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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民智开启,中国才能救国

时间:2023-10-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梁启超看来,开民智的意义已远远超过这一事情本身的含义,它并不仅仅是救亡图存的一种应急措施,而且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今日之中国,其大患总在民智不开。[12]梁启超的这个观点,在于强调民智乃是影响公理公法、政治之学的根本因素,民智不开,公理公法不明,民权便无以伸张,这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正由于此,梁启超把开民智视为救国之根本,它既是促进维新变法的重要手段,也是追求社会进步的根本措施。

梁启超:民智开启,中国才能救国

与当时许多人重视教育的原因一样,梁启超也深深地感到开民智的重要性,但梁启超对这一问题的观察与阐述更为系统,更为深刻。在梁启超看来,开民智的意义已远远超过这一事情本身的含义,它并不仅仅是救亡图存的一种应急措施,而且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梁启超首先从历史进化的角度阐述了开民智的历史必然性,他发挥康有为“三世说”的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是由“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轨迹进化的。他说:“吾闻之,《春秋》三世之义,据乱世以力胜,升平世智、力互相胜,太平世以智胜。”他列举了人类社会竞胜的史实,得出的结论是:“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9]

为什么“太平世”之“智”要指向“民智”?梁启超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即从人类社会政体发展的角度,认为太平世已进入“民为政之世”,不开民智则难行民之政。他说:“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多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10]梁启超的这种历史观显得有点粗糙,带有明显的“初创”痕迹。但他据此所要强调的,一是历史进化的本然表现为社会政体的演进,社会政体的演进是由“多君之政”向“一君之政”然后向“民之政”的推进。而民权与民智是相互依存的,要进入“民之政”,开民智便是历史必然;二是中国社会正面临着由君主之世向君民共主之世的转变,因而抑君权、伸民权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梁启超认为:

今日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11]

又说:

有一分之智慧,即有一分之权利;有百分之智慧,即有百分之权利,一毫不容假也。故欲求一国自立,必使一国之人之智慧足可以治一国之事,然后可。今日之中国,其大患总在民智不开。民智不开,人才不足,则人虽假我以权利,亦不能守也。士气似可用矣,地利似可恃矣,然使公理公法、政治之学不明,则虽有千百忠义之人,亦不能免于为奴矣。[12]

梁启超的这个观点,在于强调民智乃是影响公理公法、政治之学的根本因素,民智不开,公理公法不明,民权便无以伸张,这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虽然社会的现实并不如梁启超想象得那么简单,人的智力高下也往往与所得到的权利画不了等号,但不管怎么说,国民素质的高低终归是社会文明的根本,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说到底还是人类的智慧。长期以来,社会上愚弄和压制人民智慧的旧势力还相当强大,因而“开民智”本身就是对旧势力的反抗和斗争。梁启超清楚看到:“是故权之与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13]这种把提高民族素质作为促进维新变法的总思路,作为追求社会进步根本之途的观点,应该说是绝对正确的。

正由于此,梁启超把开民智视为救国之根本,它既是促进维新变法的重要手段,也是追求社会进步的根本措施。据此,梁启超对如何“开民智”进行了深入探讨,他的观点是,“开民智”应包括三个层次,即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

开民智第一个层次中讲的“民”,是指农、工、商、兵及妇女这些占人口十之八九的人群。为什么要把开民智的触角深入到社会最底层?梁启超讲了这么一番道理:

凡国之民,都为五等:曰士,曰农,曰工,曰商,曰兵。士者学子之称,夫人而知也。然农有农之士,工有工之士,商有商之士,兵有兵之士。农而不士,故美国每年农产值银3100兆两,俄国值2200兆两,法国值1800兆两,而中国只值300兆两。工而不士,故美国每自创新艺,报官领照者,20210事,法国7300事,英国6900事,而中国无闻焉。商而不士,故英国商务价值2740兆两,德国1296兆两,法国1176兆两,而中国仅217兆两。兵而不士,故去岁之役,水师军船,96艘,如无一船,榆关防守兵,几300营,如无一兵。今夫有士者之名,无士之实,则其害且至于此。矧于士而不士,聚千百帖括、卷折、考据、词章之辈,于历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见,于万国形势,懵然未有所闻者,而欲与之共天下,任庶官,行新政,御外侮,其可得乎?[14](www.xing528.com)

这番话讲得确实有理有据,掷地有声,矛头所向直指传统教育价值观。自古以来,“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成了一条亘古不变的定律,它制约着传统教育发展,制约着封建士大夫,也制约着广大人民。几千年来,有谁会把科技发展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有谁会把人才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就在这之前30年洋务运动初兴之时,这种重道轻器的价值观依然还是朝野顽固派反对洋务教育的口实。为了阻挠洋务学堂的开办,阻挠自然科学知识进入学堂,山东道监察御史张正藻的理由是:“若令正途科甲人员习为机巧之事,又藉升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15]大学士倭仁的理由是:“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16]大理寺少卿王家壁的理由是:“今欲弃经史章句之学,而尽趋向洋学,试问电学、算学、化学、技艺学,果足以御敌乎?”[17]这些理由振振有词,理直气壮,洋务派在这一教育价值观面前,也只有招架之功,无丝毫还手之力。

但是梁启超在这里却从经济发展和国家强弱的关系这一角度,通过列举经济产值等数字,通过国别的横向比较,充分阐述了专门人才的举足轻重的社会作用,充分展现了科技教育对国家强盛的重要作用。重道轻器的人才观也就在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丧失了其存在的价值。在中国教育史上,把人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揭示出来的,当首推梁启超。这一观点也把开民智的定位指向了教育价值观念的改革,给了人们一个全新的教育视角。

梁启超进而指出,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仿效西法,力图富强,必须大量起用专门人才,以便在外交、商务、法律、军事、医学、工业、管理等各行业推行科学方法,以图革新。但是,遍寻全国,能胜任的专门人才却寥寥无几。“坐是之故,往往有一切新法,尽美尽蕾,人人皆知,而议论数十年,不能举行者。”而一些招商局海关、工矿只好由洋人盘踞,数十年不能取代。面对这一现实,梁启超叹道:“呜呼!同是圆颅方趾,戴天履地,而必事事俯首拱手,待命他人,岂不为长太息乎!”[18]

正因为此,梁启超认为中国开民智的任务实在是太重要太急迫了。梁启超以孔子的“以不教战,是谓弃民”为例,强调必须加强对全体国民的教育,以“广其识见,破其愚谬”。梁启超认为,教育国民,应向他们“反复讲明政法所以然之理;国以何而强,以何而弱;民以何而智,以何而愚;令其恍然于中国种种旧习之必不可以立国”[19]

在这一个层面,梁启超特别强调了“开女智”的重要性。他认为,妇女“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道既昌,千室良善”,妇女在开民智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妇女占人口的一半,她们本身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国力的强弱。将这半数的人口排除于教育之外,所谓开民智便是一句空话。况且,女子在社会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假如女学衰,母教失,必致无业众,智民少。所以梁启超认定:“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女不学始。”[20]而中国女子教育落后的根源,梁启超认为是来自不平等的宗法制度。在宗法血缘制度之下,社会视女子为男子的奴隶,奉“女子无才便是德”为信条,并以缠足等劣俗毁其肢体,黜其聪慧,绝其学业,并以闺闼禁锢之,以例俗束缚之,使她们愚昧落后而将她们压入社会的最底层。梁启超对此十分愤慨,他强调欲为大开民智张本,必使妇人各得其自由之权,然后风气可开,名实相符。

开民智的第二个层次是开绅智。梁启超认为,乡绅乃一乡一地有影响有权势之人物。自古以来,历朝统治者皆以本地人为乡官,其虽无权力,却是贯彻官府意图,操办各种饮食、诉讼之事的枢纽。他们对乡里民情十分熟悉,因而在通上下之气、教导乡民、革新风气等方面皆可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梁启超看到,当时中国的乡绅普遍缺乏参政意识,很少了解世界大势和政局变化,民主意识淡薄,办事程序不熟,“不知地方公事为何物”。这种局面不改变,维新变法就不可能深入到社会基层,新政也就不可能落到实处。因而梁启超强调必须改变乡绅无学、无智的现象。他建议,各地应组织学会,把乡绅组织起来,教以他们各种新鲜知识,以及新政办事之条理。只有绅智既开,权限亦定,便可达到“人人既知危亡之故,即人人各思自保之道”[21]的效果。

论及至此,梁启超又进一步指出:“绅权固当务之急矣,然他日办一切事,舍官莫属也。即今日欲开民智,开绅智,而假手于官力者,尚不知凡几也,故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官贫则不能望之以爱民,官愚则不能望之以治事。”这里,梁启超提出了开民智的第三个层次,即提高官僚的素质。在社会这个机体中,官僚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尽人皆知的,他们的素质高下自然直接关系到治事之效率。然而,当时中国官僚队伍的状况却令人担忧。这支队伍,多为“年齿已老,视茫发苍,习气极深,宦情熏灼,使之执卷伏案,视学究之训顽童,难殆甚焉”。这种状况的造成,完全是传统教育的机制使然。“今我国人士,自其鼓箧之始,即已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及一入宦途,则无不与书卷长别。……中国一切糜烂,皆起于此,而在位者沓焉不自觉。”梁启超指出,今日欲推行新政的障碍正在于此,“如不办事则已,苟办事,则其势不能不委之此辈之手,又不可以其不能办而不办也”。[22]这种状况不改变,中国社会将依然笼罩在保守、愚昧、落后的氛围之中,维新变法根本就是一句空话。所以,梁启超强调,应把开民智的重点放在官僚层,促成他们养成日日读书读报的习惯,不断学习政治和科技方面的新知识,使读书治事,二者并见。

梁启超的这个想法,是企图通过教育的手段,促成朝廷统治成员的自我更新。从追求社会进步的角度看,任何一场社会变革,领导群的素质总是影响变革方向和进程的关键因素。所以梁启超以开官智为龙头,进而促进开绅智、开民智,以有效地提高全民族素质的设想,还是具有合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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