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广电传媒产业发展战略与前沿视听：中国传媒改革的探索

一

2008是中国改革开放的30周年，中国崛起广东为先。期间，广东从1985年起，已经连续保持了23年省级经济总量的全国第一，赢得了经济第一强省的称号。与此相辉映的是，作为创建文化大省的一大亮点，年初代表着广东广电改革成就的《中国广电体制改革“南方模式”》隆重登场，标明南方传媒集团化实践“取得体制改革成功”，“走出了中国广电体制改革的新路子”。为此，广东相关媒体还掀起了一阵舆论的高潮。但耐人寻味的是，2008年春在中宣部等四部委联合表彰33家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的名单上，众多媒介里唯独没有广电集团。当中透露出的信息，让业界许多资深人士颇费思量地在揣测着里边复杂的含义。就在两会期间，全国舆论界也对广东率先力倡“继续解放思想”的动机和理念，纷纷提出了种种设问，其中也少不了诘难。但新上任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回答却也快人快语，他指出，背着多年的成就包袱，“骄傲情绪就是广东人脑袋瓜里的障碍”，再不解放思想，用改革创新来解决在经济社会发展时期中出现的系列新问题，广东排头兵的位置或许将难以自保。与此同时，针对广东广电业的发展现状，新浪网一度热传“为什么广东的电视节目在全国没有影响力？”资深的署名博客网民为之调侃：“广东的电视节目影响力，和毗邻的湖南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相当；而湖南电视的影响力，和广东的经济实力相当”。正是在这舆论与现实、经济与文化的显著反差中，我们对广东广电传媒产业近年来是如何的发展又开始了这一穿越历史时空的沉思。

二

很显然，新一届党中央确立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由于突出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着眼于何为发展，为何发展、如何发展等关于发展的基本问题，因而十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当今世界发展特征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科学认识，从而也成为了帮助我们重新检讨自身传媒行业，剖析在前进的道路上是否也出现过“有增长无发展”的困局，是否也要加快加大改革开放速度与力度的思想锐利武器。

我们十分庆幸，科学发展观的问世（2003年4月）直接见诸胡锦涛总书记对广东工作的实地视察与总结指导，因而广东比全国各省更早领略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光辉与思想烛照；同时，广东也仍然有南方文化的早慧与观念变更的优势，因为她做出了迄今为止在全国是最为热烈的积极响应——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

对于这场肇端于党的“十七大”之后，首先涌动于广东思想界“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的春潮，我们可以当作是一种强调自我超越、浴火重生的时代先声。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拨乱反正，冲破历史传承下来的教条主义及左的思想路线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比，它应该是1992年为破除新的思想僵滞——姓“社”姓“资”，锐意推进改革开放所引发的那场思想理论界激烈交锋的继续与深化。因为它同样要求我们与时俱进，从自身以往的过时观念、经验、思维方式和既得利益的樊笼中解放出来。很显然，拿当年造“四人帮”的反与今天“革自己的命”相比，这先后不同的思想解放运动，后者难度不知要高出多少倍率。

三

唯其难，才显得继续推动思想解放的英雄本色与过人胆略。结合广东广电传媒一线实际，从争当全国行业排头兵的高度与要求，我们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否也能做到：

（一）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理性评价已往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实绩

“实事求是”是世界上最难做到的事，这也是共产党最讲认真要做到的事。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正确的政绩观就是既要看政绩给眼前带来的变化，又要看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影响，尤其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与后人的评判，其实质是用可持续发展的标准评价政绩，对社会和历史负责。当中衡定的标码既要有量化的客观指标，也不可无难以量化的主观指标。近些年来，在全国广电传媒业界有一个十分让人纳闷的现象，就是拥有全国业界数个第一硬件指标的“广东老大哥”，却没有了以往被业界同行广为尊崇的地位和感觉。扪心自问，与我们高调突出的可量化的“数字政绩”相比，与宣传口径统一了的“南方模式”的改革成就相比，我们是否也同时赢得了全国业界口耳相传的美誉度？是否也有着超越内地不可比肩的活力呈现？两年前在北京一个业界学界理论精英的圈子活动中，有人提出不值得讨论广东广电发展模式的倡议时竟然得到众人的附和，让在场的笔者着实思考良久。联想到我们今天一再标榜成功的中国第一个“全省性”传媒集团的名落孙山，以及互联网上的调侃热议，“南方的尴尬”一词随口而出。笔者有了如下浅尝的思考：

——关于中国广电集团化进程的“南方模式”

这是一个难以定评的命题：是有响亮的口号——“全省性集团”，但在运行中却无法在基层实现战略规划的“三级贯通”、“资源垂直整合”大计，且缺乏产权改革的配套与胆识，面对富甲一方而不肯轻易就范的地方利益集团，最终只能隐忍于让利扶持的强弱联合，错过了能又一次在广电传媒产业集团化的改革实践中屹立潮头的历史机遇。在晚到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努力（力推联合战略）当中，思想观念与现实环境的掣肘，让之失却了后发制人的机会。所以在大学城广东高校专业院校学生关于中国广电集团所谓“南方模式”成败得失的正反方议评中，成为主导意见的反方代表明确指出：“南方模式”的缺陷与不足在于，一是战略规划出现了明显的缺陷——在产业集团化的改革中事业性质界定无突破性；二是实施战略规划时缺乏应有的力度——联合战略难托“全省性”；三是没有把握住改革时机在行动中速度滞后——集团化是晚启动却又遇上政策收紧而难有大作为，因而错失机遇是最大的浪费；四是集团化成功实践的总结尚待时日——在过渡阶段不轻言模式。

很显然，对于追寻创新境界的人来说，尤其是自身不要轻言模式，因为新的创造则是非模式的东西，更何况广电传媒集团还是一个新生的并不完全成气候的事物。而模式往往代表着一种固化与教条，也是一种成熟的结构形式与完美风格的再现。任何事物一旦形成固定的模式，它的局限性就会逐渐增长。在中国广电传媒集团化衍进的九年间，全国极少有值得广泛推介的成功发展模式。毕竟对一个模式的评价也应有如下硬指标：普遍性、启发性、准确性、原创性和真实性等，这通通要靠时间的沉淀、实践的检验与民心的衡定。作为科学的政绩观需要坚持衡量政绩的最终标准，而衡量政绩的最终标准当然又是民心定向背，即要问问广大的干部群众或行业从业者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

——关于香港电视在广东地区的“潮起潮落”

这是一个颇费思量的悖论。曾记否，80年代中后期，处于全盛期并得到全国同行无私援助的广东电视，在与港英媒体大打一场意识形态空中争夺战时却处于完全被动挨打的地位，以至于要在岗的省委书记铁腕出手，3次亲率队伍下乡，铲除珠三角一带高楼屋宇上的鱼骨天线来搭救；时至今日，收视份额远未在全国占前列的粤视军团却逼得香港同行步步退潮，还我半壁江山。这在表明，粤港电视的竞争消长态势原因复杂，冷战时期的思维惯性与衡定标准不可从一而终，而且收视率的市场份额也并非衡量彼此电视竞争对手高下的唯一尺度。相比较，自办品牌节目的社会影响力、新闻舆论的社会公信力、形成核心价值的艺术创意水平，以及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互动能力等等，都可构成比收视率和市场份额更有意味的影响力尺度。当中还在于，就是这广东广电传媒业界常常耽于其中、津津乐道的与香港电视相抗衡而收复半壁江山的业绩，其市场份额的背后多是南方军团与对手单兵实体的非常规对垒（七比一），这可是香港回归祖国大陆后物是人非的错位竞争。

上届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关于“追兵是标兵，对手是老师”的一席话曾让笔者至今还难以忘怀。虽然这主要是对内地的佼佼者而言，但今天这番话对已经回归祖国大陆并依法允许进入珠三角的香港“无线”与“亚视”，同样可以适用（注：这两者身上大陆背景的内资比重越来越大），因为对她们均可视之为本民族电视的一部分，按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的划分，香港电视当是我国民族电视的朱雀，堪称南方支脉的代表。一国两制，她们的最终准入，也因其推行非“政”特色，资讯娱乐兼备、中西文化贯通，并有丰富的制作经验与市场运作模式，呈现良性的行业竞争与多元化的发展空间，入境以来一直为内地同行所注目。同样是在香港注册但一直难以在全国广泛落地的凤凰卫视中文台，也连续三届被中国学界权威机构评为内地最受尊敬的媒体企业，在世界华人圈中口碑很好。在与这些已非传统意识形态敌手的竞争较量中，我们应以优势互补，扬长避短的竞合策略为上策，而不是彼此兵戎对撼，互为消长为快意。与时俱进，追兵为标兵，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粤港两地媒体面临的共同新话题。话说今天广东地区仍上演传媒的空中大战，列阵的大陆军团与香港军团的对垒其实还是“一国两制”下的兄弟阋墙，更需要化解的是民族内部矛盾和有所甄别的相互学习借鉴，既不能再沿袭传统的冷战思维，也不能让真正的外人——外资频道从中渔翁得利。

由上表明，对待改革实践中获得的经验与业绩，需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估体系，而其中很有警示与殷鉴的教训，也要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去考量，即使对待当年收视比才是一比九却有着充沛活力的广东电视的评价，也让之不诱于誉，也不毁于非，从而形成科学的政绩导向，为树立正确政绩观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二）树立科学的改革观，用“特”字撬开广电体制多年困局

体制问题从来都是关键要害处，亦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现实中存在的违背科学发展观要求的问题，其身后往往都与体制上的原因有关。承认改革开放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认识到深化改革必然会触及经济文化政治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从而确定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需要进一步消除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体制性障碍，这是新一届党中央自十六大以来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因而推动体制改革不容置疑，也刻不容缓。近年来媒介的意识形态与市场形态之争，曾引发了围绕文化包括传媒的事业与产业的改革到底是改体制还是改机制的最激烈的争论。强调意识形态型媒介（多以意识形态管理的宣传系统为代表）的人认为，只能改机制，一旦改体制就可能导致意识形态的失控；强调产业经营型媒介（多以政府的发改委及学术理论界为代表）的人认为，不改体制，产业无从发展，机制改革很难成功。两种观点交锋，前者在舆论安全和社会效益第一的口号下，人为圈下一个个禁区而诸多坚持，消极看待中国广电传媒产业化进程；后者在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面前，为帮助媒介赢得市场主体地位左奔右突，艰难推动着中国广电传媒市场化的步伐。

至今传媒业界流行着一个沉甸甸的话题：上世纪末，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中国电信与中国广电，在中国入世后的6年多里，两者却有了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属地与飞地之别……。现实的尴尬是，中国广电系统虽然已在理论上已被认可为文化产业，但并没有在立法上得到承认，市场主体地位尚未落实，市场机制在传媒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也难以发挥。世纪之交，在中国当年“入世”之际，在强调与国际接轨，与市场经济同步，尽快做大做强的时代背景下，注重转轨过程的传媒产业化开始得到正名，整合资源的媒体集团化得到行政大力推动。出人意料的是，被视为行业对手，也在被同样视为国家文化与信息安全领域，号称为“国家的神经系统”因开放而腾飞的中国电信，入世之后仅仅6年的历练，就用超越竞争对手10倍余的辉煌发展指数（注：广电产业作为文化领域的优势产业，近年产业的总收入只占整个文化产业总产值的7.76%，只及整个通信产业业务收入的8.13%）推翻了自己比中国广电叫得更响的“业界对外开放之日就是竞争溃败安全失却之时”的预言。也正是在竞争与生存、改革与发展的格局上，中国广电终于有了如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尽快将传媒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迫切愿望。只是我们纵观全国广电系统体制改革的整体布局与试点进展情况，却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业界冲破传统体制束缚，多有时代亮色的改革风景线，更多出现在了北上的内地，出现在了远比广东经济落后的省份。为此，探究原因，我们还是把“缺乏战略推力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与缺乏研发力量支撑的节目形态平庸”，解读为广东广电媒体近20年来该特不特，该牛不牛，未能在全国业界保持霸业继续叱咤风云的主要原因。

——关于“缺乏战略推力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之不足

由于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经济发达，文化开放的阀值历来偏低，同时作为拥有最多经济特区的省份，因此改革开放这30年来，广东全省作为空域唯一对外开放的“媒介特区”，广电传媒一直都拥有“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政治资源，近年来更是拥有了仅与浙江一道才有的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验省份的政策优势。但从体制改革实绩而言，它该牛不牛：先是没有站在中央政府推动的传媒集团化的最前列，之后作为后发制人而成立的“全省性集团”则因缺乏资源整合力度，更无产权改革配合在勉为其难；随着佛山新闻传媒集团的另起炉灶，以及众多地市广电媒体也在思变而纷纷暗中仿效，让其曾经是举国称奇的壮举，充满了风雨飘摇的危机感。而在集团大本营，当中为实现“扁平化”曾颇有声势的频道制改革，由于缺少栏目制片人制或更先进的项目经理制这一最基本环节的匹配而有名无实；同时更让广东电视台的两大中心频道，即广东卫视与珠江频道，巧以台中之台的布局一一给阉割了；再加上无力冲破“局管两台”这现存体制旧有格局的束缚，集团频道制改革浪得虚名，而与集团管辖下，必须实施职能管理集权化，业务经营分权化，逐步由传统的职能制向事业部进而公司制演进，即从成本责任中心转至利润责任中心，最终向着投资责任中心整体转化而规范化的频道制相去甚远，至今各个频道仍难以真正拥有市场主体地位而有效成为市场竞争的基本单元、电视节目的统一体与自负盈亏的责任体。

——关于广东广电传媒同样作为改革开放窗口行业之“特”论(www.xing528.com)

看来我们还是不能因广东身处开放前沿，其广电传媒比全国各省同行多建了几个台、多上了几颗星、早领了几张新媒体业务开办的牌照等等，当成超越别人的本事而去炫耀。因为这种“特”更容易被认为是一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赚便宜之举，别人因此除艳羡之外，还会因政策资源的扶持偏向而产生更多的不平与忌妒，这也是国家广电总局历来从不公开承认广东是媒介特区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全国业界同行也是习惯于按照广东这文化体制改革综合实验省份的名与实来衡定其表现的。因此广东广电改革的“特”，更应该理解为别人所不能我能，别人所不敢我敢，或者是别人干上的我更能干的“特”。除了无可争议的地域开放的区位优势所带来的“先行一步”的政策倾斜之外，她更多要靠思想观念的新锐与对社会发展有更急切的责任感来去争、去创、甚至去抢来呈现，而且她还要做得比别人更多、更快和更好才更有信服力。近年来，对地处东北边陲的牡丹江广电产业集团整体转型的探索，全国众多学界精英，包括国家发改委的文化产业研究专家们，全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与深深的敬意，除了是因为她最早拥有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的“三个第一”：全国广电第一家地市级企业集团；全国广电第一家实施政企分开的传媒集团；全国广电第一家实施兼并进行跨媒体重组的新闻传媒集团，成为“中国文化产业体制改革一块合格的试验田”（齐勇锋语），并“代表着中国广电未来发展的方向”（黄勇语）；更重要的是她所经历的艰难改革历程——凭借地方党委始终如一的坚定支持，从上世纪末开始，连续多年在业内不能提产业化、在地市级媒体中不能提集团化这种缺乏理解、缺乏大舆论支持的境况下，采取不争论、不动摇、不张扬的行为准则，率先完成了媒介集团化公司化改造、政企分开和区域内跨媒体重组这三次重大的跨跃，执著、低调、艰辛地行进在中国媒体发展大势所趋之路的前端，并最终成为了黑龙江省也是我国东北地区宣传战线上的一面红旗。与广州紧密相邻的佛山新闻集团专程赴牡丹江取经，从中颇受启示，从而坚定了要赶超南方传媒集团既定目标的战略追求——实现区域整合。正是有着这种政策待遇和改革成果极为不同的鲜明对比，才让我们看到了广东广电体制改革在迟疑中徘徊，造成该特不特、从整合退其次到联合这步伐相对滞后的不足与局限，从而也唤起了我们在继续解放思想、争当时代排头兵的努力中所必不可少的忧患意识。

——关于广东南方传媒集团备加推崇的“联合战略”之功

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产业集团化道路，我们就会发现：整合是关键，联合是过渡。由于事业性质的传媒集团发展靠行政力量，且有画地为牢的严格限制，整而不合，故南方集团推行跨地域的联合发展其实是无奈之举。入世后立足于做大变强的中国媒介产业集团，必须通过产权改革，借助资本和业务为纽带，明确其资源整合就是要打造结构紧密所向披靡的“航空母舰”，而不是瞻前顾后被地方或部门利益牵着走的“联合舰队”。前不久，曾被广东媒介誉为跨地域联合发展范例而广为宣传的广西梧州市电台，已经高姿态主动退出了与广东南方传媒集团的合作。笔者实地走访，了解到内部原因复杂，但确实有当事者对双方未来利益格局划分吃不准而告暂停合作的成分。

联合发展只能建筑在双赢的基础上，但风云变幻的市场决不保证有铁定的双赢。在南方传媒集团实施联合战略的设点布局上，我们极少看到有富裕地市媒体的加盟，几乎所有接受联合发展爽快签约的均是需要扶持的一种强弱组合。对此，一方面我们要高度评价南方集团做出让利扶持促进欠发达地区共同发展这一符合社会主义主流价值的举措；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联合发展中一种潜藏的风险与危机。作为引以为训的发展个案，当年无锡广电作为中国传媒集团化的开路先锋，其先后的董事长对集团该不该将经营业务与创收指标承包给“方正”有过截然不同的态度，最终出现了前任的合同已经签出，后任贴钱赔偿也要将之收回的尴尬。后来无锡集团自我发展更为迅速的事实表明，那种没有股份参与不谈共担风险的承包经营，正常情况下只能按部就班逐年微利增长，而且承包方很少会让资源拥有者获得协议之外的收益。但传媒产业的发展，只要经营对路，起步阶段却常常会有几何级翻番提速增长的可能（如当年提出“小报养大报——三岁的小孩养爸爸”口号而备受奚落嘲弄的《南方都市报》，后来连续五年出现创收翻番奇迹而跻身中国报业前四强），这样就会让受益者错失跨跃性发展的机遇。而且当中最要命的是发包者自身，一旦发现合作对手遇到市场风险走为上策的时候，靠着别人帮忙的主人失去的则是一个经营实体最不能够丢弃的经营队伍和造血功能。无锡的最终选择，证明一个地区、一个集团、一个媒体的健康发展是不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哪怕是别人的乐善好施上，好心不一定能办成好事。事实上，作为扶贫调查，笔者到过若干家所谓广东欠发达地区的基层广电媒体，在论及接受南方传媒集团善意的时候，均有不同程度的上述感受，尤其是在具体合作中出现问题——合同任务难完成或指标远超过的时候更是如此。

再说，“双赢”的联合发展不需要改革即在传统格局中也能做到。与此有别的是，目标做大做强的产业集团化的改革必须坚持资源整合发展——做到频道资源、网络资源、广告资源、信息资源、以公信力为主的综合资源这六大重点资源的有效整合，从而进行集约化经营、专业化配置与重组，同时尊重进入市场的传媒自身的发展规律进行优化调配与考核，实施区域生态资源共享，衍变自身多重身份，形成良性结构，参与多元化发展竞争新格局。但当中需要攻坚的是产权改革及其资产的重新配置，以此来打破现有地域行政割据的樊篱，破除众多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而带出一路绿灯。而能否做到如此，闯开一条血路来，这直接检验并拷问着中国一代传媒改革的中坚力量，尤其是身在综合实验区的广东改革的先行者们。当然，这其中也必然有对当时当地政治生态环境的具体考量。不过，“试一试”而且允许失败，做到特事特办，网开一面，这也是综合实验区需要的政策空间与行动底线。

为此，在这场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关乎广东未来发展全局和广电行业排头兵地位的最重要问题当然就是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问题，这也是由于她已具有雄厚经济实力防范损益的改革成本，以及地缘便利带来的先行政策资源的区域优势所决定的。作为一种理论常识，那就是当今时代，促进和保障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最有力手段就是制度建设。这是因为社会的人文价值和科学理性精神，最深刻地反映在法的精神上，反映在制度文化和制度构建上，体现在制度与规范的科学完备及制度构建的价值取向上。

毫无疑问，广东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有更坚定的改革意志，必须以排头兵的气魄确立全面制度创新战略新思维：“特”字开通道，转制是目标，整合是关键，汲取改革经常被退回原点的历史教训。这也是广东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在“正确地做事与做正确的事”当中的一个重大战略择定。

——关于我国广电传媒集团化改革是非得失的一个理性分析

当前，肇始于1999年的中国广电集团化作为行政干预，揠苗助长的运动可以说遭遇了挫折：“问题多于成绩，困惑大于思考”，处在行为反思与政策调整期——政府不再批准事业性集团，部分传媒集团在酝酿或已开始陆续转制。行政集团化的受遏制只表明我们步入了误区，但最终不代表传媒集团化方向的错位，毕竟这是国际行业发展的历史大趋势，且至今惨淡经营的广电事业集团在众多领域里有了许多弥足珍贵的经验与教训。可归结的是，中国广电集团化的市场环境尚不成熟，业界思想解放的意识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依托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土壤也还不够丰实与肥沃，且掌握和运用的手段存在着诸多的误区和明显的滞后，对特殊产业的核心理念了解不深，通透的更少，因而在目前也根本无法解决集团的性质、以及行政干预过大和新的垄断问题。

所以，我们对行政大力推动的中国广电集团化的改革绩效在全国评奖中遭遇冰冷尴尬，最终没有得到中央高管部门的认同，更愿从“深刻反思已经开始”这一角度去解读。因为现实中，除强调事业性的传媒集团化已被紧急刹车之外，“传媒企业最好与内容板块捆绑上市”渐成共识，并已更多出现在报业集团整体转制的改革步履中，形势喜人也逼人。因此，广东如果确定在科学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南方广电传媒集团化的改革成果，这需要我们亟待从现行政治生态不适的角度切入，应该勇于站在体制必须转型变革的起点上；从广电的政治、社会与经济这三大属性及其关系来推动产业化；从产业价值链的完整意义去操作产事分离；从产业立法的角度为整体转制提供良好的行业环境和发展条件。

笔者在内参中，曾一字一句地记下了四年前李长春同志在视察辽宁出版集团时讲的一段话：“发展文化产业最大的障碍就是体制弊端，再具体说就是事业单位性质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最大体制弊端.这种事业体制没有办法市场化运作，只能靠国家；需要的人进不来，不用的人出不去，大锅饭，铁饭碗；没办法融资，不是经济法人，不是企业法人，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都实现不了。”现在细细道来，联系广东实际，相信深陷其境至今也无奈的业者同样会感慨良多，忧患感远甚于挂在口中的成就感，因而推动步履维艰的传媒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

（三）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巩固改革成果增强媒体实力的不二选择

当今世界，由于环境生存压力倍增与行业竞争格局需求，造成区域经济、国家经济和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变动性、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增加，导致与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一样，自主创新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内在机制和路径，也越来越成为每个国家下至每个行业普遍采用的发展战略。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就是不能再采用以往改革开放初期通行的“依赖引进战略”，即靠依赖，靠模仿，甚至靠盗版，靠克隆之捷径取得眼前亦步亦趋的所谓“进步”。

因为做到科学的发展与可持续的发展，需要张扬的是人类的科学理性精神，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紧密相连的创新，实现在知识、技术、制度、管理、组织、观念、文化等各个结构要素的全面升级和总体创新。

这些年来，在中国广电领域，包括广东在内，同样遭遇上节目同质化与频道同构化的浊流。由于广东的人文理性文化的历史积淀相对较薄弱，广东文化给人的感觉是长于感性而欠于理性，善于行而弱于思，因此在追寻时尚、放逐冲动、满足感官享受等市俗情结的背后，是哲学人文理念的浮泛乃至科学理性精神的贫弱。作为行业的一种反省，我们至今仍能看到，多年来节目创新的体制保障一再缺失，虽然实力雄厚但极少有专项或充沛的研发资金投入，广电系统研发部门的存在是有名无实，甚至根本就没有编制，勉强搭起架子来被派用场的，也只能是领导干部的业务秘书班底，绝无拥有国际惯例的对节目生产和质量把关的生杀予夺大权（北方的辽宁电视台研发中心在国内首开此先例）；而业内认真看书学习的风气向来淡薄，单位越来越不看重职称待遇；而以《南方电视学刊》为代表的传媒理论刊物脱离学术中心后则日趋边缘，部门归宿反复不定，如今还能幸存倚重的是门面与影响，更多的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倒是让广东人时尚前卫的思想观念与采撷而来的累累学术成果无私奉献给了北上的全国业界同行。因此，究其广东广电“缺乏研发力量支撑的节目形态平庸”之针砭决非无的放矢，亦非空穴来风。广东台前任台长的一席话：“一旦我们干部队伍中的购书钱多过下酒钱，广东电视台就会大有希望”。让人听话听音，意味深长。

才不到20年，中国广电传媒领域就已走过从“频道为王”到“内容为王”再到“元素为王”的几大转型发展阶段——数字化信源压缩技术的采用及其网络时代的到来，造成了“渠道过剩”，导致原有频道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地位被撼动；随着对渠道价值的再认识，对内容核心资源的再挖掘，以及对市场成长预期的期待，使模拟时代的内容之争正在演化为数字时代的节目形态之争，元素之争。一时间，创设研发中心，广纳创意人才，加大节目形态研发投入，成了业内最具竞争实力媒体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就在省级广电媒体层次，湖南广电集团率先撤消原节目中心，新设节目生产中心，撤销了原大活动中心，专门针对视为核心竞争对手的央视与凤凰台，成立了新的研发中心，承担起全台大型活动、晚会的生产和新节目（包括样片制作）的研发，体现了湖南广电传媒要进一步强化品牌活动和节目创新的发展思路。今年五月，在深圳文博会期间召开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暨中国广播电视论坛”上，湖南广电人公开亮出了自身年度节目形态研发基金过千万的底牌，标明没有上限，这让所有在场的广东同行自认我们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如今，在加大节目自主创新开发能力方面，除湖南之外，还能堪称为广东老师的省级媒体中，更有理性精神的是上海，更讲活力后劲的是河南，深有心得体会的是辽宁、陕西与江浙……

为此，广东广电传媒要想在激烈的媒介市场竞争中做到中兴与崛起，必须后发制人，不断推出符合时代需求、符合受众需求的优秀新节目，拥有独特的可视为核心竞争力的节（栏）目品牌及其相关资源以失而复得。当中一要有体制保障。即必须要有符合开发规律的体制保障，有责权利相统一的专业部门，这是研发工作顺利开展的最基本保障，同时也是保障生产流程中公平与效率的重要手段。二要有人才保障。担当中坚的科研力量要重视优秀创意人才的选拔，搭建良好的人才梯队结构，突出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特点。三要有财政保障。财政保障对于播出节目形态的创新、视听节目形态科研机构的建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视听节目形态的创新，按国际惯例需要一般不能低于生产基金3—5%的专项投入。中国媒体起点低，但也要有逐年增加，保证有充足的财力支撑。四要建立科学评估体系。以往媒体简单以收视率或市场份额的多寡为标准已不足为训。科学、完善的综合评估体系和机制还远未建立起来。评估体系对于客观公正地评价视听节目，给视听节目形态创新提供方向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时下倡导的“绿色评估体系”在组建的节目形态科研基地里不可或缺。五要有市场检验。创新的视听节目形态即为节目形态科研基地所生产的精神“产品”，它是否符合当下国家主流文化与受众市场的要求，是否符合目标对应观众群的胃口，都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得出中肯的结论。节目形态的科研基地是否具有开发节目市场的能力也必须经过市场的洗礼之后才能有所定论。

四

对于广东广电传媒而言，继续倡导思想解放，是在查找阻碍健康发展的绊脚石，是在寻求解决存在问题的长效机制。而落实科学发展观，争当行业排头兵，最终也要归结到一切以人为本的核心基点上，借助由此迸发的“活力”与“合力”重开新局面。

传媒业者，作为社会舆论导向把控者，历来怀有“无冕之王”的心态，助长“指点江山，舍我其谁”的感觉。因此，悟性更好，水平更高，更能接受的是自省与自查。对于以往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更讲从自身查起，从我改起，从现在开始，也许这更有助于问题的揭示与解决，但还是旁观者清：讲我们的队伍缺少凝聚力，当然不能简单用富足的广东诱惑太多去解读；节目质量上不去，也不仅仅是港台节目的冲击与压制；至于吕科博客上的电视台悲哀并非广东独有，行业通病，以此解套。但其中过早的离职退养、技术职称的明码贬值、同工而不同酬、收入落差过大、人身的依附关系……也同是影响业者生产积极性提高，阻碍广东广电传媒产业发展大计的共生因素。限于篇幅，我们的思辨不能一一展开。但关键一点，我们还是强调广东有必要靠制度创新来破解困局，把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解放人作为最终发展的目的。只有做到“利益解放”、“能力解放”和“个性解放”，情感留人、事业留人、品德留人，才能带来有巨大能量的“活力”与“合力”。所属员工不再说出“贵台如何如何”之日，就是广东广电出现中兴，再现辉煌之时。

2008，也是国家多事之秋。继南方大雪灾之后，是汶川大地震，举国哀恸。大灾托起大爱，立起大写的人来。人民的总理在北川中学的苍劲题辞：“多难兴邦”，表明中国人民决不会因天灾人祸而沉沦；同样，它也预示：一波三折的中国传媒体制改革，让人们在曲折与反复中砥砺斗志，接受真理血与火的考验，通过大破大立，成就繁荣盛世。广东广电产业多年困局的破解与盛世的到来，靠的是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发展若能讲科学，春风何不再绿南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