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阶层互动：社会转型下中国广播

媒介化社会是一个市场化社会，既然大众传媒已经进入到一个媒介化的社会，广播与听众的关系变成了信息生产与信息消费的关系，那么在媒介市场中，市场主体就会在市场机制的推动下，自动地向可能带来最大利益的群体靠近。广播专业化作为媒体市场化推进的产物，其产生、发展、演进具有必然的逐利性，具有向强势群体靠拢的倾向。随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和定型化，强势群体迅速崛起，包括民间经济力量和垄断力量在内的社会精英联盟开始出现，体制内的政治精英和体制外的经济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以组织资本、文化资本或知识资本获得社会地位的社会中间阶层出现，社会群体发生两极和多样化分化，文化分流，消费分需。

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趋势也深刻改变着社会资源流动方式和媒介工具。在广播专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第一，音乐、新闻、交通频率占据绝对主流位置，显示出专业广播与社会精英阶层的紧密联系。从受众市场形成的角度来说，正是掌握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社会精英阶层的崛起，带来了音乐、新闻、交通等主流广播频率的勃兴。据央视索福瑞（CSM）媒介研究近几年来对全国33个重点城市可接收的广播频率数量分布资料的统计分析：如2008年，在全国不包括境外频率的388个广播频率中，音乐类频率有67个、新闻类频率有59个、交通类频率有54个，这三大频率加总数为180个，占全部电台数的46.39%；2010年，在全国不包括境外频率的403个广播频率中，音乐类频率66个、新闻类频率58个、交通类频率58个，三大频率加总数为182个，占到全部电台数的45.16%。这三大频率占据了广播市场的主导地位，2010年市场份额合计达到78.2%，三类广播频率所占市场份额的差距缩小，均在26%左右。[27]三大频率通过迎合社会精英阶层的信息需求，“成为他们所倚重的基本资讯来源、思想来源和观念来源”[28]。据统计[29]，新闻广播的听众构成中以男性、25～44岁、中高学历和月收入2501元以上的听众比例最高；交通广播的听众构成与之类似，以男性、24～44岁居多；从收入来看，收入越高的听众在车上收听的比重越大，月收入3501元及以上的高收入群体在车上收听的比重达78%；音乐广播的听众构成中以中青年、中高学历、高收入为核心群体，音乐广播对在社会活动中相对活跃的人群具有较高的吸引力。新闻、音乐、交通三大广播频率的核心听众是广播市场的高端听众，受众价值独特，在市场上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其广告定价显著高于其他类型频率（音乐广播类频率的广告定价为每秒105元，交通广播类频率的广告定价为每秒102元，新闻类广播频率的广告定价为每秒64元），但仍吸引大量广告客户，成为广播广告市场上经营成绩斐然、物有所值、传播高效的主力军。

第二，社会中间阶层和市民阶层诉求开始彰显，都市生活、教育类广播频率增加。社会中间阶层和市民阶层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新的社会阶层，这一阶层正逐步定型化。中间阶层主要包括知识分子、干部、党政机构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企业中低层管理人员、一部分工人、农民等。他们虽然不直接拥有对社会资源和媒介资源的分配、处置权，但他们也是媒介产品的主要购买者，这部分人群在社会中数量巨大，同时对媒介提供的产品内容、样式等有自己的需求，他们需要日常生活中所需的各方面服务信息、娱乐休闲信息等，市民社会的日常交往也需要媒介的帮助，这些都是都市生活类、教育类广播频率数量在近几年得到迅速增长的基础。据央视索福瑞（CSM）媒介研究近几年来对全国33个重点城市可接收的广播频率数量分布资料的统计分析，2008年，全国不包括境外的308个广播频率中，生活类广播频率数量为21个，教育类广播频率数量为5个；2010年，生活类广播频率数量为29个，教育类广播频率数量为9个。可见，两年时间，分别增加了8套和4套，生活类广播频率数量增长幅度居所有广播频率类型之首。生活类广播频率的听众群以45～54岁最多，中等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听众为主体，居家收听的听众群体以女性听众居多，车上收听的听众群体以中青年男性居多。全国生活类广播频率的定位和风格不尽相同，就整体而言，大多面向城市市民，提供都市生活情感、城市服务资讯、时尚生活导向等都市服务类信息产品为主，其市场份额在各专业广播频率中位居第五，高于经济类广播频率。比如，在广播频率竞争激烈的上海地区，以都市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东方广播电台AM792表现出较强的实力，2010年市场份额占当地广播频率市场份额的8.10%，排名第四。在哈尔滨、沈阳、乌鲁木齐、福州四座城市，都市生活类广播的市场份额都超过了两位数，分别为25.58%、17.46%、11.47%、10.82%，其中，哈尔滨、沈阳两地的都市生活类广播稳居当地广播频率市场份额之首，并遥遥领先于其他频率。

这类广播从无到有，并逐渐在广播市场占据一席之地，是社会中间阶层和市民阶层出现带来了广播收听市场，也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类广播不断研究听众需求和收听习惯，立足生活服务类节目，使其风格和服务内容与受众需求相契合的结果。从我国城镇化发展趋势来看，根据《“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要求，“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率将提高4个百分点，由现在的47.5%提高到51.5%，这无疑意味着面向城市中间阶层的专业广播会越来越多。(www.xing528.com)

第三，农村广播数量虽有提升，但处境艰难，媒介资源极其有限，媒介资源在社会底层群体、弱势群体分布不均衡。随着社会精英阶层、中间阶层、市民阶层对媒介资源的支配和占有，社会底层群体在对媒介资源的占有上越来越边缘化，媒介资源在分布上也呈现出严重不均。弱势群体“缺乏参与传播活动的机会和手段，缺乏接近媒介的条件和能力，主要是被动地、无条件地接受来自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的人群和那些几乎无法得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各种信息、也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的群体”[30]。

据央视索福瑞（CSM）媒介研究，对全国33个城市除境外广播频率外的可收听广播频率调查显示，2009年在总共388个广播频率中农村广播频率有8个，占广播频率总数的0.02%；2011年在总共403个广播频率中农村广播频率有12个，占广播频率总数的0.03%。值得关注的是，广播资源的不均衡不仅仅存在于农村广播，在我国，老年广播、妇女儿童广播数量始终很少，对这些边缘性受众群体，电台设立这类频率的动力不强。全国第一家设立老年广播的江西人民广播电台健康老年广播于2005年开播，2008年停播。目前国内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的广播频率只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家，市级电台中，只有长春广播电台少儿与老年生活广播、宁波广播电台老少广播两家，省级电台无一家设立老年广播。省级电台开办妇女儿童广播的也屈指可数，全国仅有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妇女儿童广播（阳光调频）、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都市女性广播、河北电台少儿音乐频道、甘肃电台儿童频道、黑龙江电台97频道、陕西电台少儿广播，再加上广州、大连、贵阳、长春等几家市级电台。社会底层群体、弱势群体不仅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在广播资源的占有上也是弱势的，当越来越多专业广播为了赢得社会精英阶层、中间阶层和市民阶层而努力向着“精细化”方向发展时，本来数目不多的农村广播、老年广播、妇女儿童广播却维持着“人种天管”的“粗放式”运作。这自然是因为这类专业广播面对的受众大多处在社会的中下层，经济能力弱，虽然人数众多，却无法吸引到可观的广告投放，给广播机构运营带来困难，久而久之，弱势群体所占有的媒介资源数量和质量上都偏弱。失去了媒介控制权和使用权的弱势群体，其生存状态和利益诉求得不到应有的表现。“失去媒体权力者，不但会造成自我定义的丧失，同时也只能接受‘被忽略’、‘被定义’的宿命。”[31]

从媒介生态来看，一个失去平衡的媒介资源分配结构，可能带来媒介的发展突变甚至畸形发展，而大众传媒的失衡则会带来整个社会“弱肉强食”的恶性循环。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媒介生态环境中，媒体对社会底层群体、弱势群体的关注和着力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调节，作为媒介的社会责任，更需要得到来自政府的扶持。近年来，我们看到，国家加大了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2004年以来，国家接连出台积极的对农政策、实施“村村通”工程、送文化下乡等文化关怀举措、家电下乡政策、对城市弱势群体的帮扶政策等，为改变信息不对称、媒介资源不均衡现象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基础和政策支持。近两年，各省市电台对农村广播的纷纷开播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农村受众对大众传媒的需求压力，虽然对农村广播依然存在着定位不准、缺乏乡土气息和实用性、农民关注度不高等问题，但是起码让我们看到了广播媒介在社会阶层分化中的调适和担当。

广播媒介在频率专业化过程中正逐步进行着对社会受众上、中、下阶层结构的适应，从专业广播种群形态上基本覆盖了社会各层级，但在广播内容分配和精细运作上仍存在着媒介公共性与市场经济利益的冲突与选择。专业广播在分布上向社会精英阶层、中间阶层的过度集中反映出媒介资源的非均衡状态。而传媒资源和权力作为社会公共资源，应该成为社会成员共享的财富。正如麦奎尔所说：“传播既是基本的权力，那么权力的拥有与参与实践就必须建立在平等与多元的基础，特别是既有结构的弱势者其权力更应该得到尊重，让人民得以参与媒介的运作。”[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