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抽分制的实行并非一帆风顺，严峻的海防形势使保守派官僚疾呼厉行海禁，禁止市舶贸易和抽分制，恢复朝贡贸易体制。如正德九年（1514年），广东布政司参议陈伯献上奏请求禁绝抽分：“岭南诸货出于满剌加、暹罗、爪哇诸夷，计其产，不过胡椒、苏木、象牙、玳瑁之类，非若布帛、菽粟，民生一日不可缺者。近许官府抽分，公为贸易，遂使奸民数千驾造巨舶，私置武器，纵横海上，勾引诸夷，为地方害，宜亟杜绝。”[70]陈伯献认为市舶贸易扰乱地方，威胁国家安全，而从海外来的商品非民生必需品，遂请求停止市舶贸易和抽分制。此奏章上至礼部后，得到礼部认可：“令抚按等官禁约番船，非贡期而至者，即阻回，不得抽分以启事端，奸民仍前勾引者，治之。报可。”[71]
围绕“开市舶，兴抽分”一事，当时的官员进行过激烈争辩。保守派官员从朝廷最为敏感的海防出发，认为对市舶抽分贻害无穷，故对市舶贸易应该“一概阻绝”。保守派还搬出洪武祖训来反对市舶贸易，正德十二年（1520年），御史何鳌奏称：“祖宗朝贡有定期，防有常制，故来者不多。近因布政吴廷举谓缺上供番物，不问何年，来即取货，致番舶不绝于海澨，蛮人杂遝于州城。禁防既疏，水道益熟，此佛郎机所以乘机突至也。乞悉驱在澳番舶及番人潜居者，禁私通，严守备，庶一方获安。”[72]认为吴廷举抽分番货，导致大批番商前来贸易，给朝廷带来祸害，所以要驱除在广州沿海诸澳寄舶的番船及番人，严禁通番贸易，加强沿海守备，维护沿海安宁。
此议得到礼部认可。礼部认为何鰲本是广东顺德人，最了解市舶对广东的不良影响，“鰲即顺德人，故深晰利害。宜俟满剌加使臣至，廷诘佛郎机侵夺邻邦、扰乱内地之罪，奏请处置。其他悉如御史言。报可。”[73]朝廷听取何鳌的建议，驱逐番舶，禁止抽分。
广东市舶贸易禁令的推行，对广东外贸影响极大。中葡西草湾战后，于是广东尽逐番商、番舶，并加强海禁，葡萄牙人遂转到闽、浙沿海进行走私贸易，史载：“（国初）闽因罢诸番市，而利皆归之于广，漳人垂涎，而引广夷入境；正德广之禁严，番舶入漳泉，而广失利。”[74]起初，福建因禁私人贸易，市舶之利皆归广东。正德以后，广东下达禁令，市舶之利则往福建而去。《明世宗实录》记：“佛朗机火者亚三等既诛，广东有司乃并绝安南、满剌加。诸番舶皆潜泊漳州，私与为市。”[75]
严禁广东的市舶贸易，使得大量番舶转而前往闽、浙沿海进行走私贸易，致使广东外贸萧条，税收减少。以前广东官员的俸禄发放多以番货代替，而今番船被严禁，番货迅速减少，“广东文武官月俸多以番货代，至是货至者寡”[76]。广东地方政府财政日趋紧张，致使地方官员再启通商奏议。明嘉靖八年（1529年），广东巡抚林富上奏，提出详细通商计划。详论对番舶朝贡进行抽分收税，有四大利，分别是充实国库、获得军饷、增加地方收入与百姓收益：
旧规，番舶朝贡之外，抽解（私货）俱有则例，足供御用。此其利之大者，一也。番货抽分解京之外，悉充军饷。今两广用兵连年，库藏日耗，籍此可以充羡而备不虞。此其利之大者，二也。广西一省，全仰给于广东。今小有征发，即措办不前。虽折俸椒木，久已缺乏，科扰于民，计所不免。查得旧番舶通时，公私饶给。在库番货，旬月可得银数万两。此其利之大者，三也。贸易旧例，有司择其良者如价给之。其次恣民买卖。故小民持一钱之货，即得握椒，展转交易，可以自肥。广东旧称富庶，良以此耳。此其利之大者，四也。助国助军，即有赖焉，而在官在民，又无不给，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也，非所谓开利孔为民罪梯也。[77]
对于番商，林富认为应该区别对待，不应全部禁绝，尤其是东南亚诸国长期与明朝保持友好关系，“《祖训》《会典》所载诸国素恭顺，与中国通者，朝贡贸易尽阻绝之，则是因噎而废食也……议者若虞外夷闯境为害，则臣又思之暹罗、真腊、爪哇等国，皆洪武初入贡方物，臣服至今；浡泥诸国皆永乐中来朝，没齿感德者；而占城则成化年间被篡继绝蒙恩者焉。南方蛮夷大致宽柔乃其常性，百余年来，未有敢为盗寇者”[78]。林富认为通商能“助国裕民”。林富还提出允许正常的朝贡贸易往来，同时加强海防，在海防要害处加强巡察，驱除佛郎机人，防止动乱。
对于林富的上疏，兵部也表示认可，指出广州本来就设置了市舶司，正常的朝贡贸易不应阻拦，而福建漳州没有设市舶司，反而应该禁止番船前往，议言：
安南、满剌加自昔内属，例得通市，载在《祖训》《会典》。佛朗机，正德中始入，而亚三等以不法诛，故驱绝之，岂得以此尽绝番舶？且广东设市舶司，而漳州无之，是广东不当阻而阻，漳州当禁而反不禁也。请令广东察番舶例，许通市者，毋得禁绝；漳州则驱之，毋得停泊。从之。[79]
在林富的力争下，朝廷听取其建议，允许广东再次开通市舶贸易，“自是佛郎机得入香山澳为市，而其徒又越境商于福建，往来不绝”[80]。
此后，明代关于开海通商与厉行海禁的争论并未就此而止。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浙江有官员提议“欲比广东事例开市舶”，遭到巡抚刘畿的极力反对，其言浙江沿海港口多而兵船少，一旦开市舶则“近海奸民侵利启衅”，“岛夷啸聚”[81]，海防问题的严峻使浙江希图开海通商之事未获批准。
明代不少士大夫对市舶贸易持开放态度，认为市舶贸易是有利的，如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指出市舶“通华夷之情，迁无有之货，收征税之利，减戍守之费”，而海禁导致私下贸易不断，势豪之家控制其利，滋生官员腐败等诸弊端：
然夷货之至，各有接引之家，先将重价者私相交易，或去一半，或去六七。而后牙人以货报官，且为之提督，如牛荣辈者复从而收腊之，则其所存以为官市者又几何哉！今提督虽革而接引积蠹莫之能去，盖多势豪为主，久握其利。海道副使或行严缉，是非蜂起，是以难刷其敝。迩年浙、福之间都御史朱纨励禁接引，以致激生倭寇。然则市舶之当开与否，岂不有明鉴哉！[82]
明代唐枢在《复胡梅林论处王直》文中也认为海外贸易使中外互通商品有无，是“利之所在，人必趋之”[83]。地方官员也从自身的角度支持海外贸易，如福建人林希元，史载“林希元，字茂贞，同安人，正德丁丑进士，起为广东按察佥事，掌盐、屯二政。”[84]林希元认为“佛郎机之来，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沉速檀乳诸香与边民交易，其价尤平”，因此百姓乐于与之交易，可以获利，而且佛郎机人还帮助朝廷驱除了海盗林剪，对朝廷是有利无害，“二十年海盗，一旦而尽。据此则佛郎机未尝为盗，且为吾御盗，未尝害吾民，且有利于吾民也”[85]。
明代海防重臣俞大猷则认为市舶贸易只开放广东即可。他指出广东距离东南亚诸国不远；经济上通过抽分又可以获利，其言：
市舶之开，惟可行于广东。盖广东去西南之安南、占城、暹罗、佛郎机诸番不远，诸番载来乃胡椒、象牙、苏木、香料等货，船至报水，计货抽分，故市舶之利甚广。数年之前，有徽州、浙江等处番徒，勾引西南诸番前至浙江之双屿港等处买卖，逃免广东市舶之税，及货尽将去之时，每每肆行劫掠，故军门朱虑其日久患深，禁而捕之，自是西南诸番船只复归广东市舶，不为浙患。[86]
明廷对开海贸易态度暧昧，摇摆不定，但对海禁却从未放松，始终强调要加强海防，严禁通番。嘉靖三年（1524年），御史王以旂上奏请求严定律例，禁止福建沿海私结番夷，违者治以重罪议：
福建滨海居民，每因夷人进贡，交通诱引，贻害地方。今宜严定律例，凡番夷贡船，官未报视而先迎贩私货者，如私贩苏木、胡椒千斤以上例；交结番夷，互市称贷，绐财构衅及教诱为乱者，如川、广、云、贵、陕西例；私代番夷收买禁物者，如会同馆内外军民例；擅造违式海船，私鬻番夷者，如私将应禁军器出境因而事泄律，各论罪。怙恶不悛者，并徙其家。第前所引例已足尽法，徙家太重，请勿连坐。仍通行浙江、广东，一体榜谕。[87]
嘉靖十二年（1533年），兵部上奏请禁止浙江、福建渔民私造大船，下海经商，言“浙、福并海接壤，先年漳民私造双桅大船，擅用军器火药，违禁商贩，因而寇劫。屡奉明旨严禁，第所司玩愒，日久法弛，往往肆行如故，海警时闻，请申其禁。”[88]嘉靖帝对兵部加强海防的建议大为肯定，再次声明海禁，诏毁违禁船只，并对私相贸易者采取连坐法，“海贼为患，皆由居民违禁贸易。有司既轻忽明旨，漫不加察，而沿海兵巡等官又不驻守信地，因循养寇，贻害地方。兵部其亟檄浙、福、两广各官，督兵防剿。一切违禁大船，尽致毁之。自后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各巡按御史速查连年纵寇及纵造海船官，具以名闻。”[89]
嘉靖年间，朝廷还颁布《问刑条例》，其条例内容全面，规定严格，企图用严厉的制度来强化海禁，现将涉海贸易的具体内容摘录如下：
凡夷人贡船到岸，未曾报官盘验，先行接买番货，及为夷人收买违禁货物者，俱发边卫充军。
凡沿海去处，下海船只，除有号票文引，许令出洋外，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私将应禁军器下海，因而走泄事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卫充军。若止将大船雇与下海之人，分取番货，及虽不曾造有大船，但纠通下海之人买番货，与探听下海之人番货到来，私买、贩卖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发边卫充军，番货并入官。其小民撑使单桅小船，给有执照，于海边近处捕鱼打柴，巡捕官军不许扰害。
私自贩卖硫黄五十斤、焰硝一百斤以上者，问罪，硝黄入官。卖与外夷及边海贼寇者，不拘多寡，比照私将军器出境因而走泄事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俱发边卫充军。
各边夜不收，出境探听贼情，若与夷人私擅交易货物者，除真犯死罪外，其余问调广西烟瘴地面卫所，食粮差操。
凡官员军民人等，私将应禁军器卖与进贡夷人图利者，比依将军器出境因而走泄事情者律，斩；为从者，问发边卫充军。[90]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朝廷又颁布海防法令，“题准南直隶、浙、福、广东等处，有将双桅、三桅大船下海，及沿海居民遇夷船乘风漂泊，私送水米者，俱坐通番重罪”[91]。
综观正德、嘉靖年间关于开海贸易与厉行海禁的争论与实践可以看出，明廷对开市舶贸易，行抽分之制犹疑不决，态度时有反复。而且，开市舶贸易局限在广东一隅，市舶贸易是局部的、时断时续的。而对加强海禁，禁止私自通番，朝廷的态度是坚决的、始终如一的。加强海禁却又没有完全禁绝市舶贸易，允许广东兴市舶之利。因此，明廷的政策可以归纳为通中有禁、禁中有通、以禁为主。
【注释】
[1]郑永常：《来自海洋的挑战：明代海贸政策演变研究》，台北稻乡出版社，2004，第124页。
[2]［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备录·漳州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备录·漳州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4]［明］谢杰：《虔台倭纂》卷上《倭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5]［明］林光俞：《礼部志稿》卷九十《议处番船违碍》，参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版。
[6]［明］郭春震：嘉靖《潮州府志》卷一《地理志》。
[7]［清］杜臻：《闽粤巡视纪略》卷二《香山》，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
[8]［明］黄瑜：《双槐岁抄》卷九《奖贤文》，中华书局，1999。
[9]［清］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卷四〇《艺文》。
[10]［明］戴金编《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二十《接买番货》，科学出版社，1994。
[11]《明武宗实录》卷一七，正德元年九月丁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
[12]［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机传》，中华书局，1974。
[13]［明］霍与瑕：《霍勉斋集》卷一二《上潘大巡广州事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4]［明］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六六《外志·番夷》。
[15]《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十八，嘉靖九年十月辛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王希文：《石屏公遗集》卷上《为重边防以苏民命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6]［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苏门答剌》，中华书局，1993，第324页。
[17]《明世宗实录》卷二，正德十六年五月壬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18]［明］郑舜功：《日本一鉴》卷六《海市》。
[19]［明］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五四《郡县志·廉州府名宦》。
[20]《明英宗实录》卷二六七，景泰七年六月己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
[21]《明英宗实录》卷三二四，天顺五年春正月壬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
[22]《明宪宗实录》卷二一，成化元年九月乙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
[23]［清］徐兆昺：《四明谈助》卷十《北城诸迹（二下）》，桂心仪等点校，宁波出版社，2000。
[24]［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七《占城》，中华书局，1993。
[25]《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三，正德十年夏四月戊子。
[26]［清］阮元：道光《广东通志》卷二四三《宦绩录十三·明二》。
[27]《明英宗实录》卷一七〇，正统十三年九月甲申。
[28]《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一，景泰四年秋七月丙辰。
[29]《明宪宗实录》卷二二〇，成化十七年冬十月壬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30]［明］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二五《市籴之令》，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
[31]［明］薛应旂：《宪章录校注》卷三十八《成化二十一年乙巳》，凤凰出版社，2014。
[32]郑永常：《来自海洋的挑战：明代海贸政策演变研究》，台北稻乡出版社，2004，第105页。(www.xing528.com)
[33]［明］黄训：《名臣经济录》卷四三，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
[34]［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交阯西南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5]郑永常：《来自海洋的挑战：明代海贸政策演变研究》，台北稻乡出版社，2004，第109页。
[36]［清］薛允升：《唐明律合编》中册《明律》，法律出版社，1999。
[37]［明］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六九《外志·番夷》。
[38]［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四《前代事实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39]［明］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一二《开互市》，中华书局，2007。
[40]［明］戴璟：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三〇《番舶》；［明］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六六《外志·番夷》。
[41]［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二六《市籴考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42]［明］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六九《外志·番夷》。
[43]《明英宗实录》卷二三六，景泰四年十二月癸未，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44]［明］申时行：《明会典》卷一〇八《兵部三》，中华书局，1989。
[45]《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三，正德十四年丙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46]［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暹罗》，中华书局，1993。
[47]《明英宗实录》卷二三六，景泰四年十二月癸未。
[48]［明］马欢：《瀛涯胜览·苏门答剌国》，中华书局，1985。
[49]陈尚胜：《明朝后期筹海过程考论》，《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7页。
[50]《明宪宗实录》卷二二〇，成化十七年冬十月壬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51]［明］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六九《外志·番夷》。
[52]《明武宗实录》卷六七，正德五年九月甲寅。
[53]郑永常：《来自海洋的挑战：明代海贸政策演变研究》，台北稻乡出版社，2004，第101页。
[54]澳门《文化杂志》：《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葡］托梅·皮雷斯：《东方概要》，大象出版社，2003，第6页。
[55]澳门《文化杂志》：《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葡］加斯帕尔·达·克鲁斯：《中国概说》，大象出版社，2003，第84页。
[56]［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二，吴桂芳：《吴司马奏议·议筑广东省会外城疏》，中华书局，1962。
[57]考太苏编译《皮莱斯的远东概览》，第一卷，第116—123页。
[58]张天泽著：《中葡早期通商史》，姚楠等译，香港中华书局，1988，第38—39页。
[59]金国平编译《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第190页。
[60]［明］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一三《兵器·佛郎机图说》，中华书局，2007。
[61]［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机传》。
[62]［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中华书局，1993。
[63]［明］郭棐：万历《粤大记》卷一九《献征类》；［明］刘廷元：万历《南海县志》卷十一《人物列传》。
[64]金国平：《1521—1522年间中葡军事冲突——“西草湾试考”》，《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2000，第1—18页。
[65]［清］舒懋官：嘉庆《新安县志》卷二三《艺文志》。
[66]［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中华书局，1993。
[67]《明世宗实录》卷二四，嘉靖二年三月壬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68]金国平编译《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38—40页。
[69]［明］应槚：《苍梧总督军门志》卷二九《集议》；［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六八《属国》。
[70]《明武宗实录》卷一一三，正德九年六月壬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71]《明武宗实录》卷一一三，正德九年六月壬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72]［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机传》，中华书局，1974。
[73]［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机传》，中华书局，1974。
[74]［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之《福建·郭造卿<闽中兵食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75]《明世宗实录》卷一六〇，嘉靖十三年闰二月戊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76]［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机传》，中华书局，1974。
[77]［明］林富：《两广疏略》卷上《请通市舶疏》。
[78]［明］戴璟：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三十《番舶》；［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此疏为黄佐代作，题为《代巡抚通市舶疏》，见《泰泉集》卷二十。
[79]《明世宗实录》卷一六〇，嘉靖十三年闰二月戊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80]［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机传》，中华书局，1974。
[81]［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二六《市籴二·市舶互市》，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82]［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暹罗》，中华书局，1993。
[83]［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二七〇《复胡梅林论处王直》，中华书局，1962。
[84]［清］阮元：道光《广东通志》卷二四五《宦绩录十五·明四》。
[85]［明］林希元：《林次崖先生集》卷五《与翁见愚别驾书》，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
[86]［明］俞大猷：《正气堂集》卷七《呈总督军门在庵杨公揭论海势宜知海防宜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87]《明世宗实录》卷三八，嘉靖三年四月乙未，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88]《明世宗实录》卷一五四，嘉靖十二年九月庚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89]《明世宗实录》卷一五四，嘉靖十二年九月庚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90]［明］舒化辑《大明律》附编，《问刑条例》，《兵律·关津》“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条例”。
[91]［明］申时行：《明会典》卷一三二《兵部·镇戍》，中华书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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