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理论”一般特指中国传统的环境选择理论，具有极为悠久的发展历史和错综复杂的人文背景，至今仍饱受争议。它以“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为基础，收纳了中国古人在认识、理解和处理人与自然环境关系时逐渐形成的传统经验和智慧，其中夹杂着大量的巫说秘术，也蕴含了许多与天文学、物理学、地理学、地质学、环境学、生态学、建筑学等与现代科学相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可以说，中国传统风水理论是一套关于环境选择的巫学并生、清浊混杂的综合性认知体系和价值标准。
“风水”一词并非只为“风水理论”典籍所独有，而是被许多不同领域的古代典籍所使用。但是，“风水”一词在不同典籍中的含义却不尽相同。《周易·说卦传》云：“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巽为木，为风……坎为水，为沟渎”[1]。由此可见，《周易》所言“风、水”为巽、坎二卦之象，指涉自然界的风与水。《黄帝内经·素问·评热病论篇第三十三》云：“至必少气时热，时热从胸背上至头，汗出手热，口干苦渴，小便黄，目下肿，腹中鸣，身重难以行，月事不来，烦而不能食，不能正偃，正偃则咳，病名曰风水”；《黄帝内经·素问·水热穴论篇第六十一》云：“肾者，牝藏也；地气上者，属于肾而生水液也，故曰至阴；勇而劳甚，则肾汗出；肾汗出逢于风，内不得入于藏府，外不得越于皮肤，客于玄府，行于皮里，传为浮肿；本之于肾，名曰风水”[2]。《黄帝内经·灵枢·九针论第七十八》云：“九者野也，野者人之节解皮肤之间也；淫邪流溢于身，如风水之状，而溜不能过于机关大节者也；故为之治针，令尖如挺，其锋微员，以取大气之不能过于关节者也”[3]。可见，《黄帝内经》中所提到的“风水”是用来描述自然界的风水和疾病名称的。上述古代典籍中所使用的“风水”一词，与环境选择并无关系。
通常认为，“风水理论”中的“风水”一词较早见于《葬经》：“葬者，乘生气也；五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4]概括来说，传统风水理论主要可以分为有关民居、村落、城镇、宫殿等生者居住环境选择的“阳宅”风水和有关坟茔、陵寝等逝者墓葬环境选择的“阴宅”风水两大部分。其中，阳宅风水理论代表著作有《宅经》《阳宅摄要》《阳宅十书》等，阴宅风水理论代表著作有《葬经》《葬经翼》《司马头陀论葬》《十六葬法》以及《黄帝宅经》《博山篇》部分内容等。[5]
风水理论在中国已有几千年历史，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产生了众多的流派，形成了丰富的理论著作和实践经验。
约六千至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知道朝南开门，选择在濒临河流的阶地或高出平地的山冈、沙地和台地上建造房屋，墓葬也要选择方向。商代人们生活中，包括兴建住宅在内的许多大事小事都通过卜筮来决定，从河南安阳下屯村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发现有大量择地卜辞；周承商制，迁都、择地时亦采用先相后卜的方法来决定；秦汉时期，风水学说逐渐流行，同时出现了“四象”、“阴阳五行”、“司南”、“二十四山”等新技术，为风水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形成了“四象五行风水说”及“五音图宅术”等相宅风水术；魏晋时期，阴宅风水越来越受重视，这一时期的风水著作也多以“葬经”命名，出现了郭璞、陶侃、韩友等风水大家；隋唐是风水理论的成熟期，风水理论著作大增，其中《旧唐书·经籍志》收录风水著作13部，《敦煌写卷伯三八六五号·宅经》开列民间风水书24种，这一时期的风水家有时甚至兼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史学家、数学家、僧人、道士等多种身份于一身，出现了高僧一行禅师（俗名张遂）、李淳风、杨俊松等名师大家，他们在师法前人理论的同时，兼持星象、占家、时辰吉凶诸说，对住宅光照、通风、给排水、方位等要素的观察和思考更加理性，使风水理论走向天、地、人相和谐的至高境界；宋代出现了赖文俊、陈抟、徐仁旺、吴景鸾、付伯通、蔡元定等风水大师，理学家朱熹也对风水进行阐释和认定；明太祖朱元璋笃信风水，其军师刘伯温注解《新刻石函平砂玉尺经》并撰写《堪舆漫兴》一书，廖均卿则身为明十三陵首席风水师而尊受皇室四品职衔供养；清朝时期，风水理论逐渐泛滥分流，门户林立，众说纷纭，此时的风水著作多以“地理”命名，时有蒋大鸿、沈竹礽等风水大家；清末至民国以后鲜有风水大家出现，风水逐渐流于功利，几乎沦为江湖骗术。[6]
相传为黄帝所作的《黄帝宅经》，讲述住宅与天、地、人的和谐关系，其开篇序云：“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非夫博物明贤，未能悟斯道也；就此五种，其最要者唯有宅法，为真秘术；凡人所居，无不在宅；虽之大小不等，阴阳有殊，纵然客居一室，亦有善恶；大者大说，小者小论；犯者有灾，镇而祸止，犹药病之效也；故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吉；若不安，即门族衰微；坟墓川冈，并同兹说；上之军国，次及州郡县邑，下之村坊署栅，乃至山居，但人所在，皆其例焉”[7]，指出“住宅”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强调宅法的重要性。传为晋代郭璞所著的《葬经》，为阴宅风水理论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其文“夫葬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伏”[8]常为风水家所引用并以之为择地依据，其意是指：丧葬之地，须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四个方位均为吉象方可称之为吉地。这种观点不仅在阴宅风水中流行，在阳宅风水中也被引申沿用。明王君荣所著《阳宅十书》云：“凡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淤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元武，最为贵地”；其中“玄武在北，代表冬季，阳宅风水指屋宅后面有丘陵俯伏；朱雀在南，代表夏季，阳宅风水指屋宅前面有池塘清澈；青龙在东，代表春季，阳宅风水指屋宅左面有流水蜿蜒；白虎在西，代表秋季，阳宅风水指屋宅右面有大路绵延”；另有许多专门术语，其中“明堂”在阳宅风水指屋宅前方的空地，认为是地气聚合的场所，以洁净、宽广、藏风、聚气为佳；“水口”指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水流的进出口，阳宅风水认为是生气的外在形态，又代表财源旺衰；“天井”指屋宅中央围成的露天空地，即院落，阳宅风水认为财气由大门或天降积聚于天井后，再由门窗进入屋里。[9]因此，按传统风水理论的要求，所谓“吉地”一般要求背山面水，以山为依托，主山左右两侧呈环抱状，合抱平旷的地坪，地坪前要有水流，较远处有山做屏障，在这种“吉地”上营造的村镇聚落，坐北朝南，背风向阳，不仅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有相当的景观审美价值。[10]
风水理论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众多流派，其中最主要的为形法家和理气家两大派别。
形法家又称形势、峦头、峦体、形家、江西之法，代表人物有郭璞、杨筠松、曾文遄、赖大友、徐善继、徐善述、谢双湖、周景一、俞廷举等，代表著作有《葬经》《撼龙经》《玉髓经》《葬法心印》《曳天机》《天砂玉尺经》《堪舆管见》《地理人子须知》《披肝露胆》《搜玄旷揽》《山洋指谜》《地理知止》等。形法家注重天、地、人三者在“空间形象”上的合一，以“龙”、“砂”、“水”、“向”、“穴”五大要素作为依据，形成“寻龙”、“察砂”、“观水”、“取向”、“点穴”的固定套路和规则。形法家堪址注重五大要素的配合，其具体方法有十条：一看祖山秀拔，即大河发源处的山脉秀丽挺拔；二看龙神变化，及山脉的走向起伏而有变化；三看成形住结，即起伏的山脉间形成盆地和平原；四看落头分明，即河水的交汇；五看脉归何处，即山脉走向的终点；六看穴内平窝，即内环的小块平地；七看砂水会合，即周围山水环抱的形势；八看朝对有情，即前后山的高地朝向；九看生死顺逆，及山水选择的吉凶；十看阴阳缓急，即山水选择的向背。(www.xing528.com)
理气家又称方位、宗庙、屋宅、罗经、福建之法，以太极、河图、洛书、八卦、天干、地支、阴阳、山向、官星为理论基础，主要以五星八卦推定生克，乘气作向，控制消纳。理气家注重天、地、人三者在“时间序列”上的合一，重视“阴阳”、“五行”、“干支”、“八卦”、“九宫”等的生克。理气家支流众多，有三元派、三合派、九星派、八宅派等。清末以来，除八宅派以外的其他理气流派基本融合统称为“玄空飞星派”，成为当今理气派主流，其特征为重视砂水与方位的组合，强调地理环境在不同时间的吉凶变化。[11]
由于风水理论夹杂了许多诬枉之说，即使在其大为流行的古代，也引起了许多名士的置疑、论辩和诘难。
东汉思想家王充著《论衡》八十五篇宣扬无神论，其中《四讳篇》《难岁篇》和《诘术篇》均涉及风水，对当时流行的“讳西益宅”、“避太岁”、“五姓图宅”等与风水有关的禁忌和理论进行了有力批判。[12]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撰写了一篇《葬论》，介绍了其家族丧葬不信葬书、不择葬地的丧葬方式和事例，驳斥阴阳家之说。
[13]明嘉靖十七年，庐州府项乔的母亲娄氏病故下葬，长媳娘家人因听风水先生说葬地不利长子长媳而非常惊恐，极力要求迁葬，项乔随即撰写《风水辩》对葬地风水之说进行了驳斥：“但所谓风者，取其山势之藏纳，土色之坚厚，不冲冒四面之风与，无所谓地风者也；所谓水者，取其地势之高燥，无使水近其亲肤而已……人子之葬其亲，求亲之体魄得安足矣，借使有荫应之说，亦非孝子仁人之所图也，况万万无此理乎？……盛衰有相寻之理，天地亦有终穷之时，此会逢其适焉而，非葬地之故也。”[14]除了上述之外，南宋文人罗大经、杨万里、元明之际无神论者谢应芳、明代哲学家王廷相、明朝学者吕坤、明清之际思想家陈确等，都对风水迷信之说进行了论辩和驳斥。这些论辩和驳文虽然未能遏止风水理论的流行，但对于古代风水理论的整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近现代以来，大量迁出的华侨在国外生活的同时，将中国传统风水理论和实践也带到了国外，引起了许多国外学者的研究兴趣，这种现象间接刺激了国内风水理论研究的回温。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国内对于风水研究的著作开始增多，相继出现了《风水探源》《风水与建筑》《中国风水应用学》《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理想景观探源：风水的文化意义》《风水与城市》《风水与建筑》《风水与环境》《风水与人居环境》《中国风水文化》《风水史话》《周易与中国风水文化》《家居风水》《风水与巫术》《风水皕问》《风水解析》《中国风水与环境艺术》等大量的相关著作，表明了国内学者开始对中国传统风水理论进行关注。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教授俞孔坚在著作《理想景观探源：风水的文化意义》的序言中写道：“风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超越任何科学的或是其他文化的价值标准，斥之为迷信或高抬其为科学都不足以揭示风水之本质；它有其深层的人类生态和文化生态含义……理想风水模式深存于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是构筑在中国人的生物基因与文化基因上的图式……认识风水之深层意义，对于认识中国人及中国文化之自我，理解中国大地上的景观及其精神，改造和创造更富有意义的现代景观，都有重要的意义”[15]。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四大文明硕果仅存的一支，经历了数千年的漫长发展，犹如滔天大河，流域宽广，支流众多，清浊俱有。风水理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中渗透着千年历史的生命气息，既包含了中国古人在天文、地理、人事和哲学等领域的智慧和经验，也掺杂了众多难以理解的神秘理论和方法。对于当代人来说，风水理论所产生和发展的时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其所作的任何简单评价都难以描述其与中国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血脉关系。随着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再度崛起，中国风水关于环境选择的一些理论和方法，逐渐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新认识和批判继承。
面对当代文明社会的考验，“风水”这一历经数千年而绵延未绝的古老东方学说得以吐故纳新，在现代社会的生态平衡、环境保护、城市规划、建筑选址、室内布局等领域得到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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