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丰那些事：五七大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经历

刘金秀

难忘的1966年，我们正当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在信丰一中高三毕业。随着“5·16”通知，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本当一年一度的高考取消了，于是我们就成了老三届的文革生，在校参加了为时二年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浪费了我们两年的青春。

1968年8月，随着毛主席“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我们城市的青年学生就像赶鸭子似的一批一批下放到农村。我属第一批知识青年，成了“五七”大军的一员。我先到大队农场当猪司令，几个月后到生产队当社员。在那些日子里，上山砍柴、割草，进坑割丝茅搭棚子，下田扯秧、莳田，推砻打碓出牛栏（农村三种难）样样都干过。记得刚到养猪场不久，就去进坑割丝茅搭棚子，肩挑一担茅草过那由一根、二根松木搭成的桥，桥四五米长，桥下面便是深深的山涧，我边走边打抖，那松木像有弹性似的，上下晃动，过这种独木桥我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吓得我头上的汗像掉线的珠子似的往下滚。当时也不知道凭什么，硬是像走钢丝似的走过来了，现在回想起来，都还会起一身鸡皮疙瘩。

三个月以后，我转到一个生产队。过了不长时间，开山砍柴，我跟着一个个头比我矮、年龄比我小的丫头，她管我叫姐姐。她在大山里行走自如，可我上山却尽是跌得狗啃屎，心想下山总比上山容易吧，谁知大山还是那么欺负人，人家是一路下山一路歌，而我是一路滑梯，一路溜得四脚朝天。

在农村11年，我当了10年民办教师，可是在农忙季节，仍然要参加了生产队的春插莳田、夏收夏种、秋收冬种。坑里蚂蟥特多，有时候被叮得流了好长时间的血也不知道，怪可怕的。记得有一年在一条坑里割禾，站在田埂上便看见许多蚂蟥在水田里游来游去，吓得我不敢下田，于是便自告奋勇地去挑箩担（谷）送到晒谷场，一担水谷至少一百五六十斤，无奈，我便二担分成三担挑，沿着崎岖小路，上岽下岽，左弯右拐地往晒谷场上送，这百来斤的担子压在肩上，对我来说纯属是超负荷的重体力劳动，可这是万般无奈的选择啊！

我下放的古陂公社艻迳大队风火墙生产队，上圩20里，一天两次交送公粮到古陂粮管所，来回80里。我不甘落后，跟社员一样交送公粮，尽管压得肩膀红肿，走得脚底起泡，我咬紧牙关，坚持到最后。

生产队建晒谷场，要到十几里路外去挑沙，我开始装满的一担沙，越挑越重，渐渐地跟不上人家了。当时有好心人劝我说：“挑不起就倒掉一些吧”。我没倒，硬是撑着，一边换肩一边挑，最终我把满满的一担沙挑回生产队。虽说比其他人晚到半个多小时，可我心里舒坦。多次干重活，我就是凭自己的坚强意志，吃苦毅力坚持干的，可每次都有说不尽的苦，流不尽的辛酸泪。而且身上还落下了腰痛毛病，手上留下了禾镰刀割的伤疤。

1969年，我与下放职工叶金凤同被评为“五七”大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要去县城参加县第三届积代会。山区交通不便，下城30里路是小事，可偏偏遇上下大雨，我们必须经过龙舌的一座由28块木板搭成的桥，河里的洪水离桥面只有一尺多，而且水流急得就像赶去东海报到似的，河面上有许多大水泡，还有一些被冲下来的树枝，看得都眼花缭乱，头晕心慌。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豹子胆，不光自己要过桥，还得一手牵着叶大姐，照顾她过桥。每每想起这回事，都还会吓出一身冷汗来，万一掉下河去，必死无疑。还好，命大，还没去阎王爷那报到。

在当民办老师期间，经常要参加各种学习班，并且接受教师考核。(www.xing528.com)

1978年正月里，天寒地冷，阴雨连绵，农村山区的小路，崎岖不平，天晴一块铜，下雨一泡浓。当时我肚子里怀着老三，背上背着老二，身边还跟着一个六七岁的老大，要带上米菜、衣服等一路艰难地行走20里，赶到公社去参加考试。

当地的老表都安安心心地在家里烤火取暖玩乐，还沉浸在春节的欢乐中。见到我们母子几个如此艰难地行走，都觉得可怜心疼！

考试前，孩子他爸在城里单位上班，作为几个孩子的家庭主妇，既要种菜又要割草烧，还要出工，要做家务，根本就无法看书复习。考试时，还得边照看两个孩子，哪有别的老师那么专心致志。考试后（学校有七个男老师，两个女老师）成绩一公布下来，有位男老师很风趣地说：“哈哈，不好意思，我们男的还考不赢女的呢！”我的考试成绩优秀，我想，我们不愧是老三届的高中生，肚中就是有墨水。

1979年，形势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政策许可知青可以回城。当时三个孩子的妈妈在农村尝尽了辛酸苦辣的我，迫不及待地想尽快回城（6月份搞所谓病退回城），真正在学校干到7月份学期结束。11月份招工进副食品大集体。之前，曾有老师叫我去嘉定小学代课。我认为代课是临时，还是招工较为稳妥。谁知这回又搞错了。12月份，知青中的民办老师只需填上一份表格，统统转为公办老师。说来说去，我与公办老师无缘，错过了好机会。

回城有了工作以后，我感到心里高兴，心想，离开了农村回到城里，苦尽甘来，再也不用一脚泥一脚水，风吹日晒雨淋四脚落地背朝天地干苦活了。谁知过了一关又一关，在副食品上班的日子里，还是苦日子。中午一个小时吃饭，总是要连走带跑地买菜做饭，常常是饭在嘴里就跑去上班。逢年过节总是服务于人民群众，特别是过年，也身不由己，到处都在噼里啪啦放鞭炮吃年夜饭了，我家的鱼肉却还是生的，孩子们以及不太会做家务的丈夫，只得眼巴巴地等待家庭主妇的归来！在承包的日子里，更是没日没夜地工作，我们就像一头牛，干一些重体力劳动，三四百斤的一桶油，我们常是从汽车上下车搬进店里，又常从店里上到大板车上拉到人家老板店里，滚进滚出是家常便饭。一百斤的白糖一拉就是几吨，我们也是肩扛进店，卸装几千瓶啤酒等等，许许多多的重体力劳动，长年累月地干，年复一年，一干就是十几年。特别是有几次众人推选我为门市部主任，为了工作，更加顾不上孩子与家人。

1989年，是我工作压力最大的一年，经常去赣州调货，回来后下货、送货，身为负责人，样样事情要带头。吃苦在先，重活在前，先上班后下班等等。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就在这一年，我的长子李辉以优异的高考成绩（全县排名第十），录取在重点大学—兰州大学。我想，这也是好人有好报吧。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在学校积极上进，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入团，在单位没入党，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可我从小学到高中，从下放当社员到民办老师，从工作单位退休后到参加老年体协活动，上老年大学等，都曾经是受到表彰奖励的先进分子。虽然我一生平平淡淡，无官无职，无权无势，收入微薄，可我勤劳善良，吃苦耐劳，平易近人，和蔼待人，并能助人为乐，尊重别人，所以别人尊重我，喜欢我。我觉得我已经是心满意足了，我知足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