙，每月以二、七日。曰河龙排，每月以五、十日。为村者四十有七”^[6]。如今这两个墟市变成了两个乡的核心区，一个是中沙乡，另一个是河龙乡。而伊氏开基的“武曲锡源驿”即属于河龙乡，在现今的乡治所在地附近。

宁化建县于唐开元十三年（725）。而伊文敏兄弟于乾符二年（875）迁入开基，已在建县150年之后。^[7]但由于河龙地处宁化县边陲，这里山林遍布，人口稀少，大片土地尚未开发，因此为躲避战乱的中原移民提供了休养生息的良好环境。据当地人说，现在的河龙乡全境62.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3800多亩，而人口8200人，主要姓氏有伊、张、李、黄、谢、刘、毛等。在这些姓氏中，伊氏是最早迁来开基的，此后才有张氏于宋末迁入，谢氏更迟，至明景泰年间才从外地移入开基。^[8]

伊氏迁入河龙以后，便在这相对安宁但又土地荒芜的环境中繁衍生息。伊文敏生有两个儿子，其中长子伊荣无传，次子伊显生有五子。这五个儿子长大后又各自分居繁衍：长子必豪居武曲桥头，次子必富居上伊，三子必稔居下伊，四子必达居县城的水南街，五子必文居在城里陈家坊。这五个儿子是何时分迁定居的？据一篇成于明末的序文云：“后文敏产二子，长曰荣无嗣，次曰显得生五子，昭宗大顺二年分居处焉。”^[9]唐昭宗大顺二年为公元891年，此时距离伊文敏兄弟入闽仅16年。如果上述说法是言之有据的话，那么伊氏从河南开封迁入福建开基就不仅仅兄弟两人，而是携带妻儿老小至少十几口。这样他们一路艰辛，在宁化县的永丰里定居以后，经过16年时光，待伊显的五个儿子都长大成人以后才有可能分居别处，各自发展。

伊文敏和弟弟文景后来又返回河南，理由是他们思念故土先人，“第春露秋霜，难忘祭祀”，因此“公后同弟文景复返河南”。^[10]而留在宁化的子孙就以伊显传下的五房作为继续繁衍发展的基础。

伊氏在宁化的繁衍早期相当缓慢。据钟晋兰的统计分析，从伊显作为一世祖开始，下传五房，至第十世每代男丁总数大约都在20个以下，个别超过20个；十一世至十五世大都每代男丁数30多个，个别不足30个。十六世有男丁50个，十九世首次突破100个，以后发展就进入了快车道：二十一世有男丁数350个、二十二世556个、二十三世869个、二十四世超过1000个，至二十七世达到1751个（参见表1）。伊氏的十九世大致生活于明末嘉靖、万历年间，二十几世大都已在清朝，因此伊氏人口的较快发展是在明末以后出现的，尤其是清朝人口增长速度加快，进入了急剧膨胀的发展期。

表1　宁化伊氏历代男丁统计表

按：本表据钟晋兰：《伊氏历代止、殇、出家、出继、出外等统计表》编制，详见伊启烈、谢云吐、钟晋兰：《河龙的宗族、信仰与婚丧习俗》，载杨彦杰主编：《宁化县的宗族、经济与民俗》（上册），香港：国际客家学会、香港中文大学海外华人资料研究中心、法国远东学院2005年版，第282～290页。

宁化伊氏早期人口增长缓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缺医少药、天灾人祸的侵害等，致使很多新生儿早夭，甚至出现没有后代接续的情况。另一方面可能更重要，即目前我们据以统计的族谱是进入明朝以后才编修的，早期情况仅靠后人追忆，难免挂一漏万，因此统计的男丁数肯定偏低。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对宗族人口的观察主要是了解其大体趋势，切不可作为精确的人口统计数据加以运用。

伊氏在人口繁衍的同时，也在不断分居迁徙，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因此伊氏五房人的繁衍愈到后来其居住地愈加复杂。据一篇成于清朝雍正初年的文献介绍，参照其他资料记载，伊显五个儿子及其后代的分迁情况大致如下：

长子必豪公居武曲。三世崇本徙居上杭县。七世校二郎卜居本乡管背塘头，其孙九世念郎分迁对塘，又繁衍至十八世分居招得里安远司，至二十世显长分居招贤里坳背窠。

次子必富公居上伊。三世崇胜一脉分居高屋、石门头、围上；崇盛迁清流县；崇俊居本乡旧址长厅下。崇俊后代六世三七郎迁居招贤里沿口，十一世回郎出居长汀县店头街，十三世穆郎迁本里下窠，至乾隆年间又分迁建阳，十四世仲权分居本乡里屋，其弟仲端分居本乡文堂。

三子必稔公居下伊。十二世宏郎徙居本乡陂坑，传至十七世志显又迁鹅嘴坳。十三世仕郎迁居本乡上畲。

四子必达公居县城水南街。其裔孙宗显迁居本乡上坑，再传至文发之后分四房，徙居异地，散布江浙。

五子必文公居在城里陈家坊。五世伍益郎迁居本乡泗洲坑；伍源郎徙居本乡官畲，传至八世感郎又徙居圳背，此后至二十一世乾崇又分居江西省石城下水里、上里、烟坊。^[11]

以上是笔者根据族谱记载的资料予以简要概述，而所引资料的时间最迟不会晚于清朝乾隆年间。由此可见，伊氏自唐末从开封迁徙入闽以后，经过数百年的繁衍发展，其子孙后代已经遍布福建省宁化、上杭、长汀、清流、建阳各县，以及邻近的江西省石城等地和江浙地区。其中在宁化县主要分布于早期开基的永丰里（今河龙、中沙两个乡），以及招得里（今安远乡）、招贤里（今水茜乡）、宁化城关。这些伊氏子孙后代散布的区域，不管是福建省内或者邻近的江西省，其地理空间绝大多数都是连在一起的。而这片区域也是后来被称作客家人聚居的核心区。因此，宁化伊氏在此地域生活，经过历史风雨的浸润和洗礼，由原来的中原移民即客家先民变成了客家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客家宗族社会以及伊氏的文化传统。

二

如果说人口的繁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那么宗族制度的形成则是一个建构的过程。近年来的研究已经表明，华南宗族社会的形成与明朝廷的“大礼仪”讨论是密切相关的^[12]，宁化伊氏自然也不例外。他们自从入闽开基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普遍设立的祠堂、族谱及相关的联系族人的活动，直至明朝以后这些构成宗族制度的要件才逐步确立起来。

（一）编修族谱

族谱是记录一个血缘集团世系演变、祖先事迹、族规家法等重要信息的历史文献。宁化伊氏编修族谱最早是从明朝初年开始的。明崇祯六年（1633）伊氏二十二世裔孙思溪所撰《序》云：伊氏“为邑巨族。迨建文三年，族之哲士虑祖氏之世系憛其泯没，草序吊图，以待今世子孙之贤者”。^[13]建文三年即公元1401年，此时刚开始考虑修谱，只有“草序吊图”，尚未形成完整的体例。因此，宁化伊氏自从迁徙入闽以来，一直没有族谱。从公元9世纪下半叶至15世纪初，间隔500多年，这期间的各种历史信息只能靠口传或极少的零散文字保留下来，其中有误传或遗失、讹漏在所难免。

迄宣德十年（1435），伊氏出现了第一本相对完整的族谱，对此，其后人特别予以记述：“夫族赖谱以传，伊氏旧谱自大明宣德十年一修，至今万历八年，一百五十余年。”^[14]万历八年（1580）是继宣德以后的另一次修谱，可见伊氏早期的修谱很不正常，间隔145年（上引资料称“一百五十余年”有误）才重修一次。

明朝中叶以后，民间修谱活动日渐普及，伊氏族谱的编修也走向正常化。从明清以后历经民国至今，宁化伊氏一共修谱13次，以下为节省篇幅，将历次修谱的时间造列一表（见表2）。

在下述的13次修谱活动中，除了早期的创修阶段外，最为重要的是雍正元年（1723）和民国三十三年（1944）两次。

雍正元年（1723）的修谱是与康熙末年发生的祖坟争控事件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底，伊氏在祭扫始祖显公的坟墓时就发现有被损坏的情况。次年，围绕祖坟问题与庵僧的矛盾日趋激化，最终导致僧众捣毁伊氏祖坟，并持械打伤三名族人的事件，由此双方互控长达三年之久。后来经宁化县知县李元琦亲自审理，要求庵僧修复伊氏祖坟，此事才告了结。^[15]这种围绕祖坟的争执事件在传统社会并非罕见。而此事的出现则激起了伊氏族人的强烈愤慨，宗族凝聚力显著增强。事件结束后，伊氏族人就接着建祠、修谱。以前伊氏族谱都是各房自修的，而此次则是几房人合作共修。当时撰写的《序》云：伊氏“虽前此谱牒一订于明宣德年，再修于我朝顺治年，要第各支自为修葺，而合谱之举不无缺焉”^[16]。因此，此次重修是明宣德以来很重要的一次，它打破了原来“各支自为修葺”的局面，成为伊氏宗族在建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表2　宁化伊氏历次修谱一览表

另一次重要的修谱活动在民国三十三年（1944）。雍正以后虽然已经出现几房共同修谱的情况，但伊显传下的必达公房一直没有参与，直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春“召集原同谱四房绅耆，佥议重修要务”时，必达公房世居上坑之裔嗣才“持其分修谱牒前来，校对本源一体，支脉相符，加入合修”。^[17]因此，此次重修真正成为伊氏五房人共同修谱的一次盛举。从明朝初年开始草创族谱，到民国年间第十二修，最终完成了各个支派的整合任务，可见一个宗族的构建与整合需要经历相当漫长的过程。

（二）建造祖祠

如果说编修族谱是为了辨明渊源、厘清世系、保存宗族的历史记忆，而建造祖祠则是为族人尊祖敬宗营造一个神圣的空间。这两者相辅相成，最终目的都是团结族人，达到收族的效果。

宁化伊氏鼎建祖祠最早应该是从下伊开始的。据《下伊水南发源祖祠碑记》云，水南祖祠是文敏公从河南挈家入闽最早的居住地，因此它“始于唐，盛于宋，圯于元”，至明朝嘉靖九年（1530），居住下伊的子孙后代才把它恢复重建。^[18]可是，这座被下伊子孙视为“众祖老祠”的祠堂并没有在宗族建构中发挥太大作用。清乾隆十九年（1754），下伊子孙在断垣残壁中又一次重建了祖祠，但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因与当地谢氏发生矛盾，这座祠堂竟被拆毁，以后未再重建。^[19]

其实，下伊祖祠的命运仅是其中的一例。这与伊氏各房自立、尚未完全整合有密切关系。所谓“奈后显公五房，星罗棋布，繁衍城乡，各立私祠”^[20]；“在城建祠四，我上伊围上乡建祠二，俱祀始祖维德公以降”^[21]，指的就是这种状况。然而，建造一座能够维系全体族人的总祠，毕竟是伊氏宗族完成整合的一项重要内容。

康熙末年的祖坟争控事件，为伊氏族人增强内部凝聚力创造了条件。此时他们不仅联合起来修谱，而且共同建造总祠。据《太原伊氏鼎建思本堂祠碑记》载，这座祠堂建于上伊。在康熙六十年（1721）祖坟事件未了之时，显公传下的四房精英（必达公房未参与）就已经集中起来商讨建祠，很快便达成了共识，认为：“祠者祖灵陟降所也，亟宜建之！”于是，当年农历七月二十七日即卜吉动工，至雍正元年（1723）十二月完成，历时将近两年半，取名“思本堂”。^[22]随后，又设置祭田，并制定了《思本堂十条规训》，包括敦孝悌、睦宗党、隆学校、褒贞节、剪奸淫、除贼盗、惩赌博、戒荡游、严侵葬、究私卖等。^[23]这十条规训实际上就是伊氏宗族的族规。由此可见，思本堂的兴建在伊氏宗族的历史上居于何等重要的地位。

同治六年（1867）十月，上伊村因迎神演戏不慎失火，思本堂被烧毁。光绪十八年（1892）伊氏族人再次发起重建，迄光绪二十六年（1900）冬告成。此时又增加了祠堂祭产，并修订了入祠奉祀的神主数量和祭祀规则。原来思本堂内正中祀有始祖显公的神位，两边有大神主牌4块、各房祭祀的小神主牌36块，此次增订为各房祭祀45块，并议定规则：

合族复各建新牌，居左居右，在上在下，循序而进，各定位所。递年清明祭祀，见牌点名，联集文武绅耆衣冠，诣祠饮福（中略）。

一、议定每年值年人首士重一名，用力办食。

一、议定文武生员，届期事祀饮福。^[24]

祠堂作为宗族祭祀和聚会、处理族内事物的场所，在宗族社会中具有很强的凝聚功能和象征意义。嘉庆十三年（1808），曾任扬州守署两淮都转盐运使、裔孙伊秉绶为思本堂题赠的对联云：“启族自唐余中历四朝周十三甲，承家惟道乐支分五派衍百千丁。”清楚表明了作者的追本溯源思想，以及思本堂对伊氏五房子孙的重要意义。

由此可见，宁化伊氏自明朝以后，就一直持续不断地进行宗族制度的建构，通过编修族谱、建造祠堂、制定族规、设置祭田等系列举措，力求把数百年来分散各地的同根血脉都聚合在一起。宗族的建构是一个动态过程，其基本特征是由下而上的，先是各房派自建私祠，各修族谱，最后到各房派联合共建总祠，合修族谱。房派的联合是宗族内部整合的结果。因此，总祠、族谱的共建合修，不仅是一个宗族内部整合程度的标志，也是族人向心力的具体表现。宁化伊氏经过明、清两个朝代的努力，至清末、民国时期，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宗族体系。其间，雍正初年的修坟、建祠、修谱无疑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是伊氏宗族建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转折点。

三

宗族的建构过程也是族人在不断发掘历史题材，增强宗族集体记忆并凸显其文化印记的历史过程。宁化伊氏源自河南，开基于唐末，古老的历史记忆和中原情结，成为伊氏宗族的文化资源和情感纽带。

伊氏起源于黄河流域。商朝名相伊尹被视为伊氏的得姓始祖，而古老传说中的尧又被尊为伊氏更加久远的祖先。因此，伊氏在编修族谱时，儒家知识分子最愿意做的一件事，就是考辨其姓氏来源，把他们的历史与尧、伊尹的故事联系起来。

伊奚自乎？有自来矣。自尧生于伊祁而伊姓始，自尹居于伊水而伊姓著，是因地而取姓也。然尧以神圣而帝唐，尹以元圣而相商。圣君圣臣，尊卑千古；圣德圣功，徽隆万世。卓卓乎不可尚已……尝闻伊氏世居汴州陈留县。据《一统志》，今陈留有城之莘，即古尹耕有野之名莘者也。溯流穷源，则伊祁者伊水之源也，伊水者伊莘之渊也。伊莘之渊出而为陈留之派，陈留之派分而为宁阳之流。渊源流派，接续贯通，则伊在宁阳而来在陈留也，有据而足征矣。^[25]

这篇作于明朝万历八年（1580）的文字，是宁化伊氏裔孙、时任桃源县知县的伊天佑所为。他以饱满的热情、考据式的笔触，十分认真地辨析宁化伊氏的历史渊源。从唐尧而至伊尹，从伊水而至陈留，最终要说明的是宁化伊氏由来有自，他们的根从河北（伊祁山）至河南（伊水、陈留），与历史上的圣人一脉相承。

这种追根溯源式的历史表达，在宁化伊氏的《族谱》中经常可以读到。崇祯六年（1633）的《序》云：

闽汀宁阳有姓曰伊者。厥初尧以伊祁著姓，厥后尹以伊水继姓。相传世居汴洲（州）之陈留，至唐季时有文敏兄弟徙居宁化而家焉。^[26]

至清末，光绪三十四年（1908）伊氏的一位邑庠生这样写道：

吾族之来也久矣。在中天之世，以伊祁而帝唐。在商汤之日，以伊尹而相汤。在中宗之朝，以伊陟而佐殷。至于汉有伊籍，唐有伊馥，历代人文叠起者，不可胜数。吾祖文敏公者，即其苗裔。^[27]

发掘伊氏的早期历史，目的是向世人表明他们的祖先有着辉煌的过去，从而增强族人的向心力和认同感。

除了追溯历史渊源之外，伊氏迁往宁化以后出现的历史名人更是族人津津乐道的重点。宁化伊氏繁衍至第五世出现了一个豪杰叫伊盆（讳义郎），曾自告奋勇代解贡品进京，与北宋朝廷发生了关系，因此他的事迹广为流传。清初李世熊修纂《宁化县志》时，就根据庙宇碑刻的记载将其事迹载入志中。《宁化县志》“伊公庙”云：

庙在永丰里上伊村。按旧碣，神姓伊名盒，为人豪毅，耿耿有烈士风。宋真宗景德元年，转运使李住起解梅州银绢，本州委通判胡某赍至本都武曲桥锡源驿，疾故，奉官茔葬。伊公慨然诣县自陈曰：“解官本为朝廷重务，客死吾土，某现充保长，亦草莽臣也，愿换牒代解。”县许之。至汴京，适皇太子生，上大悦，以覃恩赐敕一道，骏马一骑，剑一口，出镇柳州。时南蛮不共，公领军夺勇前驱。血战破贼，所向倒戈。事平凯奏。卒于官，以功特赠银青大夫，因庙食至今。^[28](www.xing528.com)

由于有李世熊的记述，伊盆的事迹更加深入人心。他的精彩故事除了为人豪毅、出身草莽等情节外，更为重要的是到了汴京，受到北宋皇帝的赏赐。这样，就把生活于山野边陲的小民与中央朝廷联系了起来。开封、朝廷、宋真宗等词汇，对于来源于汴州陈留的伊氏族人来说，无疑是唤醒历史记忆的亲切信号，增强了他们对姓氏渊源的认知和对中原故土的思想情感。

随着崇拜的深入，有关伊盆的故事愈加丰富。《伊氏族谱》不仅按照《县志》的记载抄录了伊盆事迹，而且加上了他被朝廷赐塑金身、享庙祀、阴娶等情节。

公为人豪毅，耿耿有烈士风。（中略，与《县志》同）卒于官，以功特赐银青光禄大夫，载邑志。

公葬麻坛岭下，蛇形，寅山申向。仁宗天圣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庚郎、坚郎会集谢、赖二姓，同至麻坛岭下请回真身，奉旨塑金身，在庚郎已地水南建庙，崇祀千秋。公生于宋太宗太平四年己卯岁十月十七日。元配张氏夫人。后于徽宗大观三年二月初三日在阳坳必豪公之孙景学家中显圣，阴娶吴氏夫人，同享庙祀至今。^[29]

除了《宁化县志》未载的这些细节外，从清初开始，《伊氏族谱》又出现了伊公再被朝廷封为“洲湖润德尊王”的提法^[30]，而且还有一份据说是大宋政和二年（1112）六月的《制诰》。据《制诰》云：当时由于社会动乱，“海啸鲸波，江鸣鼍鼓，舳舻蚁集，播地惊惶”，而伊公在危难关头显圣，“风云振旅，雾撼江滨，空腾戈甲，悬耀旗旌”，于是“海鲸惧而遁迹，山魈畏以潜形”，朝廷因此覃恩封为“洲湖润德尊王”，并封其妻吴氏为“赫灵显德夫人”。^[31]

至此，有关伊公生前死后的所有细节都在《伊氏族谱》中一一呈现：他生于宋太宗太平四年（979）十月十七日；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25岁代解贡品进京，受赏识出镇柳州，平南蛮奏捷；卒于官，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真身被请回，奉旨塑金身，立庙崇祀；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二月初三日显圣，阴娶吴氏；政和二年（1112）六月再被朝廷封为“洲湖润德尊王”，吴氏亦被封“赫灵显德夫人”。族人崇奉其祖先并努力塑造祖先与朝廷皇帝的关系，对提高该宗族的社会声望和影响力十分重要，这本来并不稀奇。上述事例最令我们关注的，是这些涉及伊公与朝廷关系的时间点都发生在北宋。北宋的京城在开封。因此，伊公生前死后的诸多故事情节与其说是在塑造神明正统，从而拉近地方小民与中央朝廷的关系，还不如说伊氏族人在此寄托着他们对中原故土的情感，是一种隐性的历史情结在自然地流露与拓展。

河龙聚居着伊、谢、张、李等姓族人。伊公祖庙就建在下伊。随着其灵验故事的传播，伊公崇拜就逐渐走出了伊氏宗族的范围，成为周围53乡人共同崇祀的活动。如今，下伊的水南祖庙仍然存有多块清朝时期众姓修建庙宇的碑刻^[32]。其中，雍正十年（1732）的《水南庙碑记》云：

宋真宗时，余乡有伊公以解粮为朝廷简任，莅镇柳州，累建勋于汗马之劳，载在邑乘彰彰可考。^[33]

嘉庆二十四年（1819）《重建水南庙记》又载：

（伊）公于宋真宗景德元年解粮诣京，适皇太子生，敕赐银青大夫。镇柳州。时南蛮不贡，公令军奋勇，事平奏乐凯。卒于官。后于宋政和二年因海寇骚扰，公显绩平服，加封洲湖润德王。而英灵赫濯，有祷必应，于梓里诸乡素著，所以庙食至今^[34]。

上引这两段清朝时期的碑文都在讲述伊公的故事。有意思的是，尽管这两段碑文书写的时间不同，但都提到伊公进京的任务是“解粮”，而不是我们原先知道的“起解梅州银绢”（康熙《宁化县志》）。解押的东西变了，这其实不是作者的疏忽大意，而是乡民百姓在传播故事过程中增加了新的内涵。

河龙乡是宁化县的产粮区之一。河龙大米在当地十分有名，至少在清朝，就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贡品。因此，伊公故事的演变，与清朝时期河龙的社会经济变迁是密切相关的。如今，当地人在讲述伊公故事时，有关进贡大米的情节更加惟妙惟肖：

（伊盆）自告奋勇，愿意换牒代解，获宁化县府批准登上迢迢解银绢的辛苦征途，并随带河龙大米进京。当伊盆解押到京城（河南开封）交割银绢时，适逢太子刚好诞生，皇上大喜。又献上带去的河龙大米，皇上吃后，甚赞其米，十分高兴，龙颜大悦，令其年年进贡……河龙大米成为贡米后，远近闻名，十分畅销，所以河龙各姓氏十分感谢伊盆打开了大米的销路。^[35]

这个故事的讲述者和整理者是当地伊、谢两姓的文人。可见伊公故事在当地人的集体创作下，随着历史的推移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伊公进京加上了河龙大米的情节，由此伊公的历史贡献就不仅仅是慷慨忠义、护国祐民，而是把河龙与京城联系起来，把河龙大米与皇帝喜欢的贡品连接在一起。伊公由此成了有功于家乡、值得乡民永远纪念的杰出人物。伊氏的历史故事和中原情结，最终演变成了河龙各姓村民共同享有的文化遗产。

四

宁化伊氏自称是来自开封的古老宗族，他们是最早迁入河龙开基的一支中原移民。在千百年的繁衍过程中，伊氏子孙遍布于闽西、赣南的许多地方，最终成了客家人。

宁化伊氏与其他客家姓氏一样，都是经历了人口繁衍、迁徙定居，以至逐渐形成宗族社会的历史过程。伊氏的宗族建构开始于明朝，至清朝雍正以后，宗族内部的整合出现了新的发展，各房派子孙联合建祠、修谱，形成了一整套宗族制度。

宗族建构的过程也是伊氏族人保存、延续历史记忆的过程。族谱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了宗族的过去，而族人的口头传说则以鲜活的方式演绎着祖先的传奇和辉煌。伊氏族人虽然已经远离中原故土，但在他们的思想深处，仍然蕴藏着浓厚的中原情结和历史情感。这种思想情感不仅表现在对祖先渊源的追溯和考据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对北宋时期伊公传奇的塑造和表达上。古代圣贤和伊公故事，两者交相辉映，构成了伊氏宗族两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印记。

这些文化印记既是宁化伊氏宗族文化的鲜明特色，也是当地客家文化的组成部分。宁化伊氏以其来自“古老历史”的文化资源，参与了当地的社会生活与文化创造，成为各姓乡民共同享有的文化遗产。今天，这些承载着祖先记忆的文化传统仍然鲜活，它以丰富的内涵在新的时空背景下继续向前延伸，且并没有因时代变迁而停滞，而是以更加多元、开放的面貌，在新的社会环境里继续发展，面向新的未来。

【注释】

[1]本文为第二十七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2014年10月17—18日，开封：河南大学。

[2]雍正元年（1723）《太原郡源流记》，载《太原郡伊氏族谱》卷首光绪三十四年（1908）重修本（以下简称“光绪本”），第7页b。

[3]按，上引资料尽管有明确落款，时间为“皇清雍正元年癸卯岁仲冬月吉旦”，但文中又有述及乾隆年间的史事，当为后人增订加入。

[4]洪武十二年（1379）《伊氏旧谱序》，载《太原郡伊氏族谱》卷首，光绪本，第2页a。

[5]宁化县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康熙《宁化县志》卷1《疆界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9～41页。

[6]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宁化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点校：民国《宁化县志》卷4《城市志》，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7]按，又有一说，伊氏入闽的时间为“唐僖宗文德元年”，即公元888年（见《下伊水南发源祖祠碑记》，载《太原郡伊氏族谱》卷首，光绪本，第19页a），但不管何种说法，其入闽时间均在唐僖宗年间。

[8]参见伊启烈、谢云吐、钟晋兰：《河龙的宗族、信仰与婚丧习俗》，载杨彦杰主编：《宁化县的宗族、经济与民俗》（上册），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资料研究中心、法国远东学院2005年版，第271～275页。

[9]崇祯六年（1633）姚世安《序》，载《太原郡伊氏族谱》卷首，光绪本，第5页a。

[10]《太原郡伊氏族谱》卷二，民国三十三年（1944）十二修本（以下简称“民国本”），第1页a。

[11]以上分迁情况据下列资料概述：雍正元年（1723）《太原郡源流记》，载《太原郡伊氏族谱》卷首，光绪本，第7页b～8页b。乾隆四十七年（1782）《必达公房上坑先修族谱旧序》，载《太原郡伊氏族谱》卷1，1990年十三修，第27页ab。

[12]关于明朝“大礼仪”讨论对宗族发展的影响，请参见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3]崇祯六年（1633）《旧序》，载《太原郡伊氏族谱》卷首，光绪本，第4页a。

[14]万历八年（1580）《太原伊氏重修旧谱序》，载《太原郡伊氏族谱》卷首，光绪本，第3页a。

[15]这个事件在伊氏族谱中有多处记载，参见《太原郡伊氏族谱》卷首，光绪本，第13页a～14页a、第17页a。

[16]雍正元年（1723）《太原伊氏重修家（谱）序》，载《太原郡伊氏族谱》卷首，光绪本，第7页a。按，引文中提到的顺治年间重修族谱，即为第五修，康熙元年作序。

[17]民国三十四年（1945）《太原郡伊氏十二修族谱新序》，载《太原郡伊氏族谱》卷首，民国本，第3页a。

[18]乾隆十九年（1754）《下伊水南发源祖祠碑记》，载《太原郡伊氏族谱》卷首，光绪本，第19页a。

[19]以上参见《太原郡伊氏族谱》卷1，1990年十三修，第37页ab。

[20]乾隆十九年（1754）《下伊水南发源祖祠碑记》，载《太原郡伊氏族谱》卷首，光绪本，第19页a。

[21]乾隆二十年（1755）《太原伊氏鼎建下伊水南祖祠记》，载《太原郡伊氏族谱》卷首，光绪本，第19页b。按，维德是伊显的字。

[22]雍正二年（1724）《太原伊氏鼎建思本堂祠碑记》，载《太原郡伊氏族谱》卷首，光绪本，第15页ab。

[23]《思本堂祠规训引》，载《太原郡伊氏族谱》卷首，光绪本，专门单页第1页a～2页b。

[24]《新牌位引》，载《太原郡伊氏族谱》卷首，光绪本，专门单页ab。

[25]万历八年（1580）《太原伊氏重修旧谱序》，载《太原郡伊氏族谱》卷首，光绪本，第2页b。

[26]崇祯六年（1633）姚世安《序》，载《太原郡伊氏族谱》卷首，光绪本，第5页a。

[27]光绪三十四年（1908）《太原郡伊氏十一修族谱序》，载《太原郡伊氏族谱》卷首，光绪本，第1页ab。

[28]宁化县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康熙《宁化县志》，卷7《坛壝庙祠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8页。按，“神姓伊名盒”的“盒”字，当为“盆”之误。

[29]《太原郡伊氏族谱》卷2，民国本，第3页b～4页a。

[30]见康熙元年（1662）《伊氏七十有奇翁老笔重修族谱序》、雍正元年（1723）《太原伊氏重修家（谱）序》，载《太原郡伊氏族谱》卷首，光绪本，第5页b、第6页b。按，此前伊氏的历次谱序均没有“洲湖润德”这个封号。

[31]《太原郡伊氏族谱》卷末，1990年十三修，第1页a。

[32]按，这些碑刻钟晋兰均已整理标点，见伊启烈、谢云吐、钟晋兰：《河龙的宗族、信仰与婚丧习俗》，载杨彦杰主编：《宁化县的宗族、经济与民俗》（上册），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资料研究中心、法国远东学院2005年版，第347～363页。

[33]上引书，第347页。

[34]上引书，第360页。

[35]见伊启烈、谢云吐、钟晋兰：《河龙的宗族、信仰与婚丧习俗》，载杨彦杰主编：《宁化县的宗族、经济与民俗》（上册），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资料研究中心、法国远东学院2005年版，第3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