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文化与烽传和驿传文化有关

长城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发挥防御作用，除了因为有坚固的墙体和无数的城、堡、塞之外，还因为有较为严密的军事信息传递系统。与长城有关的军事信息形成了极富特色的长城文化。

（一）烽传文化

烽燧在汉代被称为亭隧，因为驻有戍守，又是望警的烽台。汉代长城沿线的烽燧，按照形制和功用可分为两类：一是与长城同线的烽燧，主要作用是下传烽火警报、传递邮件、守护长城、保卫边境，它的任务主要是警备和固守边塞，兼有瞭望报警的作用，称为塞烽。另一类是瞭望报警烽燧，是一种延伸出长城的瞭望线，如伸向罗布泊的烽燧线，以郡府为中心，向郡境四周边作辐射状展开，四处延伸修建在各地制高点的烽燧，其主要作用在于候望及向郡府传递情报，瞭望报警，基本上不承担抗敌保境的作用。烽燧传递报警消息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军事任务，为确保信息传递及时、有条不紊，汉代的郡府与都尉府都有制度适合本地区使用的《烽火品约》。品约中的“品”是指登记，“约”有约定之意。若未经约定，在传递信息上便会产生障碍。汉代边塞将敌情分为五类：

1.敌十人以下在塞外者。2.敌十人以上在塞外，或一人以上、五百人以下入塞者。3.敌千人以上入塞，或五百人以上、千人以下攻亭障者。4.敌千人以上攻亭障者。5.已被敌人攻下临近的障城。

与上述敌情分品相对应，蓬火信号亦随之对应约定为五级：

1.昼举一蓬，夜举一苣火，毋燔薪。2.昼举二蓬，夜举二苣火，燔一积新。3.昼举三蓬，夜举三苣火，燔二积薪。4.昼举三蓬，夜举三苣火，燔三积薪。5.昼举亭上蓬，夜举离合火。

这里的“蓬”是以缯布制作，白天有敌情，在烽火台下用桔槔或辘轳升起，使后方传递烽火信号的边士卒见而知之。苣火是用柴草堆积，白天有敌情，则在烽火台旁点火燃烧，白天可见烟起，夜间有敌情，则将苣薪插在烽火台上的木橛上点燃。烽燧戍卒在平日执行勤务时还要用土给积薪涂垩土以防止积薪被雨淋湿或者被大风吹散。发现临近烽燧有敌在烽火台下也燃烧一定堆数的积薪，以便后方望见火光而传烽，这也是一种重要的传递报警的方法。唯有“亭上蓬”和“离合火”分别为危急信号。当敌人已占领烽火台下的障城，烽火台受到直接攻击时，白天则在烽火台上挂起“蓬”，夜间则在烽火台上举离合火。

唐杜佑《通典·守拒法》详细记载了当时烽火台的结构和应用情况：“烽台，于高山四顾险绝处置之，无山亦于孤迥平地置。下筑羊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为准。台高五丈，下阔二丈，上阔一丈，形圆，上建圆屋覆之。屋径阔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板为。上覆下栈。屋上置突灶三所，台下亦置三所，并以石灰饰其表里。复置柴笼三所、流火绳三条。在台侧近上下，用屈膝梯，上收下乘。屋四壁开觑贼孔，及安视火筒。置旗一口、鼓一面、弩两张、抛书石、垒木、停水瓮、千粮、麻蕴、火钻、火箭、蒿艾、狼粪、牛粪。每晨及夜，平安举一火，闻警因举二火，见烟尘举三火，见贼烧柴笼。如每晨及夜平安火不来，即烽子为贼所捉。一烽六人：五人为烽子，递如更刻，观视动静；一人烽率，知文书、符牒、转牒。”(www.xing528.com)

汉唐时期燃放烽燧的方法及报警制度，大同小异。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时，对烽燧做了如下说明：“边方备警急，作高土台，台上作桔槔，桔槔头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举之以相告烽；又多积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烟曰燧。昼则燔燧，夜乃举烽。”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广动植》：“狼粪烟直上，烽火用之”。宋陆佃《埤雅·释兽》：“古之烽火用狼粪，取其烟直而聚，虽风吹之不斜。”其实，大凡食肉兽的粪便，其烟都有这种特性。

因为古代燃放狼烟报警，所以在古代典籍中，“狼烟”竟成了“烽火”的同义语，“敌兵”的代名词。狼烟也成了边陲风光中最有代表性的景观。因为狼烟燃放得是否准确及时，直接影响到边关乃至内地的统帅们对敌情的了解和判断，影响到战斗的胜负，所以古代军事家们对狼烟的燃放作过认真研究。《卫公兵法》中就对燃放狼烟的烽火台的选址、建造和相互间距作了详细的说明，并且规定，即使兵马行军途中宿营，也要在营寨百里之外设临时性烽火台。王维《陇西行》诗：“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关山正飞雪，烽戍断无烟。”描写的就是河西边防上紧急报警的情形。一方面，军情紧急；另一方面，边关又风狂雪暴，隔断了烽火上联络、报警的狼烟，边防警哨没有办法点燃烽火报告军情，只得用驿骑策马扬鞭，火速一站一站地往下传递紧急军情。可见，烽燧制度影响深远，对诗歌、建筑等提供了不少的素材。

（二）驿传文化

驿传，在我国起源很早。据学者考证，在殷商时期就有了驿传制度，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就有“驲传”的记载。所谓“驲传”就是指驿站专用的车辆，《说文通训定声》称“车曰驲，曰传，马曰驿，曰遽”，因为传递文书讯息主要是用车用马，故驿站亦称驿传、传驿或置驿、置传、邮驿等。《韩非子·难势》中则描绘了古代驿传的基本建置和传递速度，“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

汉代，在各地传舍（即邮差休息的房子）15公里置一驿，供驿传者休息、停留，并由邮亭传递公文信息。在嘉峪关出土的魏晋驿使画像砖就描绘了“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的生动场景。我国在1982年8月25日曾发行过一枚邮票，邮票图案采用的就是《驿使图》。《驿使图》不仅对史书中关于驿传的记载相印证，而且也成为我国邮政史的珍贵图片资料。

自隋以后，驿传隶属于兵部，直至清末。可见驿传与军事联系密切，邮驿在唐代得到空前发展，当时官办的驿站以长安为中心四方并联，还在水路设水驿，驿有驿田，设驿长。明时驿递也十分发达，各州府县均设驿站，有水驿、马驿、急递铺、递运所之分，驿站所需人夫、马骡、车船等，作为差役，由当地州县府官府向民户编派。武威著名的古驿站就有大河驿、靖边驿、黑松驿、岔口驿等。驿传制度所带来的驿传文化，对清朝以前文书的传递、交通设施、军事制度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