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文化简史：荆楚岁时记及节令探析

（一）作者与成书

《荆楚岁时记》是我国第一部岁时民俗志，也是第一部地方岁时民俗志，成书于公元6世纪，南朝梁人宗懔所作。宗懔（约500—563），字元懔，出生于江陵一官宦世家，少时聪颖明敏，喜好读书，与人交谈常引经据典，时人称为“小儿学士”。梁武帝普通六年（525年），宗懔被地方举为秀才。次年，萧绎镇守荆州，受刘之遴推荐作了萧绎记室，开始仕宦生涯。大同六年（540年）随萧绎移镇江州，任刑狱参军，兼掌书记。后萧绎再牧荆州，以宗懔为荆州别驾、江陵令。当萧绎在江陵即皇帝位，更加重用宗懔，使其成为元帝身边重要人物。令人遗憾的是，江陵政权很快覆灭，宗懔与数万百姓一起被俘押往长安。因宗懔名重南土，西魏对之相当礼遇，但作为远离故土的俘臣，宗懔内心是很悲凉的。为了排遣忧思，他将江汉故里的日常生活记述成文，写成了《荆楚岁时记》。[47]宗懔后卒于北周。

相传隋朝杜公瞻为宗书作注，异常详尽，在书中他还有意识地将南方风俗与北方风俗进行比较，对中国岁时文化的保存、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宗懔之文与杜公瞻之注一起流传于世，人们习惯将之一起称为《荆楚岁时记。》

岁时一般有两重含义：一指以年为单位的时间段落年度周期，二指一年中的季节以及与季节相对应的时令性节日。《荆楚岁时记》主要记载了荆楚地区从元旦到除夕的节令习惯及有关风物故事，从中我们可以勾画出南朝时期荆楚人民的时间观念、宗教意识、民俗行为及其对天人关系的理解等。

（二）民俗记载

《荆楚岁时记》及其注共记录荆楚岁时风物故事37条，引用经典俗传达68部之多，以时为序，详细地记叙了荆楚大地一年中岁时节令的渊源、传说及具体风俗内容。从其记载内容来看，主要有以下五大类：

1.历史人物与节日起因

宗懔认为不少节日的来源都与历史上的人物典故或事迹有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端午节和寒食节。《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一条记曰：

是日竞渡，采杂药。

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48]

此处记载了端午节悼念楚国大夫屈原的中心主题及飞舟竞渡的民间习俗。

寒食节一般认为是为了纪念晋国不愿出仕、抱木被焚的介子推而兴起的节日。《荆楚岁时记》却得出了不同的看法。

据《左传》与《史记》，并无介子推被焚之事。按《周书·司炬氏》载：‘仲春以木铎火禁于国中。’注云：‘为季春将出火出。’今寒食准节气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则禁火盖周之旧制。

宗懔及杜注依据史籍记载认为寒食节历史悠久，是周朝防火仪式的延续，与介子推并无关系，可以说是对寒食节不同于世俗认识的独特理解。

2.农业生产与节日习俗(www.xing528.com)

中国是个典型的农耕社会，农业生产活动有着很强的季节性，因此人们在农事生活中非常关注气候的变化，而逐渐学会依据星象、物候的时序变化来确定农事活动。荆楚种稻生产依赖自然环境，对季节时间有着更精密的要求，因此衍生出许多民间习俗。比如“夕迎紫姑，以卜家事”条记载了荆楚百姓正月十五晚迎紫姑神占卜未来桑蚕生产及其他农事的风俗；“戒草防火，鸟鸣入田”条和“布谷声声，犁耙上岸”条记载了春播、春种的时节气令；“取菊为灰，以止麦蠹”记载了荆楚人民用菊粉来防治小麦虫害的农事生活。这些习俗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繁忙的春夏之交。

3.祭神祭祖与美好愿望

荆楚百姓不仅关注时间的节侯，也很关心与农事丰收有关的祭祀活动。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记载了不少荆楚百姓一年中的多次祭祀活动。仅正月，民间祭祀节日就有一日（元日）、七日（人日）、立春日、十五日等。如“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经祠门户。先以杨枝插门，随杨枝所指，乃以酒脯饮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记载了正月十五人们表达对来年的美好愿望。如“四邻会社，祭神飨胙”条和“祭祀灶神，宰杀黄羊”条分别记载了乡邻集结起来祭祀社神和灶神的风俗。

4.疾病养生与岁时生活

荆楚人民具有很强的时间伦理观念，在长期的时间经验中，他们感受到不同季节的时间具有不同的效用，认识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具有顺应自然节律的意义，因此根据四时节日的伦理属性，进行防病治病和顺时养生的民俗活动。如第二十一条：“五月五日，四民并蹋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记载了端午时节，荆楚之地用艾草悬挂在大门或房门上消灾，以及采摘艾草灼烧治病的习俗，此风俗在民间一直延续至今。又如记载了三月初三“取鼠曲汁蜜和粉，谓之龙舌袢，以厌时气”，用鼠曲草治疗时气病的习俗；“伏日汤饼，名曰辟恶”“朱水点额，饷遗眼囊”等在特殊日子里吃某些食物或者进行某些活动驱疾的习俗，体现了荆楚人民的智慧才能。

5.文娱活动与节日庆祝

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还记载了大量荆楚地域民间的节日体育娱乐活动，如重阳登高、曲水流杯、打球斗鸡、施钩藏钩、泛舟宴乐，等等。

如第三十一条“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按：杜公瞻云：九月九日宴会，未知起于何代。然自汉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节。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近代皆宴设于台榭。又《续齐谐记》云：‘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长房谓之曰：‘九月九日，汝南当有大灾，急令家人缝囊盛茱萸系臂上，登山饮菊花酒，此祸可消。’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长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详细记载了重阳登高饮酒、遍插茱萸等习俗的来历和延续，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南北朝时期荆楚大地生动有趣的民俗画卷。

（三）意义和价值

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了地域民俗的差异，及民俗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在《豳风·七月》《四民月令》《风土记》等文献中虽已有一些岁时风俗的记载，但它们都还不是专门的地方岁时记述。宗懔《荆楚岁时记》作为我国第一部地方岁时民俗志则具有发凡起例的开创性意义。

与以往《月令》不同，宗懔将以天子和王政活动为中心的政令训诫，转变为以民众生活为主体的富有情味的民俗记录。按照时间的顺序，从元日到除日，一节一俗，将荆楚地域的岁时民俗作了细致丰富的描述，反映出荆楚人民的信仰、情感、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开创了后世岁时民俗志的著述体例，并在后世形成了撰写岁时记的文化传统。如唐有《秦中岁时记》，宋有《乾淳岁时记》《岁时广记》，元有《岁华纪丽谱》，明有《北京岁华记》，清有《燕京岁时记》等，他们都继承了《荆楚岁时记》以时间为序，以习俗为中心的撰述模式。

《荆楚岁时记》的另一重大意义还在于它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记载了荆楚地域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生活情趣，为我们了解南朝时期荆楚人民的岁时观念、宗教意识以及民间习俗和民间文化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料。《荆楚岁时记》内容丰富，记述详细，不仅节日习俗记载全面，而且大都描绘得有声有色。在对一些习俗进行溯源时，还保存了古代一些颇为有趣的神话和传说。如记载春节贴门神驱鬼的习俗时，宗懔写道：“桃郁山下有大桃村，盘曲三千里，上有金鸡，日照则鸣，下有二神，一名郁，一名垒，并执苇索，以伺不祥之鬼，得则杀之。”因此百姓“正月一日，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最早地记载了门神始祖的神话传说。

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记载的不少民间习俗，都是荆楚人民生活和生产经验的总结和呈现，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有的习俗一直延续至今。如根据动物活动来判断季节变化而进行农事活动的习俗已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常识。再如，端午门前挂艾驱疾治病的习俗至今在民间盛行。

《荆楚岁时记》作为我国荆楚地区的第一部民俗志，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不仅在体例上具有发凡起例的范本意义，而且其中的民俗记载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文本资料，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人们的岁时观念提供了重要文本，所以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这部书依然具有经典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