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揭秘琉球船只的满剌加航行历程

中暹贸易网络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北大年（Patani）港，该港埠也位于马来半岛的东岸，在彭亨以北两、三百公里处。关于1500年之后头一、二十年内，中国商人在北大年的具体活动情况，史籍语焉不详。但是数年以后，有关中国商人在16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期间的活动状况，便可在葡萄牙文的材料中找到清晰的证据。^[13]从葡文记载中我们得知，中国的商船经常来到这个港口，并由此前往柔佛、廖内群岛、邦加岛、苏门答腊和西爪哇等地。

既然北大年港与其他地处马来半岛东海岸线上的港埠及海湾的距离不远，那么，所有这些港埠很可能都在为对中国、阿瑜陀耶、包括满剌加在内的马来半岛西海岸的各港埠、以及如今属于印度尼西亚西部的诸多港口之贸易而相互竞争。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北大年也吸引了来自琉球群岛的商人。《历代宝案》的纪录显示，在15世纪晚期就有船只从那霸驶往北大年。在1514年前后至1530年间，这种航海活动更为频繁，而最后一次有据可查的航行发生在16世纪40年代。^[14]1500年前后琉球商人在北大年的出现，表明早在福建人到来之前，琉球商人已为北大年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福建商人则在1520年之后，方活跃于这个地区的商贸活动之中。

当时该地区的航海贸易还有另一条支线，该支线使我们转回到了满剌加这个主题。在1463年到1511年间，每年有一、两艘或更多的琉球船只航行到满剌加。^[15]然而，1511年之后就再也没有琉球船只前往满剌加了。很显然，琉球人对满剌加港的新主人不满意，于是，他们便转而投向北大年，将北大年作为他们在东南亚区域的贸易中心。16世纪30年代时，瓦斯科·卡尔沃（Vasco Calvo）曾亲眼见证这一变化。他记载说，从前他们（琉球人）航行往满剌加进行贸易，可如今“（他们）却将货物卖到北大年（Patane）去了……”^[16]

琉球人将其贸易活动从满剌加转向北大年，或许意味着琉球人与福建人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互竞争。如果双方合作一致，琉球人自然会像谢喇哒（Cheilata）那样留在满剌加。所以我们推测，琉球人与福建人的贸易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重叠的，这一点十分重要。事实上，早在15世纪初，部分福建人就举家迁居琉球群岛，而琉球人的贸易网络之所以能够在技术和商业等方面得以扩展，在很大程度上或许得益于福建人的不断贡献与渗透。^[17]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琉球群岛是明朝的一个忠实的藩属，彼此之间的官方关系始终热忱友好。这里的问题是，这种官方之间的亲善友好是否为那些在东南亚贸易的琉球商人和福建商人所留意？如果没有的话，那么部分福建商人可能十分乐意见到琉球人退出满剌加，并进而在北大年取而代之。

另一方面，在满剌加沦陷前后，琉球商船几乎定期航行到暹罗；瓦斯科·卡尔沃对此亦有记录。因此，那霸—暹罗贸易便意味着琉球商人与福建商人在某种程度上的合作。如前所述，福建人在阿瑜陀耶王朝对外关系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所以，真实的或所谓的暹罗人与福建人的“联盟”，或许还应该包括部分琉球商人。除此之外，在珠江口的香山和今天的澳门一带，亦可见到与福建私商携手合作的琉球商船。^[18]15世纪时，琉球商船出现在这个地区，其他的记载则提及琉球人曾到过海南岛。为了躲避狂风和恶浪，来自暹罗和那霸的船只偶尔会在海南岛的一些港口暂时逗留，或被迫登陆。^[19]简而言之，虽然琉球人和福建人在满剌加和北大年地区的关系不佳，但彼此之间在阿瑜陀耶及其他的一些地区却合作良好。(www.xing528.com)

有意思的是，自从葡萄牙人来到珠江口以后，便鲜有琉球船只再来此地。葡萄牙文献中有关琉球船只最后出现在珠江口的记录，约发生在16世纪10年代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ão Peres de Andrade）出使中国之时。^[20]因此，琉球人似乎是在16世纪初期的某个时候，从广东中部突然销声匿迹了。与此同时，暹罗人（与其福建伙伴一起？）则带着贡品与货物，继续前往广州。很显然，他们受到了广东人的热情欢迎。这也是为何当中葡最初的交往破裂之后，葡萄牙人经常要假扮成暹罗人，以躲过中国水师哨所检查之原因。^[21]琉球人退出香山地区的决定性因素，到底是葡萄牙人，还是暹罗人或福建人，恐怕永远不得而知，但人们总的印象是，琉球人在某些方面无疑是落败而去。换言之，我们现在讨论的可能是另一种场景。第一种场景指的是葡萄牙人和（或）暹罗人或福建人在满剌加的活动，曾对琉球人的贸易造成一定的冲击，之后因为广州在16世纪20年代暂时封港，对后者的贸易圈造成一定的影响。

然而，仍然有一个问题还不清楚，那就是，在16世纪10年代，琉球人为什么要避开满剌加和葡萄牙人？第一，可能纯粹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下文进一步讨论。第二，琉球人决定离开满剌加，或可被视为是对当地福建人不满的一种举措，因为满剌加的福建商人站在葡萄牙人的一边，琉球人因此瞧之不起，并认为这些福建人比以前更加危险。第三，一些来自那霸的琉球商人可能受到穆斯林族群的影响，从而反对葡萄牙人。1511年之前，琉球的船只经常前往东南亚的一些伊斯兰教势力颇为强大的港口贸易，这种传统本身或许就排斥了琉球人与葡萄牙人的任何合作。第四，可能存在着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可能性，即早期就介入琉球海上贸易网络的福建人具有泉州伊斯兰教的文化背景。这一点当然纯属猜测，未必正确。不过，在14世纪发生的所谓伊斯法罕（Isfahan）暴动事件中，部分留在泉州的中国人和其他穆斯林确实设法躲过对他们的清洗，并竭力藏身于福建沿海地区。其后，15世纪时，这些人的一些后代便逃往冲绳群岛。有趣的是，15世纪那霸与明代中国的朝贡贸易由市舶司所掌管，而市舶司之驻地一开始就设在昔日伊斯兰教的“大本营”——泉州，直到1474年市舶司才迁址到福州。^[22]因此，可能正是这种被忽略的伊斯兰教因素，将泉州和那霸联系了起来，从而造成琉球人对葡萄牙人抱有成见。第五，较为简单的猜测是，在15世纪，尤其是在15世纪的末期，福州的某些家族与那霸之间的密切关系，导致部分琉球商人站到了闽南商人的对立面，进而成为葡萄牙人的对手。这个猜测的前提是，福州地区的中国人与闽南地区的中国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竞争。

最后，前文已经提到，满剌加负责管理福建人和琉球人商务的港主（shahbandar），同时也得管理寓居满剌加港的占婆人的事务。绝大多数来自占婆的商人大都信奉伊斯兰教，而且这些商人与海南岛南部的三亚地区也有关系，他们之间的密切交往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当时，这种伊斯兰教的联系纽带甚至一直延展到泉州。^[23]显然，占婆人在满剌加也与其来自那霸的同行有所接触，只是此类接触罕有记录。另外，大越于1471年强占了占婆王国的大部分领土，迫使大批占婆人流离失所，逃亡东南亚各地，亦使满剌加和占婆的关系得以逐渐加强；^[24]占婆人的海外大流亡或许还强化了寓居满剌加的占婆人与琉球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桃木至郎（Momoki Shiro）所收集到的证据表明，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满剌加、占婆和琉球王国之间已经形成了某种类似于“联盟”的关系。^[25]因此，很可能正是这一点，方可最令人信服地说明琉球人（和占婆人）为何在1511年从满剌加撤退。

满剌加、占婆和琉球人之间的“联盟”关系，闽南商人和大越之间的密切商业关系，这两组关系之间是否有关联，尚难以断言。在某些时期，交趾（或如中国史籍记载中常常称呼之“安南”）与占婆向明朝争相邀宠，以求保护。与此同时，大越显然也在与琉球相互竞争。至于闽南民间海商对大越所可能采取的态度，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尽管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可能，但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不排除有关各方确实形成了一种短期对峙的格局，亦即福建人与越南人为一方，对抗由满剌加—占婆—琉球“集团”组成的“同盟”。较为保险的推测应该是，琉球人与福建人的“分道扬镳”大致上只局限于满剌加地区，而在其他地区，这两大海商“阵营”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关于这一点，目前只能讨论到这个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