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考试史：隋唐科举实施

隋唐科举考试制度在全国付诸实施后，湖北地区也随即得到贯彻。自此时开始，湖北士人通过湖北科举考试的平台步入全国政坛者，代不乏人。

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中正官为权势者所垄断，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唐代的科举制，为社会各阶层人士开辟了一条路径，使他们能通过努力学习，跻身于统治集团。湖北籍的许多学子，通过科举步入仕途者，有的后来官至宰相。例如，刘洎(?—645)，为荆州江陵人，字思道。贞观七年(633)升任给事中，转治书侍御史。当时尚书省积压了大量诏敕，连年不能解决，他于是建议精选左右丞、郎中等官。未几，拜尚书右丞，办事精谨。岑文本(595—645)，字景仁，荆州人，博考经史，善属文。贞观中，累官至中书侍郎，专典机密。太宗用兵辽东时，凡所筹度，一皆委之。张柬之(625—706)，襄州襄阳人，字孟将，永昌元年(689)以贤良征试，对策第一。累官至凤阁舍人，后出为合州、蜀州等地刺吏，迁荆州大都府长史。因人推荐，迁秋官侍郎，旋为宰相。有唐一代，仅襄阳杜氏、皮氏、邓州岑氏、范氏、韩氏，往往一门中进士多人，被传为美谈。开元十七年(729)，荆州解童子萧同和并其胞弟入试，兄弟俩同时及第，一时传为佳话。^[22]

牟发松在《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中，对湖北各州中进士的名额作过不一定完全的统计，并对唐代前后期作过对比。兹列出对照表如下(表3-1)。

表3-1　唐代湖北各州进士名额统计表^[23]

从上表可以看出，唐代湖北科举及第者主要集中在襄州、荆州和邓州；复州和峡州在整个唐代仅中1人，安州仅中2人，鄂州仅中3人。这说明，唐代湖北各州发展很不平衡。邓州及第名额最高，后期比前期成倍增长。襄州前期比后期多3人，这可能与襄州在唐代后期成为古战场有关。表中无随、郢、均、归、施、黄、蕲州，显然不太正常，这有可能是因资料匮乏所致。事实上，黄州、蕲州在唐代，是实现了科举及第名额零的突破的。唐代黄州黄冈中进士者有周墀和周万，周墀官至尚书仆射；麻城阎伯玙中进士后，官至户部侍郎。蕲州有卢储中进士，官至员外郎；广济中进士较多，仅徐氏一姓，就有徐良贤、徐栗、徐统、徐逊志、徐贞志、徐登、徐鹏程等7人，其中徐登官至四门助教。五代时，蕲州还有陈起、吴淑中进士；陈曾出任黄梅令，吴官至尚书右丞。^[24]随、郢、归、施诸州虽未见资料记载，但从后世中进士者代不乏人前推，恐也有所遗漏。(www.xing528.com)

从总体上看，可以说，唐代湖北科举并未成为盛事。自古自然条件、经济条件较好且人文荟萃的荆州，在唐代科举考试中也未曾显山露水，这与其文化名声颇不一致。《唐摭言》记载:“荆南解比，号‘天荒’。大中四年(850)，刘蜕舍人以荆府解及第。时崔魏公作镇，以‘破天荒’钱七十万资蜕。蜕谢书略曰:‘五十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岂曰天荒!’”^[25]尽管衡量一个地方的教育水平，不能完全以科举及第名额为评价标准；但在某些方面来看，特别是在当时那个特定的时代，科举及第名额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了当地文化教育的发展水平。

隋唐湖北地区士人科举考试及第率不如宋元明清，原因是比较复杂的。隋唐科举考试虽然大致是每年开考，但也有隔一年、两年举行考试者；最多的，一隔就是五年。尽管每年开科考试，但每年仅录取三四十人；录取之数，远远低于宋元以后。另外，还有其他比较重要的原因，如湖北各府、州、县离长安较远，士人远道赴长安多有不便。这一问题在荆州考生刘蜕的文章中得到了反映。大中四年(850)，赴举者刘蜕曾在一篇文章中诉说了赴举的辛酸:

家在九曲之南，去长安近四千里。膝下无怡怡之助，四海无强大之亲。日行六十里，用半岁为往来程，岁须三月侍亲左右，又留二月为乞假衣食于道路。……况有疾病、寒暑、风雨之不可期者，杂处一岁之中哉!是风雨生白发，田园变荒芜。^[26]

刘蜕所说的“半岁为往来程”，不仅诉说了赶考的辛酸，而且吐露出其间巨大的经济压力。半年间不仅收入全无，还有旅途车马费、旅店费、饮食等费用，无疑是一笔不小的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