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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情结:理想与现实的艺术构成

时间:2023-10-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虽说“清淡”是欧阳修与苏轼共同追求的山水旨趣,但苏轼的清淡山水意象的具体特质体现为“平淡”与“至味”及其相互统一。其次,苏轼并非空洞地推崇平淡意境,而是推崇蕴含“至味”意蕴的平淡。如此一来,平淡与至味及其有机结合便成为苏轼评价艺术成就的重要标准。

山水情结:理想与现实的艺术构成

无论山水诗,还是山水画、山水园林,它们被创造出来,都涉及山水的本体论认识性质。问题在于,山水艺术家在其艺术创作中,究竟选择何种山水之形来表达他们特定的精神旨趣,并体现其山水艺术美学思想。

南朝宋初的宗炳提出“山水以形媚道”(《画山水序》),表明通过描画山水景象可以有效地传达无形无象的天地大道,并且明确标举描画山水的灵秀特征才能实现这一宗旨。但是,到底山水的灵秀特征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怎样的山水形态描画能够有效体现其灵秀特征?而这种灵秀意味着需要通过描写何种山水物什、且如何描画才能通过艺术化的方式得到有效体现,并最终排解艺术家内在的精神羁绊以通达宗炳所追求的“畅神”境界?宗炳没有给予具体解说。宋初的欧阳修强调通过山水意象的“萧条淡泊”(《欧阳文忠集·鉴画》)来表现山水之道,而苏轼推崇表现山水意象的“平淡至味”以通达山水之道。虽说“清淡”是欧阳修与苏轼共同追求的山水旨趣,但苏轼的清淡山水意象的具体特质体现为“平淡”与“至味”及其相互统一。“平淡至味”是苏轼山水艺术美学思想的另一重要范畴

首先,苏轼极其推崇“平淡”的艺术境界。所谓平淡,就是要以淡泊天真的心态面对事物、描画事物,不要过于在乎语言形式的建构与修饰,不要过于推究艺术语言的象征意义、隐喻意义之类,尤其反对以庸俗的语言才情来传递所谓的天地大道,以至于“才不逮意”、词不达意却硬要寓含某意,故作旷古高雅。苏轼的这种艺术境界观可从他讨论诗、书、画作品的具体见解中鲜明地看出。

在《苏轼文集》卷六七《书黄子思诗集后》一文中,苏轼明确将“平淡”列为文学艺术的最高意境之所在:“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7]

针对绘画,苏轼极其推崇王维式的清淡、平远意境,这从《苏轼诗集》[8]卷三《王维吴道子画》一文可见端倪:“何处访吴画,普门与开元。开元有东塔,摩诘留手痕。吾观画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亭亭双林间,彩晕扶桑暾。中有至人谈寂灭,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扪。蛮君鬼伯千万万,相排竞进头如鼋。摩诘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祗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从中可以看出,苏轼对历来画作的欣赏,唯王维与吴道子二人为最。在他看来,吴道子的画风雄放如海波,笔触未到而气势已经彰显。与此不同,王维的画风却是“清”而且“敦”。吴道子以“画工”胜,而王维以绝妙不必多言的“意境”胜,因此苏轼更加推崇王维。苏轼的这种美学倾向在其山水艺术美学思想中有充分的体现。

至于书法方面,苏轼也有类似的见解。在《苏轼文集》卷五八《与米元章书》中,他曾经以类似的术语评价宋代著名书画家米芾的书法作品:“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俗之义,超妙入神之字。”[9]“清雄绝俗”,表明米芾书法艺术意象的清淡、雄浑不同凡俗,是平淡质朴之书法境界的具体表现。

苏轼所谓的“平淡”,并非与美的外在形式毫无关系,它也涉及超越语言表面形式的“绚烂”而达到“绚烂之极”的意象特质。这一点,苏轼在《与侄论文书》中说得非常明白:“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

平淡、清淡,本是宋代美学潮流,在诗学哲学领域都非常看好。宋初道教学者陈抟擅长写诗,崇尚自然平淡的清丽之风,曾著有《诗评》,有人向他学诗,写出的诗同样“尤为清丽”。宋代哲学家周敦颐谈论音乐艺术时说:“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优柔平中,德之盛也。”(《通书》乐上)这是把平淡当作音乐的最高标准。黄庭坚也说:“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与王复观书三首之二》)而苏轼超越语言形式的“绚烂”而达到艺术意象的“绚烂之极”,体现了他对“平淡”美学思想的独特理解与把握。这表明苏轼的平淡或清淡代表了无限丰富、包罗万象的内在之淡,而不是纯粹空无、虚妄的淡漠世象,更不是单纯有限、个别的灿烂物象。

其次,苏轼并非空洞地推崇平淡意境,而是推崇蕴含“至味”意蕴的平淡。如果说苏轼所强调的平淡更多地侧重了语言形式感方面的意象因素,并且并不局限在山水艺术领域,那么,“至味”就代表了苏轼对语言形式中内在意蕴的深刻理解与自觉追求,而且其最高的至味品格通常体现于山水艺术形式。如此一来,平淡与至味及其有机结合便成为苏轼评价艺术成就的重要标准。

《苏轼文集》卷六七《评韩柳诗》中说:“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在这里,苏轼不仅强调了“平淡”(或“清”、或“淡”、或“清淡”,其美学内涵基本一致)就是文学与绘画作品的最高境界,而且具体解释了平淡的基本含义在于“外枯而中膏,似澹(即淡)而实美”,意思是说文学艺术不以外在形象的华丽取胜,而以内在的丰厚意蕴取胜。对此,陈望衡评述,与其说苏轼看重的是枯淡本身,不如说他看重的是枯与膏、淡与美的对立统一状态及其形成的隽永之美、含蓄之美;正是这种内外矛盾的审美构成最能创造出“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艺术魅力。[10]可以说,苏轼对平淡之美的极力推崇,集中体现在“至味”,此种“至味”蕴含两种意味。

第一,苏轼并没有简单地轻视艺术语言形式方面的修饰、美化价值,只不过他更加重视艺术品的内在意蕴而已。对艺术品外在形式上的积极描画,苏轼也是持肯定态度的。比如他曾经热情地评价李思训的青绿山水画:“山苍苍,水茫茫,大孤小孤江中央。……沙平风软望不到,孤山久与船低昂。峨峨两烟鬟,晓镜开新妆。”(《苏轼诗集》卷十《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

第二,对艺术品内在意蕴的推崇,表明苏轼强调艺术品的“开悟”价值。这显然与苏轼学佛重禅,以禅宗思想沟通儒道二家思想的哲理追求密不可分。在苏轼那里,“平淡”是可以通过感官系统去静观的意象特质,而“至味”只能是静心品味、悟对的意象特质。没有思想上的开悟,就没有针对“至味”的把握,也根本谈不上对“平淡至味”的理解与追求。由于外在形式的艳丽与美化可能阻碍人们对内在意蕴的深刻领悟,故而苏轼提倡艺术家以“平淡”作风处理自己的作品,以充分表现隽永、含蓄的内在意蕴。对于艺术品来说,真正的意味便在“平淡”之中。而平淡的最高境界便在于“至味”。

那么,究竟“至味”的具体意象内涵是什么呢?《苏轼文集》卷十二《画水记》曾经记载唐宋时期画水的历史变迁,这对理解苏轼所说至味意象的具体内涵颇有启发:“古今画水,多作平远细皱,其善者不过能为波头起伏。使人至以手扪之,谓有洼隆,以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与印板水纸争工拙于毫厘间耳。唐广明中,处士孙位始出新意,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画水之变,号称神逸。其后蜀人黄筌、孙知微,皆得其笔法。始,知傲欲于大慈寺寿宁院壁,作湖滩水石四堵,营度经岁,终不肯下笔。一日,仓皇入寺,索笔墨甚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作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笔法中绝五十余年。近岁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与画会,始作活水,得二孙本意。”[11]从这段话可以明确看出,画水要到达至味境界,关键在于表现水之本性,即“随物赋形,画水之变”。它在画面上的具体表现便是如“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其形式品格深刻地蕴含天地自然气韵,而与木板印刷的视觉效果决然不同。而此种山水本性的描画,也需要画家自身的性情充满自由,能够随性而为,所谓“奋袂如风,须臾而成”,否则难以表现山水本性及其意象效果。

总之,苏轼的“平淡至味”实际上就是把“平淡”理解成艺术品的内在意蕴与外在形式的有机统一,外在形式看来像是削去了人工雕琢的痕迹,故而绚烂至极,而不是表面绚烂,固而不失平淡至味。这意味着平淡不是笔墨形式上的清淡,而是笔墨与内蕴的高度融合所形成的自然意趣。它不仅要求笔墨形式上的自然天成,也要求作品内容的自然天成。这无疑构成了相当深远的艺术意境,也成为后世中国山水艺术创作的标杆。(www.xing528.com)

【注释】

[1]本文曾以“苏轼山水艺术美学的哲学基础与主要范畴”为题发表于《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2]陶文鹏:《论东坡词写景造境的艺术》,载《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1期。

[3]陈望衡:《中国美学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303页。

[4](宋)苏轼:《苏轼文集》(第1册),(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页。

[5](宋)苏轼:《苏轼文集》(第1册),(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页。

[6](宋)苏轼:《苏轼文集》(第1册),(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页。

[7](宋)苏轼:《苏轼诗集》(第5册),(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24页。

[8](宋)苏轼:《苏轼诗集》,(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8~110页。

[9](宋)苏轼:《苏轼诗集》(第4册),(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09~2110页。

[10]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史(第二版)》(中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4~345页。

[11](宋)苏轼:《苏轼文集》(第2册),(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8~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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