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33年,鲁僖公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前来朝见鲁僖公。《春秋》记载:“杞子来朝。”是因为他用的夷人的礼节。鲁僖公看不起他,是因为觉得他对自己不够恭敬。
夏,齐孝公卒。有齐怨,不废丧纪,礼也。
夏天,齐孝公去世,其弟公子潘即位,是为齐昭公。虽然近年来两国之间结怨颇深,鲁国人却秉承周礼,派人参加了齐孝公的葬礼。
秋,入杞,责无礼也。
秋天,鲁军入侵杞国,讨伐其无礼。
回想起来,六十多年前的鲁桓公二年,鲁国也曾经以同样的理由入侵杞国。鲁国人对“礼”的执着,确实是非同一般。
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于,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国老皆贺子文,子文饮之酒。贾尚幼,后至,不贺。子文问之,对曰:“不知所贺。子之传政于子玉,曰:‘以靖国也。’靖诸内而败诸外,所获几何?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何贺焉?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贺,何后之有?”
楚成王将要对宋国发动大规模战争,命前令尹子文在睽地训练部队。这件事情有点蹊跷:攻打宋国确实是大事,可子文都已经退居二线了,现任令尹成得臣也干得蛮好,为什么还要老将出马呢?
说明楚成王对成得臣还是不太放心。
子文当然知道楚成王的用心。他接受任务,每天从早上开始训练,到吃早餐就结束,不曾杀一个人。这哪里叫军训,简直就是儿戏!楚成王一看这架势,也明白子文的用意:这是逼他起用成得臣啊!没办法,楚成王只好命令成得臣接手军训,地点改到了地。
成得臣不负所望,一到地就严肃军纪,将训练的时间延长到天黑。一天下来,有七个人受到鞭笞、三个人被以箭穿耳游营。部队一下子紧张起来,迅速进入临战状态。
楚国的“国老”,也就是退了休的高级干部,都对子文表示祝贺,以为他知人善用。子文也很高兴,举行宴会招待这些老头子。
吕臣的儿子贾当时还小,赴宴姗姗来迟,也不向子文表示祝贺。子文不免觉得奇怪,问他为什么。贾回答:不知道该祝贺什么。
“当年您将国政交给子玉,嘱咐他说,要保持国家安定。但如果对内保持了安定,而对外遭到失败,得到的又是什么?子玉失败,是您举荐的结果。用错了人而导致国家失败,有什么好祝贺的?子玉性格刚猛而且无礼,不可以治理百姓。给他兵车超过三百乘,肯定有去无回。如若不是,等他出征回来,我再向您表示祝贺,应该也不算晚吧。”
贾仅凭“无礼”就断定成得臣必将失败,现在看来未免武断。但是,在春秋时期,礼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绝非礼仪、礼貌、礼节那么简单,它还包含了制度、体制、文化、修养等诸方面内容。说一个人无礼,可能是在说他任性、狂妄、固执。事实上,贾就是这么看待成得臣的。(www.xing528.com)
剧透一下,贾有一个儿子,叫作孙叔敖。
冬天,楚国完成了战备,召集陈、蔡、郑、许等诸侯围攻宋国。宋国派公孙固向晋国求救。
晋文公召开会议研究对策。
先轸以为:“报答施舍,救援患难,获得威望,成就霸业,在此一举。”主张救宋。
狐偃分析:“楚国刚刚得到曹国,最近又和卫国结成姻亲。如果攻打曹、卫两国,楚国必定救援。那么,驻扎在谷城的楚军便不能对齐国构成威胁,而宋国的危机也可以解除了。”这是围魏救赵之计,兵家常用之术。
晋文公于是在被庐检阅部队,将晋国原有的上、下二军扩编为上、中、下三军。
三军之中,中军的地位最高,上军次之,下军又次。因此,选择中军元帅至关重要。赵衰推荐担任这个重要职务,理由是“我经常听说话,此人喜爱礼、乐,而且熟读诗、书”。
儒家所谓六艺经传,即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在赵衰看来,诗、书是承载道义的府库,礼、乐是确立德行的准则。美德和道义,是利益的根本。“如《夏书》所说,好的建议全部采纳,用实践去印证它是否正确,以车马衣服作为奖赏。试用一下如何?”
现代人看来,也许更应该去当教育部长而非中军元帅。但在那个年代,军政文教均为一体,还没有政治家、教育家与军事家的区分。管仲和子文都是又当爹又当妈的全能型选手,在内则主政,在外则主兵,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军事、外交一把抓。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德”是最重要的依据,既然能胜任教育部长,也就能胜任中军元帅。
晋文公采纳赵衰的建议,任命为中军元帅,溱为中军副帅。任命狐偃为上军元帅,狐偃让位于兄长狐毛,自己则当了上军副帅。任命赵衰为卿,赵衰让贤于栾枝、先轸。于是任命栾枝为下军元帅,先轸为下军副帅。又以荀林父为晋文公御戎,魏为戎右。三军的正副元帅,也就是卿一级的高官,比一般的大夫级别都高,有时候又称为“六卿”。晋国的军政体制由此确立,此后两百多年,晋国都沿用这一体制。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回想起来,晋文公自打回国当上国君,便将“教其民”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教”是教育,也是治理。儒家的社会管理理念,从来都是以礼乐教化为基础,晋文公抓住了关键。
两年之后,晋文公想驱使百姓,称霸天下,狐偃说:“百姓还不知道道义,未能各安其居。”晋文公于是帮助周襄王安定王室,回来后致力于各项利民事业,百姓安居乐业。晋文公又想使用他们,狐偃说:“百姓还不知道什么叫诚信,未能发挥他们的作用。”晋文公于是通过讨伐原城,展示了自己的诚信。百姓做生意都不求暴利,明码实价。晋文公说:“这下可以了吧?”狐偃说:“百姓还不知礼,不能发自内心地产生恭敬。”晋文公于是举行了大,让百姓知道礼,同时建立制度来规定官员的职责,确保百姓听到命令不会产生任何疑惑,然后才带着他们去干大事——这是预告接下来将发生的事了——赶走谷城的楚国驻军,解除宋国的包围,一战而称霸诸侯。这一切,都是晋文公教化的功劳。
这里多说两句,晋文公的教化,与其说是对百姓的,不如说是对自己的。首先,百姓要安居乐业,这是对统治者最基本的要求。统治者清正廉明,勤于政事,不折腾,不扰民,不乱纲,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才会对这个国家产生依赖之情,才会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做任何事情。其次,百姓要知道信用,这还是对统治者的要求。统治者言出必行,诚实守信,不朝令夕改,不凭空画饼,不自食其言,百姓心里自然踏实,民风自然淳厚,契约精神自然形成。再次,百姓要知道礼。礼就是规矩,是政令,是冲锋号和集结号。这也是对统治者的要求。统治者要制定合理的制度,明确官吏的职守,让百姓知道听谁的,而且要听明白,落实到行动上,执行起来不能走样。用这样的百姓组成军队去打仗,不敢说百战百胜,至少是能经受得住考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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