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苗族服饰艺术：地域文化研究

中华民族服饰是各族人民情感的表述和记录，它是一部广大劳动人民情感积淀、凝聚、物化、释放的演变史，是民族造物工艺文化从单一走向多元化，从以最初的物质文化功能，即服饰的使用功能为主导、转向追求精神愉悦及阐释审美情感为主流的装饰欣赏功能，从朦胧意识的纷乱状态，走向视觉语言定位传达的历史性突破和划时代的变革，从一个侧面演绎出工艺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

学者孙奕先生说得好：“不同民族、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反映在民族服饰情感语言文化方面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但都体现着实用文化与审美文化的集中统一，体现着各自民族符号性的文化选择，民族服饰因接受了这许许多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视觉信息传达符号，便促使其生成了多种特色服饰语言文化，因此，民族服饰具有区域性和标志性的特性，并作为文化见证和信息传达媒体，展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精神，构成人类文明进步的物质表现形式和历史文化确证。”^[1]

民族服饰美感本身是抽象而无形的，而情感的视觉化、形象化表现只能依附于具体的形态，只有将其转化成具体形态才能被人们所认同或感知。例如，苗族银饰造型与图案不仅具有传承历史，标示民族形象，还具有反映现实，增添银饰的审美意蕴。黔东南苗族盛装均在节日、婚庆等重大的场合展现，银饰除了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外，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精神上的追求，从而使银饰的工艺技巧、外观造型和空间组合，金属色彩都统一于盛装服饰的整体美。苗族银饰在造型上，具有大方自然，粗犷有力，形象概括和生动独特的特色。银饰本身的物质价值和审美价值，在其产生之初就决定了其审美的功效。

色彩是民族服饰视觉情感语义传达的另一个重要元素。民族服饰色彩语义的传达依附于展示媒体，通过视觉被人们认知，不同的色彩其色彩性格不同，作用于人的视觉产生的心理反应和视觉效果也不尽相同，因而具有了冷热、轻重、强弱、刚柔等色彩情调，既可表达安全感、飘逸感、扩张感、沉稳感、兴奋感或沉痛感等情感效应，也可表达纯洁、神圣、热情、吉祥、喜气、神秘、高贵、优美等抽象性的寓意。苗族民族服饰的图案色彩经营，完全脱离了事物原始图像的固有特征，自然界中的红花绿叶，在服饰图案中已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转变成为纯粹的色彩情感信息符号，人们正是依据这一原则随心所欲地驾驭色彩，以满足人们的情感欲望。例如，小花苗服饰十分精致，工艺不仅高超，而且花纹绚丽多彩，极其引人瞩目。花纹图案主要是挑绣、编织和蜡染三种方法，色调以黑、白、红、黄、蓝为主。服饰花纹有这样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对称性，所有几何图形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对应的，线条之间与图案之间彼此呼应，浑然天成，令人赏心悦目；二是协调性，同一件花衣之中，往往用几种不同的丝线和不同颜色的布料进行搭配，色调与线条之间各得其所，巧妙交织，勾勒出一个个奇美的图案。梭戛“箐苗”女装上衣为对襟交领窄袖平摆燕尾式。前襟齐腹，后片长至膝弯与裙齐。主要分为蜡染彩绘服饰和刺绣服饰两种。蜡染彩绘服饰上衣多数前襟（对襟）两袖后背为蜡染彩绘，色调以黑红、黄、橙色为主，大襟为蜡染彩绘、挑花相混合，色调以鲜红、黄、橙色为主；少数前襟两袖为黑白蜡染，后背为蜡染彩绘，色调与前面的相同。

黔东南苗族服饰色彩多运用鲜艳亮丽的饱和色，以色块的并置使色彩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视觉美感，明亮、鲜艳、热烈、奔放，显示出鲜明的色彩对比效果。苗族盛装的衣物多为自织自染青色或黑色土布，在色彩装饰上通常缀有色彩鲜艳的刺绣和肃静的蜡染，其余部位配上各式闪光的银饰，加上发声的银片、银铃，打破了青色衣裙的单调感，呈现出服饰与银饰的装饰上的统一美。同时银饰的色彩在整套色彩的效果上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而黔东地区的苗族服饰色彩搭配以蓝色、绿色等冷色为基底，配以红色、紫色等花团锦簇的刺绣图案，高高的黑色头帕，挂满银白色的头饰明朗清晰（图134）。与黔东南、黔南地区的苗族艳丽浓烈的色彩相比，显示出清爽而雅致的另一种美。

民族服饰与整个民间文化、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民族审美、民族风格、生活习俗甚至民族的经济、历史和地理环境等，都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服饰展示的不仅仅是形体语言，而且通过形体语言，延伸了审美心理空间和审美心理感应。

黔东红苗族主要居住在沟壑纵横、荆棘密布，杂草丛生的山地，迁徙至此的红苗长裙不能适应这里的生活环境，在改土归流后，红苗以裤装为主，不再穿着裙装，避免了山间劳作时蚊虫叮咬和荆棘的困扰，但爱美的苗族则在改良后的服装上，挑花秀朵、满缀银器，创造出新的服饰艺术美。

(www.xing528.com)

图134　黔东地区苗族服饰

曾红女士就认为：“苗族服饰艺术是真善美的集结与发扬。所谓‘真’即指民族刺绣艺术无论是就地取材、还是创作上的原发性、原创性以及创作者身份特点，都具有真实可贵的特点，不仅形式活泼，关键是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与真情，显然真情是通向美和善的。所谓‘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民族服饰刺绣艺术的灵魂与蕴藏。无论是美丽神秘的刺绣源起，还是自绣自用的吉祥追求，也无论是承前启后的礼仪教化，还是万物有灵的天人相合，无不是关乎民族服饰刺绣艺术的大善之德，在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服饰刺绣纹样中都是惯常表现的主题，在形式与内容上都达到了完美的结合。所谓‘美’首先是一种形式美，苗族服饰艺术的形式是扎根于民族土壤，紧系民族生活而历经综合、提炼与集结的美好形式与文化符号，具有浓烈的民族气质和艺术个性。此外，我们还看到了精神之美，千百年来民族服饰刺绣艺术经久不衰，并不单单是因为形式的完美，那蕴藏在形式之中的民族精神无疑具有永恒的魅力。^[2]”

民族服饰的表现材料多种多样，异彩纷呈，它的运用、发展和终结，均与各民族服饰的民族审美意识和民族心理密切相关。例如：黔东南苗族衣裙一般不留布底，衣服满绣纹样；或者绘制繁复的蜡染纹样（图135）。在盛装时银饰的佩戴上更是倾其所有，高耸的银角，藤丝缠绕的颈饰，胸饰、背饰、袖饰层层叠叠挂满全身。苗族服饰把织花、刺绣、蜡染、挑花、银饰等多种材质及形式混合并置，产生了不同的审美语言，也造就了贵州苗族服饰“以大为美、以多为美、以重为美”的审美特征。

图135　绣满纹样的百鸟衣

在贵州，“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俗”，自然环境的差别形成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逐步催生出这些区域之间文化的差异。而民族之间“大分散、小聚居，大杂居、小聚居”的生存状况，使其在地理上又处于相对隔离封闭的状态，相对封闭的外部环境和意识形态构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和表达方式，并以其特有的传承模式和强烈的地域性、民族性著称。服饰文化、民族习俗、民族传统、民族意识等相互交织、渗透、聚积和综合反应，促进并形成富有本民族特色的传统审美文化体系的历史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