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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丰神父的坎坷人生-信丰那些事

时间:2023-10-1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年轻时天主教堂送他到法国留学,毕业后就任信丰天主教堂神父,后来在信丰中学担任过教师。爷爷与奶奶的婚姻得益于天主教堂员工的一场善意的“恶作剧”。因爷爷的历史问题,奶奶和叔叔、姑姑们率先被下放到原虎山公社小寨大队沙屋场生产队。为了度过危机,我打起精神做了个独轮车,和父亲一起下信丰做起了番薯藤生意,赚取县城和安息的差价,以此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信丰神父的坎坷人生-信丰那些事

何约瑟口述 王依东整理

我叫何约瑟,1953年出生在信丰嘉定镇民主街新华巷78号。爷爷何斯道,原会昌县筠门岭人。年轻时天主教堂送他到法国留学,毕业后就任信丰天主教堂神父,后来在信丰中学担任过教师。奶奶吴德撒,信丰嘉定镇黄坑吴家村团山下人氏。父亲儒家,新中国成立以前曾在信丰中学当过老师,1957年应聘到南昌冶金公司担任调度。

爷爷与奶奶的婚姻得益于天主教堂员工的一场善意的“恶作剧”。那时,教堂员工们都知道我爷爷和我奶奶互相爱慕,但是因为矜持、害羞而都不敢开口。为了成全他们,员工们故意把我奶奶的一双鞋子放在我爷爷的床下,然后起哄、打趣他们,两人终于打开心窗,交往起来,最后走到了一起。

因在法留学时,爷爷学习并通晓美、英、法、德、俄、日六国语言,新中国成立以前国民党某部曾聘请他担任高级翻译。临近解放时,爷爷所在的队伍集体投诚共产党。当时爷爷急于回家,匆忙之中没有办理投诚手续就回去了。回乡后曾在信丰中学担任英语老师。一直到1951年,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爷爷因未办投诚手续,无法证明他的正反历史,被划成历史反革命受到了镇压,撒手人寰。

1960年,国家为了克服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暂时经济困难下放了一批居民。因爷爷的历史问题,奶奶和叔叔、姑姑们率先被下放到原虎山公社小寨大队沙屋场生产队。1962 年又转到古城大队马坑庙生产队,1965 年转到龙州大队搬运站。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也从南昌回来了,依旧因爷爷的问题,我跟随父母一起下放到了虎山。父母和奶奶她们一道在搬运站当搬运工,而我则在当地继续我的小学学业。

12岁那年,我读完小学,还是因爷爷的问题,没有了读初中的资格。为生计,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床和奶奶到20多里外的清水塘去砍柴火,砍完回来奶奶去做饭,我即背着柴火赶到龙州圩去卖钱。

我13岁那年,有一天一大清早,父亲就被造反派押送着叫他推大板车到信丰城送酱油,很晚都没回来。奶奶叫我沿路去接,我走了很远的路都没见着父亲。天气又冷,我又累又饿,走到中和林场,正在路边烤火的工人看我可怜,叫我坐下来烤火取暖,并给我米果充饥。那天直到天亮我也没接着父亲。第二天父亲回来说,因送完酱油太晚太累了,他在回安息的路边石头上睡了一夜。看着父亲每天拖着劳累的身体出去搬运,还要受到造反派的批斗,我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

1968年冬,大批干部下放到农村,我家又再一次下放到更远的土仔垇大队交头坑生产队。那里山高田多,人员稀少,整个生产队就两户罗姓人家,加上我家就三户人家,还有四个从上海下放的女知青。我们一家住在其中一户罗姓人家——罗海清家的旧房子里。罗海清家刚做了新房子,就好心把他家的旧房子整理出来让我们住。旧房子坐落在约有五层楼高的山坡上,有两层,每层三房一厅一厨,是典型的赣南土坯房。厕所离房子很远,田土在山脚下。落下脚后,我每天跟着生产队早出晚归地出工。大人出工每天计工分8分,小孩出工计5分。我当时已满15岁,是全家人的主要劳动力,出工我就干成年人的活,但口粮却按未成年人的口粮,我不服,和队里讲理,可队里欺负我们是外人根本不予理睬。我们只能吃哑巴亏。那时,奶奶老了,父母身体也不好,一家人的生活全靠我一人赚的工分来维持,比搬运站的生活还更加清苦。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不得不和奶奶一道偷空去深山老林捡栗子,破壳磨粉做成汤皮充饥,有时还和弟弟妹妹一起到很远的地方倒番薯(在别人收完番薯的地里翻找剩余的)充饥。(www.xing528.com)

1972年我刚满18岁,解放军来公社招兵,我积极报名参加体检。我各项身体指标合格,有初小文化,符合条件,当时我很自信能当上解放军了,可后来我还是落选了。我问民兵连长,他说是因我爷爷的历史问题,所以政审没通过。我那时非常想不通,我从出生就没见过爷爷,更谈不上受过他的影响,我和所有的孩子们一样从小就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立志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怎么就不能去当兵了呢?可有谁知有多少家庭在“文革”时期因历史问题而受到牵连。

我只好认命了,安心做一个好农民。从此我在农村一干就是八年,这八年期间我用自己的双手盖了新瓦房,在新房周围建起了茶叶基地和果园,种植了桃、李、柑橘脐橙等多种果树,还专门到安息园艺场跟当时的技术员袁守根学嫁接技术。这八年,我不仅学到了果树栽培技术,还参加了县里的农机培训,学到了农机修理和驾驶技术。我的勤劳和努力取得了大队的信任,1976年我出任生产队出纳会计,两年后任主办会计。1977年国家实行分田到户责任制,我家分到27亩责任田。1978年经人介绍我与当地的姑娘结为夫妻,真正意义上在农村成家立业了。

结婚后我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我也愈加勤恳、踏实。可是1978年早稻收割后,三户人家共用的仓库被撬,所有稻谷被盗,一家人一年的口粮没有了。为了度过危机,我打起精神做了个独轮车,和父亲一起下信丰做起了番薯藤生意,赚取县城和安息的差价,以此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一事情的发生,让我觉得在县城谋生活会更容易些,加之从小在这里生活的情结,我原来长期扎根农村的思想动摇了,经与家人商量,我们决定回到信丰县城。

1980年我携家回到信丰老房子,可是已经另有人住了。我找这家主人理论,他说:“‘文化大革命’时,上面就安排我家住这了,前段时间我已续交了两年的房租。”这老房子是我奶奶手上置的家业,1960年下放到乡下去时,房产公司来收购,我奶奶就不肯卖,房产公司说现在不卖,以后会归公,奶奶回绝说“归公就归公”。下放时,奶奶给老房子上了一把锁,带着叔叔姑姑们就卷起行李走了。现在房子被占了,我们没处住,只好挤到厅下(祠堂)暂时住下,等待上面处理。这样来到县城,从小在这生活的我们倒成了无户无业的流浪人家了。为了养家,我东奔西跑到处找事做,最后找到胜利大队石灰厂,那里需要强劳力。就这样,家里劳动力在石灰厂做苦力,奶奶在家做饭吃,勉勉强强解决了一家人两年的生活。1982年政策落实,老房子物归原主,我们终于住进了自家的老房子里。住房问题解决了,在县城也就算立根了。

1983年我被招入县建筑公司小集体做建筑工人,1989年公司改制,工作了6年后又失业了。失业后自己找工程做,撑过了两三年。1993年经人介绍,我在县城管队做了4年的临时工,1997年好友邀请我去广州天河区小新塘做红木家具,工资虽高,但非常累。因过度劳累我突发周期性神经炎,致半身瘫痪,因没钱到广东的大医院治疗,只好回到信丰,在黄医生的疑难病诊所吃了两个月疗程的药才治好。

2003年在政府的关心下,我进了县环卫所,成了一名环卫工人,每天开环卫车到县城洒水,保护县城环境卫生。59岁那年因公负伤住院,单位帮我积极安排治疗事宜,我做了两次手术,第一次双脚截肢装假肢;第二次开颅手术;2014年我终于光荣退休了。

回顾我的一生,历经坎坷磨难,让我对现实人生有着深深地领悟。坎坷磨炼了我不怕苦、不怕累的坚强意志,让我更加热爱、珍惜生活;坎坷激发我善于思考、运用智慧去克服一切困难,也铸造我诚实善良的品格。这也是人生的财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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