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核心目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一）国企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生产性、基础性资源的配置问题

企业，作为以盈利为目的，将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组合并向市场提供商品的社会经济组织，占有资源、利用资源、创造产品是其存在的根本；而获得能满足自身存续的收益，或者叫利润，是其存在的前提。新中国的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主义改造、建设过程中，其资源占用和利润获得都是计划性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国家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把控下，依靠政府统筹提供的生产资料，或者是生产资源，有计划地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并根据整体的调拨计划，将产品输送到需要的地方去，以此满足整个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前，包括了国民经济各个门类在内的国有企业，始终是这种严格的计划性供给、生产、再供给的运行模式，与市场需求无关。这种模式，是在基础较为薄弱、发展起点较低，资源相对有限，发展任务繁重且紧迫，技术手段相对落后的情形下的必然举措。只有这样，才能在物力不足的情况下，尽量保证尽可能处理好国家和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先需要解决的急难险重问题。其时，资源配置是高效的。

依靠上述模式，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日子里，中国国有企业担负起了建设国内基本经济体系、快速恢复和构建国民经济基本秩序，逐步建立独立自主、又相对完整的可以在世界上拥有一席之地的国防和科技发展系统的重任。事实证明，这些目标使命，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这是改革开放前中国能够拥有可以比肩世界一流水平的航天、核军工、核应用等能力和实力的重要支撑。在广大国有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经济基本步入正轨，国家各项事业得到较好较快发展，各项经济发展指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低到高，实现了社会主义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基本建设目标。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中国国企，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更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国企能够承担起保障民生、保全国家的重任，也只有国企才能够真正让国家和人民享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

上述模式，实行的是单一全民所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人、财、物和产、供、销都由国家和政府直接管理，这其中就会包含着政企难分的现实，不可避免地产生政企不分的弊端。随着生产和供给的稳定与扩大，随着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开始显现，原有的高度计划性的企业运营模式，就开始阻碍资源的真正有效配置，开始出现生产与收入脱节、付出与所得不符的状况，开始影响到劳动者心理，使之逐步丧失了原有的工作热情和创造积极性，进一步又影响到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影响到资源配置的结果。伴随而来的是国有资源的浪费、工作效率的降低，企业活力的减弱，发展前景的暗淡。需求与供给脱钩，干了和不干一样，其时，形象地对此比喻为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国企曾经的经管形式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国企改革，正是由此而生。

（二）国企改革，同时还要解决社会保障性、公共性资源的配置问题

中国的国有企业是一个小社会。中国国有企业与其他国家的国有企业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曾经还承担着大量的社会性、民生性保障服务职能，如提供住房、设办学校、管理医院、供水供电供热、上下班交通、生老病残亡等一系列事关百姓生活点滴的福利性事务。之所以有这样的职责，是基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政府管理相对薄弱、公共事业几近空白、民生保障层次很低的特殊历史背景。没有民生，便没有国家。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完成好国家使命、政府任务的同时，又对企业职工提供了种种基本生活保障，极大地弥补了国家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短板，确保了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秩序的建立与稳定。其时，在国企就业，不仅是一种荣誉和地位，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依靠和幸福来源。如此的资源配置在当时是必需的。

在解决大量民生问题的同时，国有企业办社会的隐患也逐渐植根。众所周知，社会性、民生性的投入，是一种几乎没有经济回报，或是短期内看不到收益的行为。国有企业对这方面的投入，完全是由企业创造的纯利润来实现的，这就必然要占用大量的、本应该投入再生产的资源。于是，中国国有企业形成了以提供职工福利服务为目的的非生产性资产和专项资金，规模庞大。国有企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用于非生产性福利项目，必然减少用于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资金积累，必然减少对市场研究、队伍建设的重视关注，使企业的发展后劲和增长活力逐步得到削弱和减退。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办社会，因为涉及职工的切身利益，涉及社会稳定，也就成为企业日常经营管理的一部分。而这部分工作，由于政策要求、社会环境、人文素养、法治程度等诸多因素，往往会占用企业经营者的大量宝贵时间，为此不得不分散出其有限的精力，不得不分割出本已有限的财力、物力，投入到与企业生产经营没有直接联系的环节，甚至投入设立完全与主业无关的制造工厂、服务单位等，形成新的“厂中厂”“企下企”，国企的多层级企业链由此而生，甚至多达十几级。这些非主业、非主流都需要有人运作和筹划，自然会影响到原企业主体本应有的、正常的生产经营指挥调度，最终影响到企业整体发展。(www.xing528.com)

（三）国企改革为解决好资源配置问题进行了持续的探索

为解决好前述问题，从1978年开始，中国国有企业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让企业拥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要求，以扩大企业试点为突破口，通过扩权、减税、让利，给予企业一定的自主财产支配和经营权利，逐步改变政府高度集中管控的局面。其后，对企业又试行了经济责任制、包干责任制的管理模式，企业内部随之也开始实行记分计工资、计件工资、浮动工资等办法，把生产责任制同经济效益结合起来，并逐渐形成责权利相联系的生产经营机制。1983年，通过试点带面，将国企上缴利润改为以纳税形式体现，进一步增大企业自有资金积累，扩大了企业自主发展的权利。从1987年开始，以完善企业经营机制为目标，实行了以“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歉收自补”为主要内容的承包制，向打破企业吃国家、职工吃企业两个“大锅饭”宣战，探索建立新的激励约束机制，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得到不同程度激发，企业得到新的发展。

1992年，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中国国有企业开始了以建立公司制为目标的改革，国有企业开始真正向应有的市场主体转变。

通过改革探索，中国国有企业基本改变了原来由国家对企业实行计划统一下达、资金统贷统还、物资统一调配、产品统收统销、就业统包统揽、盈亏国家负责的局面，企业办社会的职能逐步分离、移交，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持续扩大，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更加对等，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得到体现，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逐步恢复，发展活力不断增强，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身份日渐清晰。

随着改革深入，中国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大多数国有企业都完成了公司制改革，企业改制和产权转让更加规范，国有资本从不适合存在的领域有序退出，逐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部门集中，影响力、控制力得到新的提升。国防、能源、通信、冶金、机械等行业的主要力量，我国近乎全部的原油、天然气和乙烯生产，所有的基础电信服务，全国一半以上的发电量，都由国有企业完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有大公司、大集团已经站在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央，一批国有中小企业得到放开搞活，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发展实力得到不断增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效果显著，经济效益明显，为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继续做出重要贡献。

总的看，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等外部环境因素，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是中央推动与企业实践上下结合的产物。通过初步探索、制度创新和纵深推进，实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新契合，实现了社会资源更加优化、更加科学的配置，满足和适应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传统国有企业在体制、机制以及管理方式等方面进行的变革，增强了国有企业发展后劲，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提质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