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音乐相反，在结构审美原则方面西方音乐强调对比，偏重于采用在对比的基础上完成统一的原则，常用“突变”的方式来表现对比，追求鲜明、强烈的变化。这种“在对比前提下求统一”的审美意识对西方音乐曲式结构思维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西方音乐ABA三部性曲式结构中。三部性原则从带再现的单二部曲式结构中就有所体现。在B段（第二段）的上句一般都以不稳定为特征的新材料或将第一段的某些材料加以改造，与前后形成对比，接着再现，体现出对比之后的统一。在这种曲式基础上篇幅增大的单三部、复三部曲式以及奏鸣曲式、回旋曲式都体现出“呈示、对比、统一”的三部性结构原则，在对比基础上完成统一的布局。甚至变奏曲式也往往在整体布局上隐伏着三部曲的结构框架，与中国音乐具有循环变奏性质的自由延展结构大不相同。在西方音乐作品中，自由展衍发展的多段并列曲式因缺乏对立统一的逻辑结构力而很少运用。
在西方音乐曲式结构中，奏鸣曲式可说是体现“注重矛盾冲突，强调对立统一”的审美观最集中、最成熟的一种曲式。该曲式不仅强调冲突的尖锐性和紧张性，还强调对比的鲜明性和反差性，以追求强烈的戏剧性效果。奏鸣曲式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主题与副题的对比，表现在音乐性格上，主题多动力性、戏剧性，而副题多歌唱性、抒情性，此外还有调性、节奏等方面的对比。这一对比在以不稳定为特征的展开部中通过一系列新调性的频繁转换，乐句动机的分裂与模进等手法促使音乐的紧张度与张力加大，在音乐不停地向前发展过程中将矛盾的对立、冲突激化，最后在再现部通过副题的调性回归实现了矛盾的对立统一。这种音乐的发展轨迹简直就像一场战争。正是由于奏鸣曲式的这种对立统一的原则，才导致该曲式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获得最适宜的发展时机。在这一时期，人们的审美心理也要求在音乐中能表现当时社会生活中诸如阶级矛盾等对立的方面，并与这些矛盾的冲突与转化的客观规律与发展过程相适应。这一时期的作曲家创作了大量的奏鸣曲，特别是贝多芬在其作品中对奏鸣曲式做了实质性的改革和改进，创作的32首奏鸣曲被称为钢琴音乐中的“新约圣经”，为钢琴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西方音乐作品在大、小结构方面同样体现出追求对立统一的矛盾冲突性，例如动与静的对比、欢快与忧伤的对比、雄壮与柔和的对比等。因此，西方音乐的每一个大、小结构都有其阶段性和目的性，而这一切要通过不同程度的终止式来体现。西方音乐从一开始就在寻找各种不同意义的停顿，并籍此划分段落结构，形成曲式。因而西方音乐听起来意象鲜明生动，情感跌宕起伏。西方音乐即使在单个的音与音之间的状态就与中国音乐不一样。如前所述，中国音乐的“音腔”性特征，单个音也处于一种流动不稳定的状态，所以音乐音之间呈一种曲线性。而西方音乐由于单个的音一旦发出，就具有本身构造的稳定性（没有“音腔”性），所以音与音之间由点到点的跳跃性、直线性状态，体现了“突变”原则。西方音乐常常以各种核心音调组成动机，然后将这个动机在不同音区、不同调性上采用重复、模进、倒影、音程扩大或缩小等手法展开乐思，将动机作横向、纵向上的跳跃变化。这些特征与中国音乐的连贯、展衍、非主题性的结构发展有着明显的不同，而是体现出一种秩序感、空间感，体现出西方音乐分裂、“突变”的结构发展原则。(www.xing528.com)
再如，在西方的歌剧音乐的结构中，也同样处处体现着对比性的重要地位，与中国戏曲音乐通过板腔的变化来塑造不同的人物角色有着鲜明区别。西方歌剧的不同男女角色要用不同的音乐主题表现出对比性的音乐形象，这些不同音乐形象的创造是第一位的，音乐材料之间一定要具备什么联系则是次要的。这就突出了一个现象，在欧洲的音乐中，“对比”似乎是首先要突出的，然后通过再现、主题贯穿以及其他手法求得音乐作品的“统一”性。[50]
西方音乐的这种结构审美特征如果与中国音乐相比，也体现出一种“线条性”与“立体化”的差异。有人曾将中西方音乐的差异用中国书法与西方建筑进行类比。“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非常适合作为西方传统音乐审美的象征，因为西方传统音乐中传统功能和声体系就像希猎、雅典建筑的柱式一样，构成音乐“建筑”（曲式结构）的支撑，以及它的层次感、立体化，它的对立统一性特征等；而“音乐是流动的书法，书法是生命的音乐”则非常准确地代表了中国传统音乐的象征，因为书法是以其独特的线性艺术与中国音乐一样，构成它独特的时空观，体现出一种渐变的、绵延不断、一气呵成的特征。[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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