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文化与稷下学：管子学派

刘向校编后的《管子》八十六篇，现存七十六篇。刘向在整理当时所见的管子书，主要有宫中秘藏、官府藏书以及私人藏书三大来源，刘向看到的“管子书”不止一个版本，而且互相之间既有区别，又有重复的地方。^[7]由此可见，以“管子”命名的篇章及著作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管子书”的流行至少始于韩非之前，《韩非子·五蠹》：“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司马迁也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8]，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韩非子》的引用以及司马迁所提到的篇章，都主要集中在经言与轻重部分，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这些篇章很可能代表了这个学派较早的思想传统。《史记·管晏传》言：“管子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丑。故其书称曰：‘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刘向《叙录》基本沿袭此说法，点出了《管子》的主要内容：第一，重视民生国本。第二，礼法并重。第三，注重经济政策。第四，善于权变。目的是“通货积财，富国强兵”，说到底就是“君人南面之术”。这些思想基本与司马迁提到的篇章的主题相符。用《管子》中的话语，分别可以对应“牧民”“四维”“以法治国”“时变”“轻重”等思想，并在道法之间展开论述。这些主题贯彻了《管子》各个部分而自成体系，善于政治权谋与制度建设，这在先秦思想中非常独特。这反映了“管子学派”继承了管仲变法的思想传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又激发了制度与思想的新变革。这些新的变革主要是在战国时期齐稷下学宫完成的。

稷下学宫与“管子学派”的关系，张岱年、胡家聪、王德敏、宣兆琦以及日本学者金谷治等诸位先生均有撰文论述。主要有三个观点：第一，《管子》为稷下“管子学派”推崇管仲思想的群体所作，非简单的稷下作品总汇。^[9]第二，“管子学派”为稷下主流，他们一方面坚持自己固有的思想传统，另一方面积极吸取了传入齐国的各种思想，并作出重新的诠释。^[10]第三，稷下学宫的“管子学派”主要是总结经验、整理桓管史料轶事、提出建议以为齐宣王称帝作准备。这些都以文字形式形成的论著，托以管仲之名，统称为“管子”书。^[11]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是稷下学宫的“管子学派”，但既然称之为学派，则并非横空出世，也非无故消失的，整个学派的传承发展必须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王德敏、宣兆琦等学者试图给出一个更为广义的“管子学派”，把稷下学宫作为“管子学派”发展到鼎盛的一个阶段。这个广义的“管子学派”分成四个时期：肇始于管仲、发展于晏婴、鼎盛于稷下学宫、延续到汉初。这个说法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回答了“管子学派”延续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对《管子》中的篇章非一时一人之作，既具有多种思想倾向性又有内在的统一性，做出了一个可能的解释。这也比较符合早期文献形成和思想史发展的规律。如若按此说法，则“管子学派”上至春秋下至西汉，其历史跨度之长在先秦思想史上绝无仅有。一个学派如果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发展，不可能不分流，不可能一成不变，这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一样，是思想发展的必然规律。特别是到了稷下学宫，“管子学派”关切的根本问题已经和管仲变法时期有了本质差别。管仲变法是为了“攘狄存周”，变法实质是改制，是对礼的调整。而战国时期，周室进一步衰落，田齐取代了姜齐，各国称霸，则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这些都促使“管子学派”对固有的思想传统必须做出符合时代的新诠释。例如，法地位的不断提升，法的精神不断发掘和塑造，以及王霸之道和革命思想观念的出现，都是不同于管仲变法时期的思想创造。而在这种各派思想碰撞特别激烈的时期，对传统的重新诠释是必然呈现出多样性的，这种多样性本身也和“管子学派”的官学性质分不开。所谓“管子学派”的官学性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管仲及其追随者都是齐国政要，不存在私学的传承。^[12]也只有齐国的实际执政者，才最可能接触到诸多与齐桓管仲相关的言论与历史文献，才会出现托名管仲的著作。第二，这个统治阶层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甚至可以说代表了齐国主流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虽然随着时代所关切的根本问题不同而有所发展，但基本是通过发展演绎管仲遗说，不断诠释塑造形成的。第三，作为齐国的统治集团必然遍及各个不同领域，他们主要目的不是著书立说而是富国强兵，因此其言论具有很强的政治实践性，并且善于制度的构建。他们各有所职亦各有所长，所以在诠释管仲思想时就会出现不同的倾向。稷下学宫又正好汇聚了各种不同思想，加之“管子学派”本身的官学性质，两者的交互碰撞，所以形成了《管子》“内容非常驳杂”，而又“进行了折中的融合，在整体上是统一”的特点。(www.xing52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