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市舶宦官多以太监充任，也有少监、监丞、奉御等，并无定制。据李庆新的研究，永乐、嘉靖间，粤、闽、浙三省可考的市舶宦官30位，其中太监8人，左、右少监3人，监丞2人，奉御3人，右司副1人，其余13人不详[147]。此外，明代规定太监为正四品，官阶一般，但是作为皇帝的钦差，权力很大。
明代市舶太监有自己的公署，名为市舶太监府、提督市舶衙门、市舶公馆、市舶公署或市舶府，与市舶提举司不相统属。广东市舶公馆建于永乐元年（1403年），位于广州府城南的江边，史载：“市舶公馆，在郡西武安街南，永乐元年建。”[148]广东市舶公馆成立后，还配置不少吏役供其差遣，如“广东市舶提举司衙门，先于永乐元年八月内，该内官齐喜钦奉太宗皇帝圣旨设立，彼时佥民殷实户四十七名，军殷实户三十七名，在本司用，其他工脚夫并跟拨皂隶等项，又各不等，内臣相承接管，于今七十余年。”[149]
福建市舶太监府建于明成化年间，相较广东为晚。据《福建市舶提举司志》记载：“成化五年（1469年），奏改舶司于福，制曰可，乃建市舶太监府于柏衙，市舶提举司于澳桥，进贡厂、柔远驿于河口，张官置吏，弘规伟瞻，诚足以壮中国而控外夷也”。[150]柏衙位于福建布政司东南的光泽坊南面。《八闽通志》记载，成化十六年（1480年），福建市舶太监府与织染局交换署衙[151]。浙江市舶太监府则位于杭州城内，原为宋代德寿宫后苑。
（一）市舶宦官权势膨胀期
永乐元年（1403年），为加强对市舶司的控制，掌管朝贡贸易，明成祖派遣宦官齐喜提督广东市舶，是为明代第一位市舶宦官。据载：“（永乐元年八月）命由臣齐喜提督广东市舶，置本舶提举司。”[152]其后，福建、浙江市舶司也相继派遣市舶宦官。市舶宦官以皇帝亲信的身份派驻地方，且在地方兼任军政要职，权力极大。随着宦官势力膨胀，市舶太监往往提督地方军务、海道、珠池、盐政等，使市舶司权力被架空。《广东通志》载：“永乐间，四夷来王，市舶至内官监镇……时内官总货，提举官吏但领薄而已。”[153]市舶宦官大肆征税，多为民害，“永乐改元，遣使回出，诏谕诸番贡献毕至，乃命内臣监镇市舶，设公馆于城南水滨，而税珰多纵恣为民害。”[154]成化年间，浙江市舶太监林槐获提督海道的权力、广东市舶太监韦眷兼任两广镇守。正德年间，福建市舶太监尚春升御马监太监、福建镇守。嘉靖年间，福建市舶太监赵诚升福建镇守。提督浙江市舶太监赖恩“兼提督海道，遇警得调军”[155]。
市舶宦官往往利用职权，纵容走私贸易从中获利，如韦眷为广东势力最大的市舶太监，不仅掌管市舶贸易，还专擅鱼盐，私下进行海外贸易，累积大量财富，史载：“广东市舶太监韦眷，招集无赖驵侩数百十人，分布郡邑，专鱼盐之利，又私与海外诸番相贸易，金缯宝玉，犀象珍玩之积，郿坞不如也。”[156]市舶宦官为攫取市舶贸易的利润而放纵走私，在明正德间处处可见，据记“旧例，岭南诸番入贡，其所附货物，官税其半，余偿之直。其不以贡来者不许贸易，与之交通者罪至死。后以中人镇守，利其入，稍弛其禁。顷者，权豪贪纵，任其住泊，遂令诸夷交结奸民肆行剽掠，贻患地方。”[157]
市舶宦官甚至与豪民勾结，伪造公牒，横行海上，诬民为盗，设法谋利。市舶宦官还对番商进行克扣敲诈，史载：“（成化二十三年三月）丁卯，天方国顺国阿力以其兄纳的游方在中国四十余年，欲至云南访求之，因自备物宝物累万于满剌加国，附行人左辅至京进贡。而为内官韦眷所侵克，奏乞查验。”[158]市舶宦官韦眷侵克贡物，皇帝却认为阿力为奸细而将其驱逐，《明宪宗实录》记载“上曰：阿力实以奸细窃携货物假进贡，索厚利，且在馆悖言肆恶。念其远夷，姑宥不问。锦衣卫其速差人押送广东镇巡官收管，遇便遣回。”[159]
市舶太监控制地方盐业、珠池等产业，掌握利源。粤西沿海一带盛产珍珠，明初已有“差内官于广东布政司起取蜑户采珠”[160]的记载。太监利用职权大肆采珠，侵扰地方，“先是海舶中官岁例采珠造柜，并佥大户解纳，侵扣不赀，至是商贾之利复笼取太尽”[161]。明代对珠池设置专官采办，对地方影响极大，太监往往插手地方事务，如嘉靖元年（1522年），户部上奏：“广东看守珠池内臣前已奉诏旨，不许干预廉、琼、高、雷地方。今太监安川乃复夤缘传奉，兼管地方。事属欺罔，乞申前令，管市舶、守珠池者，各专职任，俱不许干预地方事务。”[162]
（二）官僚与市舶宦官的博弈
市舶宦官的权势不断膨胀，对地方干扰日趋严重，引起了诸多地方官员的不满。一些正直的官员屡屡上奏，揭发市舶宦官的罪行。如成化年间担任广东左布政使的彭韶（字凤仪，莆田人，天顺元年进士），即多次向朝廷上报宦官为一己私利，在广东侵扰百姓的行为，据《明史》载：“中官奉使纷遝，镇守顾恒、市舶韦眷、珠池黄福，皆以进奉为名，所至需求，民不胜扰。韶先后论奏。最后，梁芳弟锦衣镇抚德以广东其故乡，归采禽鸟花木，害尤酷。韶抗疏极论，语侵芳。芳怒，构于帝，调之贵州。”[163]因得罪大宦官梁芳，最终，彭韶反被调任。
成化年间，广东市舶宦官韦眷暗结中官，权势倾人。他多次私下通番，获取高额收益。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番禺县民黄肆等勾结韦眷，出海私通。不料被知县高瑶发现，搜没其货物。因没收的番货数量巨多，此举受到广东布政使陈选的嘉奖。陈选并请巡抚都御使宋昊奏报朝廷。但是宋昊畏惧韦眷权势，未敢上奏。韦眷对陈选屡次破坏自己得利的行为极为不满，之前有“番人马力麻者，贸货海口，诡称苏门答剌国贡使”，韦眷“利其珍奇”[164]，本要放行，但被陈选发现，将番商赶走。此次又没收其大量私货，于是韦眷怀恨在心，勾结中官诬陷陈选及高瑶。据史载：
（成化）二十二年，……广东番禺县民黄肆及王凯父子招集撒马儿罕等国夷商，交结中官韦眷出海通番，怙势杀人，惊扰地方，被本县知县高瑶遣兵壮人等搜没番货巨万，申呈于布政陈选。选行文奖高瑶，仍具奏，下巡抚都御史宋昊勘报。昊畏眷，不敢诘问，姑缓之。眷结中官诬奏选党比高瑶。[165]
皇帝派遣刑部员外郎李行与巡按御史徐同爱进行勘查。两人因惧怕韦眷权势不敢辩驳。韦眷罗织罪名，诬告陈选“矫制发粟，意在侵欺，褒奖属官，志图报谢，论罪当徒”[166]。最后，朝廷派遣锦衣卫张福逮捕陈选，百姓为其鸣不平，“士民数万人号泣遮留”。陈选在被逮捕回京的途中病死，“选至南昌疾作，卒于石亭寺，时年五十八”。为纪念他，多地建祠祭祀陈选，“南畿、河南、广东皆立祠祀之”[167]。
正德年间，韩邦奇弹劾浙江等地的提督市舶太监崔珤与该地镇守太监王堂、织造太监晁进、督造太监张玉等“四府太监”，扰害地方，民不聊生。韩邦奇上书《苏民困以保安地方事》，指出严州府建徳等县、杭州府富阳等县地出产鱼鳔、茶绫等物，四府太监差人催督，扰害地方，导致鸡犬不得安生。他们征收贡物动以万计，使“利归于私家，怨归于朝廷”。而这些地方老百姓本就生活艰难，加上天灾，催收进贡会导致百姓生变：“建、富等县地方地瘠民贫，山枯乏樵猎之饶，江清鲜鱼鰕之利，兼以近年以来水旱相仍，征科肆出，军民困瘁已极，故前岁流民相聚为乱，一呼千百，几生大变。”[168]但韩邦奇的弹劾同样遭到宦官的报复，《明史》记云：“帝怒，逮至京，下诏狱。廷臣论救，皆不听，斥为民。”[169]
官僚在与市舶宦官的较量中屡次失利，但也偶有成功者。如正德四年（1509年），市舶宦官熊宣拟对风漂进入广东的暹罗船只进行征税，遭到礼部反对，认为“市舶司太监熊宣计得预其事以要利”[170]。最后皇帝以熊宣“妄揽事柄”将他撤回南京。史载：“正德四年，暹罗船有飘至广东者，市舶中官熊宣与守臣议，税其物供军需。事闻，诏斥宣妄揽事柄，撤还南京。”[171]
（三）明嘉靖间罢撤市舶宦官
明代中期宦官权势熏天，气焰嚣张，扰乱朝纲，嘉靖皇帝即位后，开始限制宦官权利，市舶宦官的裁撤就是其中之一。嘉靖元年（1522年），给事中夏言就上奏，“倭祸起于市舶。礼部遂请罢市舶，而不知所当罢者市舶太监，非市舶也”[172]。夏言认为，沿海倭乱和市舶太监纵容走私、私自通番有莫大关系，因此，应当罢撤市舶太监。
同年，市舶太监牛荣非法进行走私贸易事发。史载：“嘉靖元年，暹罗及占城等夷各海船番货至广东，未行报税。市舶司太监牛荣与家人蒋义山、黄麟等私收买苏木、胡椒并乳香、白腊等货，装至南京。又匿税盘出，送官南京。”[173]牛荣的走私行为遭到刑部尚书赵鉴的查办，“拟问蒋义山等违禁私贩番货例，该入官苏木共三十九万九千五百八十九斤、胡椒一万一千七百四十五斤，可值银三万余两，解内府收贮公用。牛荣寅缘内铛，得旨，这贩卖商货给主。”[174]刑部尚书林俊也上奏皇帝，要求对牛荣严厉处置，“查得见行条例，通番下海买卖劫掠有正犯处死，全家边卫充军之条。买苏木、胡椒千斤以上有边卫充军，货物入官之条。所以严华夷之辨，谨祸乱之萌。今蒋义山等倚恃威权，多买番货，天幸匿税事发，将牛荣等参奏。……伏望大奋乾纲，立断是狱，将代为营救并请讨之人下之法司，明正其罪。”[175]经官员的极力声讨，最后将牛荣走私赃物没收入官。
嘉靖九年（1530年），广东巡抚林富上奏请求革珠池、市舶内臣，其《乞裁革珠池市舶内臣疏》言：
臣照得广东滨海与安南、占城等番国相接，先年设有内臣一员，盘验进贡方物；廉州府合浦县杨梅、青莺二池、雷州府海康县乐民一池，俱产珍珠，设有内臣二员，分池看守。……臣窃计各官供应之费，市舶太监额编军民殷实人户各五十名，而珠池役占不减其数，珠池太监额编门子弓兵皂隶等役，而市舶所用亦不为少。……珠池约计十余年一采，而看守太监一年所费不下千金，十年动以万计，割万金之费守二池之珠，于十年之后其所得珍珠几何？……臣故以为市舶、珠池太监，俱不必专设……市舶乞敕巡视海道副使带管，待有番舶至澳，即同备倭提举等官督率各该官军严加廵逻……而外患不生。若欲查照浙江、福建事例，归并总镇太监带管，似亦相应。但两广事情与他省不同，总镇太监住札梧州，若番舶到时前诣广东省城，或致久妨机务，所过地方且多烦扰，引惹番商，因而辄至军门，不无有失大体。故臣愚以为不如命海道副使带管之便也。……[176]
林富认为，花在看守珠池太监身上的费用，远远超过所得之珠的价值；而市舶太监不必专门设置，以免市舶宦官搜刮钱财，贻害地方。对于朝贡贸易要严加管理，有勘合者方许入贡。市舶太监罢设后，其承担的事务由海道副使带管。
同年，给事中王希文上奏认为珠池太监大肆采珠，流毒海滨，应当罢设，史载：“（嘉靖九年十月辛酉）给事中王希文言：又雷廉珠池，昔在祖宗虽设监守，不过防民争夺而已。正德年间，逆竖用事，传奉采取，流毒海滨。”[177]随后，朝廷下达撤去珠池太监之令，“罢珠池监守，请以镇守太监兼摄，仍严禁民间，不许僭用珠饰。”[178]
嘉靖十年（1531年），朝廷正式革去广东市舶太监，据《广东通志》记载：“嘉靖十年，革去市舶内官。其公馆在郡西武安街南宋转运司旧址。”[179]嘉靖十一年（1532年），林富上疏言镇守内臣之害，得到众大臣支持，于是朝廷将镇守太监、珠池太监、市舶太监一并革除，据《粤海关志》记载：“嘉靖十一年五月，巡按林有孚疏言镇守内臣之害，兵部尚书李承勋覆议，大学士张孚敬力持之，遂革镇守，并市舶、守珠池内臣皆革之，一时称快。”[180]
（四）市舶宦官卷土重来
万历年间，明神宗大兴土木，耗费巨资。“万历三大征”导致军费繁重，国家财政资金紧缺。于是，明神宗大派矿使、税监尽搜天下财富。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派遣内官刘成、高寀、李凤到浙江、福建、广东三市舶司[181]，并委与征收舶税的权利，市舶宦官势力卷土重来，给粤、闽、浙三省带来巨大危害。李凤到广东后，负责珠池开采与市舶司，“万历二十七年二月戊午，以千户陈保奏，遣内官李凤开采雷州等处珠池，兼征市舶司税课”[182]。李凤掌握市舶贸易的征税权，使市舶收入重归内库，闽粤两省也号称“天子南库”。万历年间，广东税收为每年向朝廷上供20万两，税使李凤有征税、催税之责，但他利用职权尽搜刮之能事，大肆谋取私利，为害地方。他到新会县征税时用酷刑催缴，激起民变，“（万历二十八年四月乙未），……市舶税务内臣李凤、差官陈保往新会县拘锁平民，严刑逼勒，以致士民数千鼓噪县堂。税棍林权等率党相持，自午至戌，挤踏死伤于县门者五十余命。窃惟新会迫在海滨，民轻易动，而李凤以垄断之计，开告密之门，无影无踪，忽兴大狱，其甲获罪，则曰某乙、某丙，实指唆之，株连所及，几至竭泽。”[183]李凤为敛财，还与海盗、流民勾结，从事海上劫掠，“罗织善良，钳制命吏，招集海盗，驾使大船，截海商，登岸劫杀，在在见告，惨于夷寇，波水为红。”[184]
李凤又借进贡之机中饱私囊，敛财肥己。万历三十年（1602年），广东巡按李时华奏，指责李凤用阴阳本记账，上报的都是假账本，以少易多，以贱易贵：
税使借名进贡，公私踪迹可疑。谨将节次查核有据底数，另本开坐上闻。伏乞圣明题对李凤原本，以验虚实，以破奸欺事。内言李凤起解方物，用六十舡，当有三千抬。据凤本三次揭，多不过三百抬，不知六十舡所盛，竟归何处？又四十木桶，每桶银八千。此外，仍将银易金，不知已进否？且私蓄数十名姝，通澳夷，放白艚贩米，诈职官，交沐昌祚，种种不法诸状。[185]
面对李凤的种种恶行，众多官员上奏要求对李凤进行制裁。朱吾弼弹劾李凤私藏财宝，贪赃枉法，为祸国家，应该裁撤，“且闻李凤所进正税及孝顺土仪诸物，不过数十万；其所私藏宝玩金银珠币，不下数百万”[186]。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李凤生病，朝廷派广西内臣阮升接管李凤负责的事务，并让李凤于任上调理身体，给事中郭尚宾上奏请求撤回李凤[187]。
对于李凤的暴行，神宗帝充耳不闻，甚至支持李凤。李凤横征暴敛，激起民变，神宗皇帝竟下旨让李凤对反对者“严拏正法”。如“即命官旗逮击李云易等赴京究问，其余有名渠魁，即付李凤严拏正法”[188]。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李凤死于任上，两广人民“闻命之日，欢声动地”[189]。
派往福建的高寀也是肆意搜刮，激起民变。高寀为顺天文安人，年幼时期即侍奉御前，后官至御马监监丞。万历年间，朝廷官员以国帑虚耗为由，请求派中官外出榷税。后燕山卫指挥冯纲、千户胡志请求派高寀赴闽，于是神宗帝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派高寀入闽。高寀入闽，对闽省震动极大，史载：“比宷衔命南下，金钲动地、戈旗绛天、在在重足，莫必其生命。而黜吏、逋囚、恶少年、无生计者，率望羶而喜，营充税役，便觉刀刃在手，乡里如几上肉焉。”[190]
高寀入闽期间，朝廷要求福建交纳5万两税银。为此，高寀处处设关征税，极力压榨，民不聊生，“宷在处设关，分遣原奏官及所亲信为政，每于人货凑集，置牌书圣旨其上，舟车无遗，鸡豚悉算，然税额必漳、澄之贾舶为巨。宷躬自巡历，所过长吏望风披靡。……自后每岁辄至，既建委官署于港口，又更设于圭屿；既开税府于邑中，又更建于三都。要以阑出入、广搜捕，稍不如意，并船货没之。”[191]
高寀入闽敲诈勒索，中饱私囊，以上供的名义为自己搜罗宝物，史载：“得一异宝，辄携去曰：‘吾以上供’。”万历三十年（1602年），商舶外出归港，高寀下令不许上岸，必须完纳税额方可上岸，引起极大民愤。“三十年，贾舶还港，寀下令一人不许上岸，必完饷毕，始听抵家。有私归者逮治之，系者相望于道，诸商嗷嗷。因鼓噪为变，声言欲杀寀，缚其参随，至海中沉之。”[192]
高寀在福建的恶行遭到众多官员的反对，时任湖广道御史周起元上奏高寀戕杀生命，要胁重臣，应对其速行正法，以存国纪，以安地方事[193]。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由于李凤病逝，明神宗命高寀前往广东就职，“兼督粤税”，没想到遭到广东人的强烈反对，据载“然粤人已歃血订盟，伺寀舟至，必揭竿击之，宁死不听寀入也。”[194]明神宗最终只能撤回高寀，由江西潘相兼管广东市舶税务，史载：“四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奉圣旨，所奏内官高寀，不谙事体，以致人心不安，激变地方……其原管税课并兼摄广东税务，俱着归并江西。潘相不妨原务兼摄督理。”[195]
【注释】
[1]《明太祖实录》卷二八下，吴元年十二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2]［明］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六六《外志·番夷》。
[3]《明太祖实录》卷四二，洪武二年五月甲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4]［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故元遗兵》，中华书局，1977。
[5]［明］茅瑞征：《皇明象胥录》卷二《日本》，明崇祯间茅氏芝园刻本。
[6]［明］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三十，北京出版社，1997。
[7]［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广东一》，中华书局，2005。
[8]［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乱》，中华书局，1977。
[9]［明］朱国桢：《皇明大政记》卷六。
[10]《明太祖实录》卷七十，洪武四年十二月庚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11]《明太祖实录》卷七十，洪武四年十二月庚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12]［清］严如煜：《洋防辑要》卷十五《广东防海略下·杂蛮》，台北学生书局，1984。
[13]《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九，洪武十四年十月乙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14]《明太祖实录》卷二五〇，洪武二十三年乙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15]［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四《前代事实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16]《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二，洪武三十年四月乙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17]［明］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六《藩省志·事纪五》。
[18]［明］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六《藩省志·事纪五》。
[19]［明］熊鸣歧：《昭代王章》卷二《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中央图书馆，1981。
[20]［明］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六《藩省志·事纪五》。
[21]［清］阮元：道光《广东通志》卷一八七《前事略·明》。
[22]［明］舒化辑，《大明律附例》卷八《户律》。
[23]《大明律》卷一五《兵律三·关津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辽沈书社，1990，第117页。
[24]《明太祖实录》卷二五〇，洪武三十年三月甲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25]［明］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八《藩省志·兵防总上·军器》。
[26]［清］严如煜：《洋防辑要》卷十五《广东防海略下·杂蛮》，台北学生书局，1984。
[27]［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乱》，中华书局，1977。
[28]《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三，洪武十五年闰二月辛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29]［明］陈天资：《东里志》卷一《疆域·澳屿》。
[30]［明］朱吾弼：《皇明留台奏议》卷一五《参粤珰勾夷疏》，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7。
[31]［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乱》，中华书局，1977。
[32]［明］陈天资：《东里志》卷一《疆域·澳屿》。
[33]《明成祖实录》卷十，洪武三十五年秋，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34]《明成祖实录》卷六八，永乐五年六月癸未，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35]［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6]《明宣宗实录》卷七八，宣德六年夏四月乙未，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37]《明宣宗实录》卷一零三，宣德八年六月壬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38]［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备录·洋税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9]［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中华书局，1981。
[40]［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备录·洋税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41]《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五，洪武二十三年十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42]《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一，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甲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43]［明］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五四《郡县志·廉州府名宦》。
[44]《明宣宗实录》卷一三〇，宣德八年六月壬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45]［明］林光俞：《礼部志稿》卷九十《议处番船违碍》。
[46]［明］谢杰：《虔台倭纂》卷上《倭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47]［明］王世懋：《枢策》卷一，商务印书馆，1936。
[48]《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三，正统九年二月辛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49]［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二六《市籴考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50]《明太祖实录》卷三七，洪武元年十二月壬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51]［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二四《外国五》，中华书局，1974。
[52]郑永常：《来自海洋的挑战：明代海贸政策演变研究》，台北稻乡出版社，2004。
[53]［清］张廷玉：《明史》卷九二《兵志》，中华书局，1974。
[54]《明成祖实录》卷二二，永乐元年八月己酉；《明成祖实录》卷二三，九月庚寅；《明成祖实录》卷二四，冬十月乙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55]《明成祖实录》卷二二，永乐元年九月己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56]《明成祖实录》卷二四，永乐元年十月甲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57]《明成祖实录》卷二九，永乐二年五月甲申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58]［清］张廷玉：《明史·成祖本纪》赞语，中华书局，1974。
[59]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63页。
[60]《明仁宗实录》卷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61]《明仁宗实录》卷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62]［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二四《外国传五》，中华书局，1974。
[63]［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二四《外国传五》，中华书局，1974。
[64]［清］张廷玉：《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中华书局，1974。
[65]《明武宗实录》卷二四，正德十二年五月乙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66]［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二四《外国传五》，中华书局，1974。
[67]［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二四《外国传五》，中华书局，1974。
[68]［明］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三《太祖高皇帝宝训》，《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16册影印明崇祯刻本，北京出版社，2000，第401页。
[69]［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一《国用考·漕运》，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70]［明］申时行：《明会典》卷一〇八《朝贡四》，中华书局，1989。
[71]［明］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六九《外志·番夷》。
[72]《明宪宗实录》卷二七九，成化二十二年六月甲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73]［明］林光俞：《礼部志稿》卷九十《议处番船违碍》，参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版。
[74]《明孝宗实录》卷六八，弘治五年十月戊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75]［清］张廷玉：《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中华书局，1974。
[76]［明］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七《贡道》。
[77]［清］张廷玉：《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中华书局，1974。
[78]［明］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六九《外志·番夷》。
[79]［明］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六六《番夷》。
[80]［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四《前代事实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第49页。
[81]［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苏禄》，中华书局，1993，第314页。(www.xing528.com)
[82]［明］申时行：《明会典》卷九七《礼部·朝贡》，中华书局，1989。
[83]《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一，洪武十一年十二月丁未，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84]《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九，洪武十四年十月辛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85]《明世祖实录》卷一九二，永乐十五年八月辛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86]［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一四《皇明异典述九·夷王赏功之优》，中华书局，1985。
[87]转引自戴铭礼《中国货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第679页。
[88]［日］吉田茂：《日本史》第2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116—117页。
[89]［明］申时行：《明会典》卷一六七《刑部·关津》，中华书局，1989。
[90]［明］申时行：《明会典》卷一七五《刑部·罪名三》，中华书局，1989。
[91]［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暹罗》，中华书局，1993。
[92]《明孝宗实录》卷三五，弘治三年二月癸未，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93]［明］申时行：《明会典》卷一三〇《礼部·给赐》，中华书局，1989。
[94]［明］申时行：《明会典》卷一三〇《礼部·给赐》，中华书局，1989。
[95]［明］戴璟：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二八《驿传》。
[96]《明孝宗实录》卷七三，弘治六年三月丙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97]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167页。
[98]《明英宗实录》卷三〇〇，天顺三年二月甲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99]《明世宗实录》卷一九三，嘉靖十五年十一月癸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100]［明］应槚：《苍梧总督军门志》卷二《制敕》，岳麓出版社，2015。
[101]［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二一《安南传》，中华书局，1974。
[102]《明世宗实录》卷四三八，嘉靖三十五年八月丁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103]［明］谈迁：《国榷》卷六一《世宗嘉靖三十三年甲寅至三十五年丙辰》，古籍出版社，1958。
[104]《明世宗实录》卷四四一，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丙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105]《明世宗实录》卷四四九，嘉靖三十六年七月壬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106]《明世宗实录》卷四五四，嘉靖三十六年十二月庚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107]［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地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08]［明］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六九《外志·番夷》。
[109]［明］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六六《外志·番夷》。
[110]［清］张廷玉：《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中华书局，1974。
[111]《明太祖实录》卷二八下，吴元年十二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112]［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四《前代事实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第47—48页。
[113]《明太祖实录》卷九三，洪武七年九月辛未，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114]［明］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一二《开互市》，中华书局，2007，第854页。
[115]《明太祖实录》卷二二，永乐元年八月丁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116]［清］张廷玉：《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中华书局，1974。
[117]［清］张廷玉：《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中华书局，1974。
[118]［明］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六九《外志·番夷》。
[119]［明］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二八《政事志一》。
[120]白斌、王慕民：《明代浙江市舶司废止考》，《海交史研究》，2008年第1期。
[121]［明］黄仲昭：弘治《八闽通志》卷四〇《公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第1148页。
[122]［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四《前代事实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第48页。
[123]《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124]［清］徐兆昺：《四明谈助》卷三一，桂心仪等点注，宁波出版社，2003。
[125]［明］黄仲昭：弘治《八闽通志》卷二七《秩官·职员》，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第800页。
[126]［明］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六《藩省志·事纪五》。
[127]［清］张廷玉：《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中华书局，1974。
[128]［清］阮元：道光《广东通志》卷一八《职官表九·明一》。
[129]［明］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六六《外夷三》。
[130]［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一《市籴考·市舶互市》。
[131]即在前一次使团来之后，明政府颁发新勘合百道，于下次贸易时缴回旧勘合。而上一次正德间勘合本是在大内氏手中的，即宗设一行是符合规定的。
[132]《明世宗实录》卷二八，嘉靖二年六月庚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133]《明世宗实录》卷二八，嘉靖二年六月庚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134]［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二九二，张翀：《杜狡夷以安中土疏》，中华书局，1962。
[135]《明世宗实录》卷五二，嘉靖四年六月己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136]［清］阮元：道光《广东通志》卷一八〇《经政略》。
[137]［清］张廷玉：《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中华书局，1974。
[138]《明神宗实录》卷五九六，万历四十八年七月癸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139]白斌、王慕民：《明代浙江市舶司废止考》，《海交史研究》，2008年第1期。
[140]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182页。
[141]［明］申时行：《明会典》卷一五《户部·州县》，中华书局，1989。
[142]［明］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七《藩省志·公署》。
[143]［明］霍与瑕：《霍勉斋集》卷一二《上潘大巡广州事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44]［明］霍韬：《霍文敏公全集》卷十《两广事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145]［明］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一二《行保甲》，中华书局，2007。
[146]［明］叶权：《贤博编·游岭南记》，中华书局，1987。
[147]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129页。
[148]［明］黄佐：嘉靖《广州志》卷二二《公署》。
[149]［明］彭韶：《彭惠安集》卷一《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50]［明］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1939年福建铅印本。
[151]［明］黄仲昭：弘治《八闽通志》卷四〇《公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152]［明］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六《藩有志·事纪五》。
[153]［明］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六九《外志·番夷》。
[154]［清］阮元：道光《广东通志》卷一八〇《经政略》。
[155]［明］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一五《中官考》。
[156]［明］黄瑜：《双槐岁钞》卷九《奖贤文》，中华书局，1999。
[157]《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三，正德十年夏四月戊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158]《明宪宗实录》卷二八八，成化二十三年三月辛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159]《明宪宗实录》卷二八八，成化二十三年三月辛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160]［明］戴璟：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二五《民物志六·珠池》。
[161]［清］阮元：道光《广东通志》卷二四三《宦绩录十三·明二》。
[162]《明世宗实录》卷一三，嘉靖元年四月丁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163]［清］张廷玉：《明史》卷一八三《列传第七十一》，中华书局，1974。
[164]［明］陈继儒：《见闻录》卷六《陈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二四四册，齐鲁书社，1995。
[165]［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五《撒马儿罕》，中华书局，1993，第485页。
[166]［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五《撒马儿罕》，中华书局，1993，第486页。
[167]［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五《撒马儿罕》，中华书局，1993，第487页。
[168]［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一六〇，韩邦奇：《苑洛集·疏·苏民困以保安地方事》，中华书局，1962。
[169]［清］张廷玉：《明史》卷二〇一《韩邦奇传》，中华书局，1974。
[170]《明武宗实录》卷四八，正德四年三月癸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171]［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二四《暹罗传》，中华书局，1974。
[172]［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四《前代事实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173]［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暹罗》，中华书局，1993，第283—284页。
[174]［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暹罗》，中华书局，1993，第284页。
[175]［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暹罗》，中华书局，1993，第284页。
[176]［明］欧阳保：万历《雷州府志》卷四《地理志二》。
[177]《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十八，嘉靖九年十月丁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178]《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十八，嘉靖九年十月丁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179]［明］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二八《政事志·公署》。
[180]［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四《前代事实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181]［清］阮元：道光《广东通志》卷一八八《前事略·明二》。
[182]《明神宗实录》卷三三一，万历二十七年二月辛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183]《明神宗实录》卷三四六，万历二十八年四月甲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184]《明神宗实录》卷三四六，万历二十八年四月甲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185]《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四，万历三十年七月庚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186]［明］朱吾弼：《皇明留台奏议》卷一四《参粤珰勾夷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87]［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四《前代事实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188]《明神宗实录》卷三四六，万历二十八年四月甲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189]［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四《前代事实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190]［明］张夑：《东西洋考》卷八《税珰考》，中华书局，1981，第155页。
[191]［明］张夑：《东西洋考》卷八《税珰考》，中华书局，1981，第155—156页。
[192]［明］张夑：《东西洋考》卷八《税珰考》，中华书局，1981，第156页。
[193]［明］张夑：《东西洋考》卷八《税珰考》，中华书局，1981，第164页。
[194]［明］张夑：《东西洋考》卷八《税珰考》，中华书局，1981，第158页。
[195]［明］张夑：《东西洋考》卷八《税珰考》，中华书局，1981，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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