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秦汉以下，后期黄老文献《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中，又不同了。《吕氏春秋》不但有《贵因》《任数》专篇敷论“因”的重要，也有《审时》《首时》专篇阐述“因时”“适时”的重要，又有《遇合》论述人的际遇与时机的密切关系。《不广》说：“智者之举事必因时。”《首时》说：“圣人之所贵唯时。”事情的难易、大小、缓急、利害都不是问题，关键在于“知时”“待时”，准确了解什么时候是适当的切入时机。《首时》说：
圣人之见时，若步之与影不可离。故有道之士未遇时，隐匿分窜，勤以待时。[22]
天不再与，时不久留，能不两工，事在当之。[23]
要成功立业，“时”机的准确掌握与切入是关键。
但《吕氏春秋》对于“时”的重视与推阐，更加聚焦于“法”的兴革与人事的遇合问题上，尤其是后者。《察今》说：
世易时移……变法者，因时而化……因时变法者，贤主也……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24]
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至……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法之，以此为治，岂不悲哉。[25](www.xing528.com)
“法”是处理人事问题的依据，人与事会随着时空条件而改变，“法”的适效性因此也会相应产生变化，必须配合调整，这是“因”；但什么时候调整最适切，则是“时”的问题。各派法家都如此说，这样的观点也为黄老道家所吸收继承，《吕氏春秋》正是这个意思。
“时”的关键性既然是处理人世事物的普遍胜因，则小至个人际遇的穷通，大至社会、国家的治乱安危，都与“时”有关，《长攻》《遇合》专篇讨论这类问题。《遇合》说：
凡遇，合也；时不合，必待合而后行。[26]
《长攻》说：“凡治乱、存亡、安危、强弱，必有其遇，然后可成。”《吕氏春秋》说，一个人要成功胜出，一个社会、国家的优劣状况，都有一定的机遇、而机遇的到来是时间的自然发展的演变，时间没发展到那个阶段，机遇就不会显现，事情便不会发生。桀纣虽暴虐，汤武未出现前，桀纣不会亡；反之，汤武虽贤圣，桀纣的暴虐不出现，汤武也不王。而汤武贤圣的出现和桀纣暴虐的发展都是“天”，都是自然的机运；机运不来，成败事件是不会发生的。这样的说法把黄老审时、因时以致功的积极义弱化了不少。1993年，上海博物馆购自香港古董店的战国儒简《穷达以时》，亦有类似的思维，它把人的际遇穷通相当无奈地委诸“时”的际遇问题，而充满了无限低回的喟叹。
到了东汉，批判思想大家王充在《论衡》中更写了《逢遇》《适偶》，把人世间诸多因果事件，都看成非因果的适时偶然交错，亦即发生时间点的巧合，完成其适偶的自然论。王充自己说，自己的言论“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27]。事实上黄老虽重自然，却是呼吁积极审慎地掌握、观察“时机”，去兴功立业，并不消极刻板。
但或许是基于黄老的外王崇功宗旨，或许是怕人待时过度，消极偷怠，《吕氏春秋·首时》最后还是提点人“汤遇桀，武遇纣”乃至舜遇尧，虽然是“天”，需要“待时”“遇时”，未“遇时”之前与“遇时”之后截然不同：未“遇时”时，“以其徒属堀地财，取水利，编蒲苇，结罘网，手足胼胝”，辛苦备尝；“遇时”之后，“登为天子，贤士归之，万民誉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无不戴说”。前后状况判若云泥；但“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也就是说，遇“时”与否，固然是“天”，是“自然”而无可奈何。然而，一旦有了“天时”，也要人为的努力配合，“汤武修身积善为义”，忧苦于民；舜耕历山、陶河滨、钓雷泽，也都积极努力，才能换得正果。这一说总算回复了黄老积极正向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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