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数字信息资源配置效率

在研究数字信息资源配置效率时，本书始终将“效率”一词理解为“经济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要想取得数字信息资源配置最大化的经济效率，不管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下，都要求在不同的生产目的之间合理地分配和使用有限的数字信息资源(包括妥善处理好数字信息资源与其他经济资源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因此，如同其他经济资源一样，在数字信息资源配置过程中必须回答“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如何分配”以及“向谁分配”的问题。可见，提高数字信息资源配置效率，就是要在经济活动中的各种数字信息资源的各种不同的使用方向之间，分出轻重缓急，决定各种生产性资源的合理选择和安排，生产规模和生产方式的选择和安排等，并寻求一种最佳的分配方式，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数字信息资源最优配置是数字信息资源配置有效率的一个最佳状态，它意味着经济活动的每一种数字信息资源都能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地方。我们在研究数字信息资源配置时，所强调的主要是效率问题。因为数字信息资源配置活动本身主要是一种市场经济活动，它首先要求根据市场主体的需求来配置资源，以此满足或是保证数字信息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只有其配置效率高，才能最大化社会福利，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

在数字信息资源配置过程中，当某种资源配置格局形成后，人们往往需要对该格局是否有效率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以决定是否有必要重新进行调整和优化。评价，就其本质而言，无非是主观标准与客观实际情况一致性程度的比较和判断。具体来说，就是人们依据其自身的价值观或道德观建立一套标准，对客观对象进行质和量的比较，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每个人的价值观或道德观不同，所建立的标准也就因人而异。正因如此，能否建立一套为社会公认的评价标准，就成了能否有效配置数字信息资源的关键。

显然，要在众多因人而异的评价标准中提炼出一套为社会公认的标准是相当困难的。幸运的是，主观的评价标准虽然因人而异，但从最一般的观点出发，社会的某些愿望还是相当明显和趋于一致的，那就是，有效率的数字信息资源配置意味着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按照这一思想，假如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下列情况之一，则数字信息资源配置肯定没有达到“有效率”的状态:部分信息产品滞销或脱销;低效率的生产者得到较多的数字信息资源。这样，评价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率的问题就可以转化为社会福利是否达到最大化的问题。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Pareto)提出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um)”标准可称得上是这种评价思想的杰出代表。

作为衡量资源配置效率的基本评价标准，“帕累托最优”指的是这样一种资源配置状态:生产资源的任何重新配置都不可能使一个人的处境变好而又不使另一个人的处境变坏。也就是说，在给定的技术和消费者偏好下，如果不使一个人的满足水平下降，便不可能使其他人的满足水平提高。反过来，如果改变资源配置格局会使每个人的处境都较以前变好了，或者至少一个人的处境变好而没有一个人的处境变坏，则表明资源配置并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或者说资源配置是低效率或无效率的。此时，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变革，如重新调整存量资源的使用方向，启用增量资源等，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利用“帕累托最优”标准，可以对资源配置状态的任意变化进行“好”与“坏”的判断:如果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的任意改变使得社会中至少有一个人的状况变好，同时又没有其他人的状况变坏，则认为这种资源配置状态的变化是“好”的;否则就是“坏”的。用福利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帕累托最优”实际上就是指社会福利达到最大。以“帕累托最优”标准衡量为“好”的状态改变被称为“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即一项社会变革使得一部分人的社会福利增加的同时，并不减少其他社会成员的福利。对于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如果一项社会政策变革使得所有社会成员的福利都有所改善，则该项改革是最理想的;如果一项社会政策变革，在增加一部分社会成员福利的同时，给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福利造成不利的影响，则该项改革是否可取，就很难确定。如果对于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所有的“帕累托改进”均不存在，则意味着资源配置已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

“帕累托最优”是一种理想境界，可作为一个判断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状态的标准，而不一定是指现实中的资源配置状态。(www.xing528.com)

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帕累托最优”虽然最早被用于衡量传统资源的配置效率，但同样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是衡量信息资源配置效率的基本评价标准，“帕累托改进”也经常被用来泛指信息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过程。

霍国庆^[6]、黄丽霞^[7]等认为，信息资源配置的效率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投资的效率;二是信息需求的效率，是投资效率的具体化;三是信息资源效率，它既是衡量信息资源配置效率的又一个指标，也是投资效率的另一个侧面。

孙瑞英和马海群^[8]则提出了如何综合衡量信息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他们认为信息资源配置一方面必须服从于总体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宏观目标，另一方面又必须立足于信息生产、信息服务有效的微观基础。首先，宏观上要求整个社会的信息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其次，要求个别信息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是高效率的，同时效率对所有信息机构的发展也至关重要;第三，在考虑信息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时，还要考虑平等的问题，即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应兼顾平等。

别传武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提到^[9]，衡量信息资源配置效率需要从宏观(总体)、中观(产业)和微观(生产者和消费者)三个不同的层次加以考察。他进一步认为，这种理解主要只是考察非智力型信息资源的配置层次与效率，还存在另外的角度，即考虑智力型信息资源的配置效率。这样就存在着文化/制度的效率、教育的效率、人力资本的效率和信息资源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