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政府采取的相关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没有根除校外培训的不利影响。有学者认为，这些政策被证明是无效的，甚至会导致校外培训的进一步扩大[16]。姑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否完全正确，但这至少说明在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1.价值取向的困境
各国政府治理校外培训机构政策各异，反映了政府对待这一行业的价值取向困境。自由主义政策认为校外培训降低了公众对公共教育的需求，同时增加了家庭和培训教师的福利，因而应该鼓励校外培训行业发展或由市场调节；公平主义政策考虑的是校外培训可能导致教育机会不平等，应受到监管甚至被禁止。不论哪种取向，在实践中都面临价值上的冲突。政府放任自流，任由市场规律发挥作用，那么处在经济社会上层的家庭就可以通过金钱购买更好的教育机会，加剧教育和社会不平等；放任还可能激化应试教育，或者是对应试教育的默认，从而造成对人才培养目标的扭曲。政府支持校外培训行业，如塞浦路斯公开提供部分赞助，以减少私人校外培训费用，则存在增加校外培训的风险，导致人们认为正规教育不足以保证教育的成功[17]。在市场化的基础上加强规范和调控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监管力度问题，政府确定监管力度需要信息，即校外培训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的信息，而这是困难的，因为校外培训被描述为“秘密课程”[18]“罪恶而秘密的影子教育”[19]“灰色经济”[20]等，培训的参与者包括教师、学生及培训机构，都会刻意回避公开相关信息，建立在信息不充分甚至错误信息基础上的调控政策，其合理性、正确性可能都存在问题。校外培训方面的政府禁令，不管是韩国曾经的全面禁止，还是其他很多国家都推行过的公立学校教师禁止参与校外培训，经实践检验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政府价值取向是政府制定校外培训行业治理政策的基础，价值观上的冲突和困境也让政府无法明确选择相关政策。
2.文化传统的惯性(www.xing528.com)
各国政府调控政策和改进措施成效都不显著，这里不能排除文化因素的影响，政府政策往往对文化传统方面影响力较小。虽然有学者提出将校外培训、补习、辅导归于文化因素会陷入文化本质主义[21]或“教育成就血缘论”[22]，但事实证明，文化确实会影响学校教育和校外培训。与欧美国家相比，校外培训行业在亚洲，尤其是中国、日本和韩国特别普遍，OECD肯定了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认为在东南亚国家重视教育，学习成绩往往作为家庭的骄傲，努力的程度则被视为取得成功的关键[23]。一些研究认为，中国学生（在中国和在国外的一些社区）的学业成功与中国学校历史悠久的考试传统有关[24]。而在悉尼，校外培训现象普遍与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国移民相关，他们具有选择学术性公立学校并成功的更大机会[25]。这并非说欧美国家不重视成功当中的努力因素，相对而言，他们更重视能力。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儒家文化影响下，“金榜题名”是学生和家长的共同追求，对于大部分天赋和能力一般的学生而言，延长学习时间、更加努力、提高应试技能就成为必要的途径，在学校系统更多关注教育公平的环境下，校外培训适应了这种需要，所以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需要改变文化观念和教育传统的不良影响，而这将是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3.政策工具的矛盾
虽然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有很多政策工具可以选择，包括提高公立学校教育质量、监控校外培训机构、鼓励校外培训的行业自律、促进消费者明智选择、对校外培训机构征税，等等，但它们往往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提高公立学校质量必然要加强对公立学校质量的问责，而这种问责可能会催化更为广泛的校外补习和培训。补贴和鼓励校外培训固然能够减轻公立学校改革和提升质量方面的压力，但会受制于政府财政状况，当学生和家庭消费习惯养成而政府财政出现危机时，情况会更为严重。监控校外培训受制于信息缺乏的制约，而政府无限扩大监控范围也不现实。校外培训行业自律是政府治理的有效工具，但在市场中若寄希望于行为主体遵守法律，除非自律有益于自身利益，而校外培训行业可能相反，违背教育规律的应试培训才能带给他们利益，如韩国校外培训行业中存在的“提前学习”教育方法，这一方面缓解了参加辅导的学生和家长的焦虑，另一方面，导致其他没有参加培训的学生和父母的焦虑，继而让他们成为未来的客户[26]。政府规范校外培训行业需要消费者明智地做出选择，而消费者往往缺乏明智选择能力，对于相当一部分过度教育的学生和家庭来说，盲目跟风是选择校外培训的主要动机。对校外培训机构征税是掌握校外培训相关数据、了解校外培训机构收费及利润状况的有效举措，能让校外培训这个“黑色”或“灰色”的市场变成“白色”的市场，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如罗马尼亚要求教师从校外培训收入中申报税款、美国要求教师填报他们校外培训收入信息等措施都证明不算成功，而且税收还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加重家庭校外培训的投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