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撰著《四书集注》，可以说是倾注了毕生精力。朱子曾云：“熹于《语》、《孟》、《大学》、《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就”[9]，又云：“某于《语》、《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学者将注处宜仔细看”[10]，又云：“某所解《语》、《孟》，和训诂注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为咀嚼过。此书，某自三十岁便下工夫，到而今改犹未了，不是草草看者，且归仔细”[11]，而且临死前三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12]。对于《四书集注》，朱熹本人也是颇为自负，比如曾称：“某释经，每下一字，直是称等轻重，方敢写出”[13]，又云：“《论语集注》，如秤上称平无异，不高些，不低些”[14]，又云：“语吴仁甫曰：某《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公子细看”，又曰：“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字”[15]。然而，世间没有绝对的事物，在朱熹弟子眼中，《四书集注》或许真的是“覃思最久，训释最精，明道传世，无复余蕴”[16]，但在受北方学术传统浸润的陈天祥看来，无论是在字词训释、义理阐发上，还是在分章补传、解经方法及标准上，都有诸多不当之处，于是一一加以指摘批评。
第一，字词训释不当。比如，《大学》经一章“安而后能虑”，朱子注曰：“虑，谓处事精详”，天祥云：
“处”字意差，虑是审详思虑，处是判决区处。凡事于未行之前，须是先有思虑，审详其事当作如何处置，思虑既定，然后判决区处。虑在处前，处在虑后，虑与处之次第如此。虑只解为审详事宜，乃为得中。[17]
再如，《论语·学而》：“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朱子注曰：“犯上，谓干犯在上之人。……作乱，则为悖逆争斗之事矣。”天祥云：
“干”字意轻，作乱解为争斗，亦为未尽。闾阎之间，语言偶有相犯，骂詈争斗，未可便以为作乱也。作乱亦岂争斗而已？孝弟之道，仅能息其争斗，则有子之言亦无意味也？盖犯上谓陵犯在上之人，作乱谓悖逆篡弑等事。人能以孝弟为心，入则善事其父兄，出则善事其长上，此等人中，有好陵犯在上之人者少矣。犯上之事既所不为，而却好为无父无君悖逆篡弑等事，决无如此之人，故曰未之有也。[18]
又如，《孟子·梁惠王上》：“不日成之”，朱子注曰：“不日，不终日也”，天祥云：
“不终日”三字意昏，学者猜为两说：一说，不终一日而成；一说，官无督责之严，民之役作，每不至于终日也，未知注文果主何说。若言不终一日而成，非有司督责严急必不至此，不可谓之勿亟也。况台沼之功，实无不终一日可成之理。经之营之，亦是缓慢之辞，非有急迫速成之意。若谓民之役作，每不至于终日，却无庶民子来之勤意。二说义皆不通。“不日”二字，人所常言，如唐太宗谓“真珠可汗，不日瓜剖之”，李德裕谓“上党不日有变”，盖皆言其日限不远也。“不日成之”者，犹言不多日而成之也。[19]
第二，义理阐发不当。比如，《论语·学而》“巧言令色，鲜矣仁”，朱子注曰：“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则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天祥云：
致饰于外，言甚有理，必有阴机在内而后致饰于外，将有陷害使之不为堤防也。语意既已及此，其下却但说本心之德亡，而不言其内有包藏害物之心，所论迂缓，不切于事实，未能中其巧言令色之正病也。本心之德亡固已不仁，不仁亦有轻重之分，其或穿穴逾墙，为奸为盗，大而至于弑君篡国，岂可但言心德亡而已哉？[20]
再如，《孟子·离娄上》：“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朱子注曰：“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过谪；行政之失，不足非间。惟有大人之德，则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归于正，而国无不治矣。”天祥首先批评朱说之误：
注于章首“人”字之下创添“君用人之非”五字，与本经之义全差，所言误事不浅。人君之用人行政，乃国家大得失所关，天下大利害所系，岂可置而不问哉？为人臣者，明知其君用人既非行政既失，而曰“此不足过谪”，“此不足非间”，使大奸巨猾，日前日进，暴官污吏，日盛日繁，庶政颠堕，生民涂炭，由由然坐视而已。大人之道，不如是也。[21]
继而指出他认为的经文本义：
经言“人不足与谪”，非谓人君用人之非不足谪也，言其不可专以过谪受官已用之人也。“政不足间”，非谓人君行政之失不足间也，言其不可专以非间诸人已行之政也。谓当端本清源，务先正其君心之不正，君正则朝廷正，朝廷正则内外百官皆得其人，天下无有不治也。[22](www.xing528.com)
又如，《中庸》第十三章：“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朱子注曰：“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忠恕之事也”，天祥云：
注文本意盖指忠恕为一事，不欲使有分别也，然以实理言之，心无私隐之谓忠，推己不欲、勿施于人之谓恕，忠自是忠，恕自是恕，岂可并而为一哉？程子言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此亦分忠恕为两事。其意本是，而或问非之，以为不当析之为二，无无恕之忠，无无忠之恕。若准此说，为例天下，道理中亦无无仁之义、无义之礼、无礼之智、仁义礼智，亦当通为一事，不可析之为四也。[23]
第三，分章补传不当。分章不当者，如《论语·八佾》，朱子《四书集注》分“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与“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为两章，天祥则云：
此章发源于鲁之禘祭，鲁以诸侯而用天子之大祭，非礼甚矣，故夫子于自灌以往，皆不欲观。或人见有是言，因问其说，夫子以鲁之僣窃，不可斥言，故先答以不知，而后告以知之不难之意，乃言知其禘之说者达之于天下，其如示诸手掌之易见也。始于“禘自既灌而往”，尽于“指其掌”之句，终上下一意如线，本是一章，不可分之为二也。[24]
又如《论语·里仁》：“君子去仁，恶乎成名”，朱子注曰：“言君子所以为君子，以其仁也。若贪富贵而厌贫贱，则是自离其仁，而无君子之实矣，何以成其名乎”，天祥云：
前段论富贵贫贱去就之道，自此以下至“颠沛必于是”止，是言君子不可须臾去仁。彼专论义，此专说仁，前后两段，各不相关，自汉儒通作一章。注文因之，故不免有所迁就，而为贪富贵厌贫贱之说。本段经文，意不及此，后注又言“取舍之分明，然后存养之功密”，以理言之，未有在内不先存养，而在外先能明于取舍者。南轩曰：“君子之所以为君子者，以其不已于仁也，去仁则何自而成君子之名哉？”此说本分，与前段富贵贫贱之意不复相关，盖亦见两段经文难为一意，故不用诸家之说也。然无显断，犹与上段连作一章，前后两意愈难通说。予谓“君子”以下二十七字，当自为一章，仍取南轩之说为正。[25]
补传不当者，专就《大学》“格物致知”章而言。朱子《大学章句》以为“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一句之上“别有阙文，此特其结语耳”，并本程子之意作“格物致知”补传，天祥则云：
注谓此句上有阙文，此说诚是。然又自添所阙传文一章，却为过分。前人解经，亦尝有补正三五字之阙者，以其余文全在，意脉可通而有补之之理也。然亦但言某处宜有某字，不过如此而已。今乃全用己意，创添一百二十七字，以代曾子之言，便为正传，似与不似且置勿论，但以今人而作古书，与前圣前贤经传并列，于义似亦未安。若准此为例，则《尚书》亡逸四十余篇，后人皆得添补，长学者不厚之风，所系甚大。以文公之识量，不免有此，惜哉！宜姑置之，只讲注文可也。[26]
第四，解经方法、解经标准不当。对于“格物致知”补传的批评，已经涉及对朱子解经方法、解经标准的批评。他例又如，《大学》经一章“在亲民”，朱子注曰：“程子曰：‘亲，当作新。’”天祥云：
程子为见“亲”字义不可通，又传中所引《汤铭》、《康诰》等文，皆是“日新”、“新民”之说，以此知“亲”字为误，故改为“新”，此谁不知？《或问》中问曰：“程子之改‘亲’为‘新’也，何所据？子之从之，又何所考？而必其然邪？且以己意轻改经文，恐非传疑之义，奈何？”此等问答之言，皆冗长虚语，本不须用。大抵解经以言简理直为贵，使正义不为游辞所乱，学者不为繁文所迷，然后经可通而道可明也。[27]
再如，《中庸》第四章：“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朱子注曰：“知者知之过，既以道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贤者行之过，既以道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天祥云：
知乃智之事，行则贤所能。于智愚，止可言知；于贤不肖，止可言行。智者过之，止可解为知之过；愚者不及，止可解为不及。知贤者过之，止可解为行之过；不肖者不及，止可解为不及行。注文为见前一节行与智愚相配为言，后一节明与贤不肖相配为言，故以知与行两相迁就，交互言之，牵强甚矣。夫道在世间，必须先明，然后能行；必先不明，然后不行。下章注云：“由不明，故不行”，此言是也。“明”字本当在前，今反在后，“行”字本当在后，今反在前，乃后人传写之误也。“行”、“明”二字当相易读之，解者宜云：道不明者，由其智者知之过，愚者不及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道不行者，由其贤者行之过，不肖者不及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智者知之过，如著书传道而为过高过深之论者是也；贤者行之过，如摩顶放踵而为爱无差等之行者是也。二者俱为害道，然行之过者误人浅，知之过者误人深。孟子曰：“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由此观之，解经而务凿，孟子之罪人也。[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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