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

明中期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其关键因素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明代社会商品性农业的发展，而另一个则是海洋贸易的繁荣。就商品性农业发展而言，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明中期以来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明初，国家经济从战乱中走向恢复，此时的人口数量、生产力水平、社会财富皆处于历史低谷。经历了百余年的休养生息，土地开垦面积和区域逐渐扩张，社会生产发展繁荣。与此同时，社会商品交换与贸易网络逐渐成熟，货物流通逐渐便捷。这就为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提供了条件。就海洋贸易的繁荣而言，在海洋贸易的带动之下，明代农业生产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进一步提高，从事专业化和集约化农业商品生产的人数激增，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农产品长途贩运贸易增多。出现这一现象主要的原因是两方面，一方面是由于海上丝绸之路或明或暗的农产品大量出口，刺激着沿海地区种植业生产的发展，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加深，形成专业化的对外生产农业区域；另一方面，因沿海地区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而侵占粮食作物生产面积，粮食作物生产地形成转移，地区化分工程度加深，内部交易更加频繁。

由于丝织品、砂糖、果品等商品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大量出口海外，这直接刺激了蚕桑、茶叶、棉花、烟草、果木等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不仅如此，棉、丝等纺织品的国内市场需求也越来越旺盛。江南地区的丝织品，通过市场销往全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帛者，必走浙之东也。”^[1]棉布更是受到青睐，“商贾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其用至广，而利亦至饶”^[2]。在福建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人以布缕为业”^[3]的局面。在浙江湖州府，最出名的是蚕桑业。同时棉纺织业也成为重要的经济来源支撑，如海盐县百姓衣食全赖于棉纺织业，据记载：

地产木棉花甚少，而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往往商贾从旁郡贩棉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清晨入市，易棉花以归，仍治而纺织之……纺者日可得纱四五两，织者日成布一匹。燃脂夜作，男妇或通宵不寐。田家收获输官偿债外，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4]

茶叶种植与加工也有着不断创新和提高。据《芙蓉山茶记》记载，明末就已经有红茶的种植和制作：“明末，间有务红茶者，时曰‘晒茶’。其法取草茶曝之以日，而揉结之使罨，俟其色变赤，而茶乃成品矣。殆非青茶之既炒且焙也。始好事者为之，继而国变后，为者渐伙。红色尚之，商舶辐辏，红茶业于焉大盛。”与此同时，茶叶处理技术进一步升级，炒青、烘青等技术让茶叶的长距离运输成为可能，在处理中保存了茶叶原有的风味，让茶叶成为重要的外贸商品，这也是明代散茶和各茶区名优茶得以推广全国的关键。长江、闽江、珠江等流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产茶区。如安徽霍山的茶叶，每到采茶季节，“男妇错杂，歌声满谷，日夜力作不休。校尉、寺僧、富商大贾，骑纵布野，倾囊以值。”^[5]广东南海县“西一百二十里曰西樵山，唐末诗人曹松移植顾诸茶于此，居人遂以茶为生”^[6]。福建崇安县武夷山区“山中土气宜茶，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水浮陆转，鬻之四方，而武夷之名甲于海内矣。”^[7]由此可见，茶叶的推广种植直接推动了技术的进步改良，而技术的进步使得长途贩运成为可能，流通的商贸促使区域性大市场形成，最终推动整体经济的运行发展。

与此同时，经济作物的推广种植也同样出现了一些问题——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而导致了粮食作物的缺乏。如此刺激了市场的发展，米粮进入市场流通并同样占据重要地位。嘉定地区是重要的经济作物产区，但粮食作物不足，出现了“县不产米，仰食四方”的局面，故每年粮食收获后，商人运载大量稻米来此交易：“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接也。”^[8]太仓州“岁资外籴以给二运”^[9]，可以看到官府征收的夏税秋粮都要依靠外运米来进行交纳。福建地区也出现了“仰粟于外，上吴越而下东广”^[10]的局面。

再以广东地区为例。明初以来，由于战乱等因素，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广东，促使广东土地开垦面积迅速增加，农业生产得到显著发展。由于广东气候湿热，常年温暖，冬季温度较高，适宜粮食、经济作物生长，有些作物如水稻可达到一年多熟。优良的自然气候，伴随着大量新土地的开垦，使广东在明初成为粮食生产的重要地区。洪武年间，甚至有福建商人到广州地区买粮，据《广东新语》载，已经达到“闽中白艚、黑艚盗载谷米者，岁以千余艘计，甚为广人大患”^[11]的程度。由此可见，广东粮食作物生产之盛。

也正是由于广东享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贸易利润促使广东迅速转型为重要的经济作物生产基地。自嘉靖、万历年间以后，随着“一条鞭法”的推行，白银迅速渗透生产的各个领域，经济作物日益增多，专业化程度加深，以珠江三角洲最为突出。如记载：

（顺德陈村）周回四十余里，涌水通潮，纵横曲折……居人多以种龙眼为业，弥望无际，约有数十万株。荔支、柑、橙诸果，居其三四。比屋皆焙取荔支、龙眼为货，以致末富。又尝担负诸种花木分贩之，近者数十里，远者二三百里。他处欲种花木及荔支、龙眼、橄榄之属，率就陈村买秧，又必使其人手种搏接，其树乃生且茂。其法甚秘，故广州场师，以陈村人为最……又云：“渔舟曲折只穿花，溪上人多种树家。风土更饶南北估，荔支龙眼致豪华。”^[12](www.xing528.com)

（广州）凡矶围堤岸，皆种荔枝、龙眼，或有弃稻田以种者。田每亩，荔枝可二十本，龙眼倍之。以淤泥为墩，高二尺许，使潦水不及……顺德多龙眼，南海、东莞多荔枝，多水枝，增城多山枝……与诸瑰货向台关而北、腊岭而西北者，舟船弗绝也。^[13]

由此可见，自明代中期以来，珠江三角洲农业商品性生产逐渐扩大，并形成规模不等的专业农业商品生产区域。出现以广州为中心，东至黄埔、西至顺德陈村，再至番禺大石的纵横百里的果树种植专业区域。还有以南海九江为中心的养蚕、以东莞为中心的莞香种植，以新会为中心的种葵，以宝安为中心的水草等专业区涌现^[14]。

广东地处海上贸易的最前沿，其商品化程度也最为深厚，在明代中期海禁松弛后，迅速完成向商品化农业的转变。商贸往来的扩大让市场成为农业的导向，原本的自给自足生产转化为商品交易的生产。此时的农民通过经济作物换取货币，再通过市场交换生活必需品。不过，也正是因为大量农田改种经济作物，至明末，广东已经由粮食输出区转为粮食输入区，区域性生产分化扩大，广西成为广东重要的粮食供应基地。

福建地区也是如此。福建拥有港湾众多、距东南亚近等优势，让福建成为商贸往来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自明中叶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以及美洲作物的引进，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据记载：“始辟地者，多植茶、蜡、麻、苎、蓝靛、糖蔗、荔枝、柑桔、青子、荔奴之属，耗地已三分之一，其物犹足供食用也。今则烟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15]番薯、玉米等美洲粮食作物的引进，给原本“海扼东南，山阻西北”的福建带来了更多的生机，山地被开垦种植这些耐贫瘠的作物，更多的肥沃土地则用来种植经济作物，赚取经济利益。在明末更是出现经济领域的“包买”制度，据周亮工《闽小记》中记载：

闽种荔枝、龙眼家，多不自采。吴、越贾人，春时即入赀，估计其园。吴、越曰“断”，闽人曰“穙”。有穙花者，穙孕者，穙青者。树主与穙者，请惯估乡老志为互人。互人环树指示曰：某树及干几许，某少差，某较胜。虽以见时之多寡言，而后日之风雨，之肥瘠，互人皆意而得之。他日摘焙，所与估不甚远。估时两家贿互人：树家嘱多，穙家嘱少。^[16]

可见当时资本与生产已经紧密结合，生产预期成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并成为共识。在与农业结合紧密的农产品加工生产领域，销售的广度更是不断拓展。《闽书》中记载泉州：“植蔗煮糖，黑白之糖行天下。”^[17]万历年间的《闽大记》中也载有：“糖产诸郡，泉、漳为盛，有红有白及冰糖，商贩四方货卖。”^[18]这说明，全国性的市场已经形成，农产品生产、制作与市场连为一个整体，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