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推动国语教育的必要性和意义

白话文推行之前国语教育普遍实行的是文言文，只有个别地区在使用白话文。在全国没有统一语言标准的情况下，民众接受民主思想和科学知识以及教育的普及阻碍重重。为了更高效地传播民主思想与科学知识，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极力主张在教育上提倡白话文，提倡国语教育。

早在1904年，陈独秀便写了《国语教育》一文，专门阐述提倡国语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关于重视国语教育的必要性，陈独秀举出了两方面的理由：

其一，中国小孩子读的书，都是用文言文所写的，不要说它包含的思想内容，就是从语文的角度来看，都是晦涩难懂的。当时的文言文文法复杂，大人难以读懂，小孩子亦读不懂这些“深文奥义”，自然难以对其产生兴趣，只能采用背诵的方式来学习。

其二，方言不易沟通，影响人心团结。中国地大物博，若一处人说一处的话，本国人见面不懂本国人的话，便和见了外国人一样，同国亲爱的程度便会大大降低，国民难以团结一心。

基于以上两点，陈独秀主张用本国通俗的语言编课本，主张在全国推广普通话。“只有把古今事体和些人情物理，用本同通用的俗话编成课本给他们读，等他们知识渐渐的开了，再读有文理的书。”“新开学堂，总要加强国语教育”，即使做不到外国那样完全的国语读本，也要请“一位懂得官话的先生，每天教一点钟的官话”。在《安徽俗话报》中，陈独秀便用通行的俗话，写成了各种形式、各种内容的文章，让读报的人能很顺利地学到新知识、新观念。

1917年，在与胡适一道提倡新文学运动之际，陈独秀更进一步地从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的高度，论述了推行国语教育的重大意义。陈独秀指出，当时普遍实行的文言文，是封建文化思想的载体，是儒教和尊孔派最后的据点。为了在中国实现民主和科学的理想，在文字上就必须提倡白话文运动，在文学上提倡新文学运动，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用白话文写出新的文学作品对广大国民进行启蒙教育。

陈独秀和胡适于1918年10月15日在《答易宗整》的信中明确提出：“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为了革新旧伦理、旧政治，提倡民主和科学，就必须废除旧文学，废除文言文。他说：

仆等主张以国语为文，意不独在普及教育。盖文字之用有二：一为应用之文，国语体自较古文体易解，二为文学之文，用今人语法，自较古人语法表情亲切也。^[1]

1920年2月12日，陈独秀在武昌文华大学演讲《我们为什么提倡做白话文》，对提倡国语教育、提倡白话文的理由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他把提倡白话文称为“文学上的德谟克拉西”，将其同政治上的德谟克拉西（民治主义）、经济上的德谟克拉西（社会主义）、社会上的德谟克拉西（平等主义）、道德上的德谟克拉西（博爱主义）并立，认为它们都是为了“反对一切不平等的阶级特权”，符合“时代精神的价值”。^[2](www.xing528.com)

在教育上，陈独秀认为提倡白话文的意义更甚。一是有助于“儿童想象力的发展”，提倡白话文是“直接能发现的、自己的想象力”。二是有助于“科学教育的发达”，因为“用白话文叙述科学，较古文易于表现明了正确的观念”。三是有助于“通俗教育改进”。^[3]

针对人们对白话文的种种疑惑，陈独秀一一做了解释。如，有人认为用白话文“没有文学的饰美”，针对于此，陈独秀指出文学的饰美，从“结构巧妙”上来看，白话文言是不相上下的，在“意思充足明了”“声韵调协”“趣味动人”三方面，白话胜过文言。因为在古文中，“名词、形容词色泽是脂粉，是表面的美，非真美。典故更是张冠李戴，不切事情”。而白话文的“‘白描’是真美，是人心中普遍的美，‘百战不许持寸铁’是白话文的特性。所以文学的白话文比古文更难做，决不是信口所说、信笔所之”。^[4]又如，有人怀疑白话文不能“达高深学理”，陈独秀则认为，古文与白话文同，但白话文的解说比文言文容易了解，所以听讲比看书更加清楚。而宗教艺术，重感情的更宜于白话文，他举出陈大齐演讲的心理学、周作人关于文学的译著证明他们“都能达到高深的学理，都比窥基底（的）因明大疏和严复译的书易于了解”。^[5]

在当时全国还没有统一国语标准的情况下，陈独秀为了推广国语教育，为了提倡白话文，在1916年9月1日《答沈慎乃》中提出“改用罗马字母创造新文”的主张，认为这样能“获收语言完全统一之效，国民教育方易普及”之功效。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致力于中国文字拼音化的研究，并于1929年3月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稿。陈独秀在《自序》中指出，现在的文字——衍音的象形字，“不能使多数人识字写字”，“加造新字很不自由”。而由于中国文字长期以来被官僚文人用来作八股文，“所以一用现在的文字，代表现在的语言，叙述现在的生活，中国许多语言只能说出，不能写出，它不成了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国家”！陈独秀指出，现在有许多人开展平民识字运动，但所设平民千字课本丝毫不曾注意平民日常生活之需，所以其中平民日常所必备的字百分之九十都没有，“教他们识了这些字，有什么用处”？

事实上，当时我国文字改革运动的阻力很大，一般学者只做一些注音字母的工作。对此，陈独秀直言当时的注音字母还不如日本的假名便当，他指出：“注音字母不能通行。自然原因很多，而其自身缺点太多，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创造注音字母的人，既没有把它做成拼音字母的决心，而又要用拼音文字的方法，方法太简陋，不成其为拼音文字，所以弄得不三不四，自然没有人肯用了。”为此他决心率先向旧的传统挑战，为后来者扫除前进的障碍。他说：“有人讥笑制造拼音文字的人，是想做仓颉第二，其实想做仓颉第二并不是什么可以被人讥笑的事，中国文字当然不是什么仓颉一人所造，是从远古一直到现在无数仓颉造成的，今后需要许多仓颉来制造新的文字。”他表示自己“贸然做这本书（指《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十分冒险，所以希望许多有志做仓颉的人们加以讨论纠正，并且有实际的运动，使最近的将来，中国真有一种拼音文字出现”。

1932年2月1日，陈独秀在《致胡适》一文中，仍旧认为“坑人的中国字，实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碍。注音字母这一工具又不太适用，新制拼音文字，实为当务之急”。^[6]他寄希望于胡适拿出当年提倡白话文的勇气，登高一呼，完成文字改革的工作。

陈独秀和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18年，《新青年》改用白话文体，《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也仿效实行。1919年间出现四百余种白话报刊。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规定中小学开始使用国语教材。到1922年止，旧时所编的文言文教科书一律废止，大中小学的教材都采用了白话文。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重大的改革，陈独秀在这方面的功绩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