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丰那些事》干报文艺副刊收获述略

李　宇

《干报》创办于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1月1日，当时《信丰日报》已经停办，《干报》可以说是《信丰日报》的延续。

信丰报业始于1937年创办的《信丰日报》，该报是一份以政治、经济、军事、民生为主要素材的综合性报纸，没有创设专门的文艺版面，唯有副刊“晓钟”能见零星的诗文作品，小说基本没有。“晓钟”的文章主要包含这几类：（一）观察分析时局的政论。如《以不变应万变》（1941年7月8日，周鼎）等，这些文章起到了安抚民心、号召反击法西斯的作用。但是，其中也有不少文章心怀叵测，大搞党派斗争，如《渝市民众之义愤—群起抵制〈新华日报〉》（1941年3月7日）一文，明显针对中国共产党。（二）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的文教卫生类科普文章。如《好教育与学校党务》（1941年1月24日，朱家骅）、《斑疹伤寒预防法》（1941年3月5日）等。（三）史鉴随笔。这类文章借历史或历史人物来宣传、动员抗日，主旋律是积极向上的。如《顾炎武的高节》（1941年4月30日，平阳生）、《伟大的“七七”》（1941年7月8日，熊承友）等。（四）诗歌、散文。“晓钟”不是专门文学副刊，发表的诗歌、散文也不多，但内容基本上是为抗战服务的。如诗歌《当兵歌》（1941年2月14日，黄毓蕃）、通俗通传山歌《讨汪谣》（1941年4月27日，秦月），口语诗《打东洋》（1941年5月25日）等。1942年11月26日，出版《战地诗辑》（第一辑）特刊，发表了彭桂萼的《到处都是屠场》、楚斯的《送郎》、包白痕的《旗》、青鸟的《我要驰骋杀敌的战场》和豫西小调《牧羊曲》，这一组诗歌内容有沉痛的哀伤，有坚定的信念，有勇敢的反抗，应该算是“晓钟”文艺作品的一个高峰。散文，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抗战英雄》（1941年10月2日，陶陶），文章赞美四位为抗战而牺牲的巾帼英雄，也是很能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的。

进入1943年，正当抗战相持转向反击的过渡阶段，可谓是黎明前的黑暗，期间困难与艰辛曲折以及民众对胜利的渴望也盛于抗战之初。此时，因战乱而流离南窜的许多文人都还在迁移过程中，有途经湖南而转道赣州的，有浙赣战役失利后向闽北撤退不得而暂留赣州的，等等，这些人也不是全部栖居于赣州，其中不少人辗转赣南各县，并在各县文化界领袖群伦，创办报刊，为各县文艺推波助澜，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们创办的文艺专栏更是灿若星河，其光芒即使今天也非常耀眼，信丰《干报》的文艺副刊“收获”便是其中卓越可述者。

《干报》创刊后，沿袭《信丰日报》政治、经济、军事、民生为主的整体特点，继续服务于抗战。不同的是，《干报》在第三版面特设了文艺副刊“收获”，创刊号发表了十分文艺的《牧歌—代发刊词》（杜竹甬）和热情洋溢的随笔《以今天起》（洛汀）。洛汀在文中说到：“自浙赣战事逆转以来，东南文艺作者纷纷向闽北撤退，最近又渐渐集中赣州。”这话似乎解释了《干报》能创办文艺副刊并得以繁荣的原因。文章最后，洛汀充满激情地号召文艺工作者：“从今天起，我们提出一个口号—文艺工作者应该从赣州出发，建立其他各县的历史据点，首先，我们从信丰做起。”这篇檄文式随笔预示着信丰这个抗战后方的社会各界—尤其是文艺界的某种心理与信念在经过长期的黑暗跋涉与痛苦积淀后的崛起。

与《信丰日报》的副刊“晓钟”相比，“收获”基本保证了其纯文艺性的血统，并没有明显的党派斗争倾向。它发表的文章内容是健康的，形式是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语言也是令人耳目一新，能给人一种纯净的文学艺术体验。

概而言之，文艺副刊“收获”有如下几点令人体会深刻。

一、“收获”副刊对文艺研究非常积极，在理论、评论这一块，比《信丰日报》的“晓钟”副刊，无论是文章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有明显提高。在写作方法与技巧方面，多篇文章从理论或实践方面进行了探讨。如，1943年3月连载了《略谈写作》（1943年3月14—17日，包白痕），11月下旬接连发表了《文艺创作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1943年11月24日，洛非）、《叙事诗与抒情诗试论》（1943年11月25日，洛非）《谈诗底形象创造与生活实践》（1943年11月30日，夏芒）等，这些文章对于信丰以至赣州乃至全国的文艺研究，都是具有理论建设的价值的。此外，特别要抒写一笔的是一位署名为“宗越”的作者，对于“收获”的文学理论探讨贡献尤大，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涉猎尤其深广。据现存《干报》可查资料显示，自1943年11月1日起至1944年4月19日，宗越先后发表了《精确的语言来自精确的体察》《关于外来语的使用》《渥兹华斯与最好的语言》《托尔斯泰的语言观》等12篇专论文学语言的文章，为“收获”的文艺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偶尔，也有名家在这里撒下一粒种子，如1943年11月15日，发表了老舍的《文艺与木匠》，老舍先生以木匠为例，专门谈了文艺创作的态度问题，足以振聋发聩，现在来看也是弥足珍贵。

但“收获”对于文学理论的探索还不限于此，它的触角伸入到文学评论的领域，包含对作家、对作品的深刻评论。如《巴金论》（1943年3月18日—19日，卢昌洵）、《〈家〉读后》（1944年4月16—20日，寄谦），此外还有《论〈莫扎特〉》（1943年11月30日，夏芒）等。

综上可知，“收获”的文艺研究在理论、评论方面是达到了一定高度的，这对于信丰以及赣州的众多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初学者都起到了指导的作用，对当时全国的文艺创作也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文艺副刊的生命与价值来自文艺创作，没有高质量的原创作品，而空谈理论显然不能支撑文艺副刊的门面。当时的背景，也成为文艺繁荣的诱因。

众所周知，自国民政府正式动员全面抗战以来，中国军民奋起抵抗，英勇战斗，艰苦卓绝，付出了巨大牺牲，中国大地河山破璋，满目疮痍，对中国民众的心理和意志都是一次重大挫伤。到1942年下半年，太平洋战争逐渐形成逆转，美军变被动为主动，开始实施反击。1943年的中国战场，对峙的天秤也开始倾斜，形势越来越有利于中国，胜利的曙光已经升起，人们内心充满希冀的同时，过往的悲伤也溢流而出，各种回忆苦难历程、悼念亲人的情绪通过诗文宣泄而出。这类作品的代表有《归国录（十三）——泰缅滇边地逃难记》（1944年9月20日，萧炳星）、《悼父亲》（1943年3月25日，张见心）、《忆父亲》（1943年12月15日，邹寒青）等，这类文章的作者历经战争，在战火纷飞、颠沛流离中与亲人生离死别，现在来到异地他乡，难免怀乡思亲悼亡。如张见心，他的父亲1938年死于日军空袭，文中对父亲死难的场面描写用语不多，却令人感到惨痛。

当然战争和侵略压不倒中国军民，面对凶残的敌人，直面壮烈的牺牲，全国军民前仆后继，无所畏惧。“收获”也发表了大量的诗文，尤其是诗歌，或号召反击，或赞美烈士，史诗般记载了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伟大精神。如《留一只手回来》（1943年3月25日，黄鲁马）是对因报国而伤残的士兵的讴歌，《遥寄》（1943年7月15日，包白痕）饱含深情，赞颂一位英勇战斗、最后为国捐躯的朋友，叙事诗《草原上的故事——给朱河》（1943年12月11～13日，田浩）用铿锵的笔调，叙述了一位在草原上英勇抗战的英雄小伙铁牛战斗、牺牲的故事，固然悲壮，但也令人慷慨激昂。1944年6月25日，“收获”特发纪念屈原专刊，“收获”的主编雷石榆发表诗歌《血染汩罗吊屈原》，他沉痛写道：

诗人哟，你的故国

你徘徊悲歌，投葬鱼腹的

那天然绝美的汩罗

又一次而且最凶残的一次

遭受东洋之“虎狼”的蹂躏！

故国遭到东洋的侵略，黎民被践踏蹂躏，诗人万分悲痛，但诗人并未沉沦，他呐喊，要反抗：

为纵横江畔的尸骸(www.xing528.com)

和染红江波的血腥

我们要为你写下“离骚”的续篇！

这续篇，用怒吼，用仇恨

用反扑，用扫荡……

可以说，这是抗战时期中国文人、作家发出的最强的声音，是坚守民族气节、直面牺牲、抗击侵略的写照。

《干报》创刊以来，“收获”发表的诗歌，其题材也很丰富，除上述举例以外，还有《黎明的歌唱》（1943年1月1日，溅波），切合创刊新生的题意，又寓示抗战的胜利前景、希望正在到来；《奔驰在西北草原的风沙里》（1944年10月12日，可铭）以第一人称描述抗战生活，抒发英雄情怀。散文的题材也有变化，如《旧梦》（1943年11月15日，梁青蓝）、《山居》（1943年3月17日，谢锐）通过回忆往事或描述现实，写出青年流离、精神无依的痛苦，其中有对宁静的寻找，有对现实的躲避，更有对人生、信念的反思，对国家、民族的思考。

三、“收获”不独诗文作品比以往更丰富，更升华，小说也同样令人注目。如《这是谁的罪过呢》（1943年3月23～24日，朱早寒）、《新生与灭亡》（1943年5月22日起中篇连载，史翰）、《冤魂》（1944年6月13日，雷殷）、《在印度举行的婚礼》（1944年8月7～10日连载，萧启光）、《贱骨头》（1944年10月4日起连载，童晴岚）、《老处女》（1944年10月7日起连载，丰村）、《黄河边上》（1944年10月28日～11月6日连载，牧野）等，这些都是原创作品，作者都是中国作家。其中《新生与灭亡》表现人生的徘徊与抉择，《黄河边上》也是表现抗日斗争生活的。

同时，对外国小说的引进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如《幸福的大地—拉克哈尼纳的日记》（1943年12月7日起连载，丫·赫尔曼著，蒋薰译）、《美女与怪兽（五）》（1944年5月30日，皮拉尔特著，刘溶池译）、《鼓的启示（三）》（1944年5月30日，托尔斯泰著，宣建人译）这些小说代表着“收获”翻译小说的水准。

四、这一期间，介绍、研究外国作家、作品在“收获”里占有大块的版面，这些文章纯粹本着学习的态度、文艺的立场去介绍和研究的，并不涉及国内政治环境。涉猎的外国著名作家可谓不少，如《诗人的拜论·战士的拜论（一）》（1944年8月11日～15日，林若）、《萧洛霍夫及其作品》（1944年8月15日～16日）老迟生）、《讽刺诗雄海涅》（1944年8月26日，雷石榆）主要探讨、研究作品。又如，1944年底，雷石榆的“艺术名家的努力”系列文章，重点研究作家的创作生涯，介绍了巴尔扎克（12月6日）、狄更斯、大仲马（12月7日）、梅里美（12月8日）、柴霍夫（12月9日）、安徒生（12月11日）、拜伦（12月12日）等，赞扬了这些世界名家刻苦努力的创作态度。虽然“民国”已经不是睁眼看世界的时期，但对于大部分中国人，何况还是偏僻后方的小县城—信丰的人们而言，这些文章仍然是划时代的，具有积极的引导意义，同时也是充分说明“收获”在文艺探讨方面的广度及深度。这些，都是《信丰日报》的“晓钟”所不具备的。

五、“收获”的文艺土壤同时滋养了多种艺术花朵，文字方面的除了上述诗歌、散文、小说及理论、评论类外，读书随笔、时事杂谈也很不少，在此恕不赘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收获”也发表了一些木刻作品，这些作品大都风格粗犷，主题明确贴近时代。如，《失去土地的人们》（1943年3月15日，野夫）表现出被侵略战争驱离了家园的农民的悲伤，人物表情十分细腻；《铁的行列》（1943年3月28日，新波）刻绘出抗日队伍在狂风暴雨中行进在隆峻的丛山密林情景，也令人感到振奋。

六、《干报》创刊时社址在县城中正路一号，因日军入侵，县城沦陷，报社被迫迁至安西乡，后日军撤走、抗战即将胜利时，又迁回到县城，其经历也足令人感叹，而办报人的精神尤其值得敬佩。虽经有一些磨难，但好在信丰这块土地足够丰厚，《干报》扎根于此，润物于斯，自然也会留下淡妆浓抹的文笔来状写信丰的山水风情人物的。如，《萝卜在信丰》（1943年3月23日，萧伦伟）专门描写了信丰老表腌制香干萝卜的过程，《嘉定桥上拾来》（1943年3月25日，丁英）写县城日常见闻，《不是铲子是镜子》（1943年3月26日）刻画了信丰人民的朴素性格，又如《古塔颂》（1944年4月20日，区佩华）状写县城屹立了千年的大圣寺塔，《农村侧影—新闻记者眼中的新信丰》（1944年12月6-7日，余曦）描绘信丰乡村画景与民众生活变化，等等，这些文章别具风情，读来却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七、值得一提的是，“收获”的主编雷石榆，他是左翼作家，著名诗人，还是文艺理论家，当时他在昆明，是第三届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并主持昆明分会工作，担任《西南文艺》的主编。他主编《干报》副刊“收获”期间，以破空、纱雨、杜拉等笔名发表过不少文章，其作品涉及许多领域，包含文艺理论与作家评论、短诗、散文、时事评论、随笔等，风格不一，语言也灵活多变。如，他在“收获”上开设了“三言两语”专栏，以破空的笔名常年发表时事评论、人生感悟、读书随笔之类的短文，字数500左右，文笔老辣，说理透彻。如《批准与理解深度》（1944年8月1日）、《败于轻狂》（1944年8月5日）、《为公与不记旧恶》（1944年8月22日）等等。雷石榆多才多艺，戏剧也有涉及，1944年11月，发表独幕剧《牺牲》，说明戏剧方面，他也学有专长。此外，他写的有关外国作家、作品的介绍评论，都是自己给这些作家画像，一起发表，如海星、巴尔扎克、安徒生等。“收获”的繁荣，应该是与雷石榆分不开的，由于他的带动或者引荐，有不少名人或文艺名家投稿“收获”，除前面提到的老舍外，还有丰子恺发表《文艺的不朽性》（1944年12月5日），蒲风的多则遗作，如《歌唱是力量》（1944年9月5日），徐中玉、许幸之的诗《新的希望》（1944年1月1日创刊号）等等，他们为“收获”这个文艺副刊的兴盛所做出的贡献同样值得铭记。

1945年12月5日《干报》停刊，《刚报》创刊并设“牧野”专版，“牧野”以文艺作品为主，也配有一些科普知识的文章，与《信丰日报》的“晓钟”相似，从此，信丰报刊文艺历程的巅峰时代终结了。1946年，“牧野”发表了徐虹的一首小诗《遥远的歌声》（具体时间不明），其中有几句，可以做“收获”的挽歌：

杜鹃啼伤春的血滴

往昔绯色的回忆

也慢慢重温在梦魂

为什么，你不珍惜妙婉的歌声

当然，《干报》的文艺实践也不是从此就销声匿迹，除了《刚报》的坚守以外，更重要的是它播下了种子，点亮了一片星空。1946年2月11日《刚报》副刊“学灯”发表了一则短小的散文诗《冬晨》，作者是信丰县中的刘辉椿，其中有句话，仿佛能告诉读者，“收获”在信丰文艺爱好者心中留下的印象：

远远的梨树梢头八哥鸟的歌唱，打破了这冬晨的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