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外培训往往是校内学习跟不上进度或效果较差的学生，通过校外培训或补习教育赶上学习进度或提升学习效果的行为，而优质教育资源竞争的加剧，引发了家庭和社会投资教育的热潮，校外培训就不仅仅是一种补差行为，如在韩国，班级成绩最好的10%学生家庭投资课外补习的支出最多[3]。学生校外培训逐渐变成一个需求量非常庞大的市场，校外培训机构大量涌现，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产业，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政府部门开始考虑是否要采取措施治理这样一个教育培训产业。决策者主要考虑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是校外培训对正规学校教育的影响。一方面校外培训能提高学生成绩，并能在教学方法、促进学生学习、提升考试能力等方面给系统内学校尤其是公立学校以启示；另一方面它又可能违背教育教学规律、冲击学校教育进度、降低公众对学校教育的信心、影响学生正常成长，尤其是在允许公立学校教师为自己的学生提供课外辅导的情况下，会导致“教育腐败”行为——课堂教学走形式，课外的辅导和培训才是重点。
其次，校外培训对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影响。教育具有社会分层及代际传递的功能，校外培训让经济社会处在上层的家庭，通过额外支付教育费用让子女可能更容易获得未来发展的有利位置，导致社会阶层固化以及经济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www.xing528.com)
正是基于对校外培训影响的不同考虑，各国政府在培训机构治理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马克·贝磊（Mark Bray）教授的研究，世界各国主要采取了6种不同的态度或方法以适应各自的具体情境[4]。一是放任自流。认为校外培训是一种市场化行为，市场有能力且能更好地实现自我调节与自我约束，政府不应该介入市场领域。二是监督而不干预。政府收集校外培训机构的规模、状态、影响等方面数据，但不采取具体行动。三是规范与控制。采用这种方法的国家和地区较多，基本都包括培训机构的资质、登记注册、培训机构的场地、师资、安全等基本要求。四是积极鼓励。认为校外培训行为既有利于个体也有利于社会，能够提升人力资本积累，还能增加就业岗位，因此通过政府补贴、信息服务、补习教师培训、税收减免等政策积极支持校外培训行业的发展。五是混合方法。即允许某些校外培训形式而禁止另外一些形式，各国都会允许学校学习成绩较差学生参加校外补习培训，有些会提供一些诸如课后作业辅导之类的政府支持，但一般都不允许学校教师为自己的学生提供课后或校外的收费培训辅导项目。六是完全禁止。不允许所有商业性的校外培训形式或机构的存在，柬埔寨、韩国、缅甸等国都曾发布过官方禁令，不过从实践来看基本上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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