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考试史：科举制度与实施

一般学者认为，科举制度创始于隋唐，在宋代得到发展完善，后历经元、明、清，经历了整个中国封建时代中后期一千三百年的历史。说科举考试起源于隋代，主要依据是隋炀帝大业二年(606)秋七月，“始建进士科”^[1]。很显然，这是以进士科的设立为标志，来确定科举考试制度起源年限的。实际上，科举考试的科目很多。只有进士科延续到明清，而且是明清时期硕果仅存的常科。

1.隋代科举制度的创立

科举制度是在吸收前代选举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确立的。它以地方考试选拔、审核推举为基础，经过层层考试筛选，最后将全国各地选拔的优秀人才集中于中央，并将这些选拔起来的人才与官员的任用结合起来，以为统治者服务。隋文帝开皇七年(587)正月，“乙未，制诸州岁贡三人”^[2]。此举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实施的九品中正制的背离，又是对汉代察举制形式上的承袭。它打破了门阀地主对选举的垄断，实行每岁选拔贡士，为地方的中小地主开辟了参政的途径。贡举依科目选拔人才。隋开皇时设置的科目，有秀才、明经等。而地方贡举选拔灵活，一般依考生的特长而举；适合秀才条件的就举为秀才，适合明经条件的就举为明经。此即为“分科举人”之制，为科举制的创立，在形式上铺平了道路。

开皇十八年(598)，“秋七月……诏京官五品已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3]。这是隋朝选举制度的进一步定型，它标志着察举转向设科举人，具有了科举考试制度的重要特征。前者强调的是德行，后者强调的则是才干。这体现了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基本标准，为德行与才能两科。但这两科仅是根据诏令举行，并未成为定期举行的科目，至多只能视同于科举中的特科或制举。

图3-1　隋朝考试作用益重

隋炀帝即位后，施政方针政策时有变化，前定制度已不能适应新的发展，于是有了诸多改革，且改革也涉及选士制度。大业二年(606)，隋炀帝下诏设置进士、明经二科。这一诏令的下达，成为考试制度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举措，它代表了以文才取士的选士方向。这是因为，进士科是科举考试制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科目；它的创立，也就意味着科举制度的形成。

大业三年(607)夏四月，甲午，隋炀帝又下诏以十科举人:

夫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节义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贪厉俗，有益风化。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并为廊庙之用，实乃瑚琏之姿。才堪将略，则拔之以御侮，膂力骁壮，则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以此求治，庶几非远。文武有职事者，五品以上，宜依令十科举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擢。其见任九品以上官者，不在举送之限。^[4]

这道诏令所设十个科目，包含有政治、道德、法律、经史、文学、军事等科目，反映了隋朝对各种人才的广泛需求。这更加强了分科取士的趋势，也使考试科目具有了多样性。

大业五年(609)六月，隋炀帝又根据政治的实际需要，诏令从地方选拔优秀人才:“辛亥，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5]此诏所提四科举人，是在前十科举人的基础上挑出的四科；所裁省者，多为道德品行科目。这说明，统治阶层更注重实用人才的选拔。

终隋以观，隋代科举的设科，一般分为六科，它们分别是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这从史书记载可以得知:“唐循隋制，诸郡贡士，常贡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明书，有明算。”^[6]

隋代科举考试归属于尚书省，由吏部尚书负责管理；具体事务，则由吏部曹的吏部侍郎(后改称为吏部郎)来办理。考试方法，依设科而有所区别。

隋代科举考试制度中，最有代表性的考试是秀才科、进士科、明经科。这三种科目的社会影响最大，应举者相对也较多。秀才科是要求最高的科目，凡是被推举的秀才，都要“试方略策五道”。试策均以书面问答，应试者须针对问题，说理解答；试卷评判，依据文与理两方面标准来衡量，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等第，又称之为“四科”。甲第即文理俱高者；乙第即文高理平或理高文平；丙第即文理俱平；丁第即文理粗通；还有文劣理滞者，为不第。试卷评出等第后，要将结果及试卷呈报上司审核，最后呈奏皇帝，获准后，即正式发榜为秀才。如遇上司对试策的结果有怀疑，可举行复试，再作检验。秀才科注重博识高才。当时，全国被举为秀才的人数极少，结果是只有少数人，甚至有时只有一人参加考试；通过考试的人更是少之又少。《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论》载:“有隋总一寰宇，得人为盛，秀异之贡，不过十数。”据此，秀才科的难度可想而知。进士科则以试策为主。这种试策，实际是以当朝所关注的社会政治问题为题目，要求应试者对此论述己见，提出建议，然后据此定出高下优劣。录取者分为两等，即甲科与乙科；也是根据文与理两方面来评判，要求文须洞识文律，理须义理恰当。据有关文献记载，房玄龄、杨纂、杜正仪等均是隋朝的进士。明经科的考试只用试策，试题出于经书，录经文或注义为问，共十道，称为“墨义策”或“经策”。明经试策，评卷亦分甲、乙、丙、丁四等或四科。要求考生能通两经，文注精熟，辨明义理。学者孔颖达，即中当时的明经科，“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7]。其余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则应举者少，社会影响较小，相关人物亦记载不多。

隋朝创立的科举考试制度，以经学及文理为标准选拔人才，是对以往取士制度的重大突破。它广收天下人才，吸引大批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不但缓解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加强了中央集权。虽然隋朝的历史不过三十八年，其考试并未真正制度化，但科举考试方式的确立，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继起的唐朝，沿袭隋朝的开科取士方式，使科举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2.唐代科举制度的初步完善

唐代文化比较开放，各方面的制度都比较宽松。唐初几位君主，都比较重视才学。太宗皇帝即位后，为打击跋扈的士族，乃提倡人才至重的新风尚；但求贤才，不问出身如何。其后武则天提携进士，目的是以新进抗衡朝廷元老。她于是重文词以广取士。时任礼部员外郎沈既济有言:

太后任事，参决大政，与天子并。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寖以成风。以至于开元、天宝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遗烈，下继四圣治平之化，贤人在朝，良将在边；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虽有宏猷上略无所措，奇谋雄武无所奋。百余年间，生育长养，不知金鼓之声，爟燧之光，以至于老。故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己立功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仕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8]

此后的代宗、文宗、宣宗亦甚好文学。以“文章”取士，虽为科举助焰不少；然而科举所重者，依旧为经学。

唐代的考试科目繁多，主要有秀才科、明经科、明法科、明算科、开元礼、“三诗”、史科、童子科等。秀才科指文才杰出，对策高第者。高祖武德初即有此科。但由于秀才科考试较严，宁缺毋滥，每年不过一二人。故贞观以后，罕有此举。故后人有言，唐代“以秀才科等第最高”，取人甚严。明经科强调要通晓儒家经典。唐代规定，将儒经分为大、中、小三类，士人可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高宗时，加试《老子》，后又令习武则天所著《臣轨》。明经每次百人，是进士科的4倍，及第亦不难，熟读注疏即可。中明经似探囊取物，故有“三十老明经”之说。进士科的名词出现颇早，系由逐级选拔而出，为进贡王室以授爵禄的优秀人才之称。在各科中，该科最受重视。及第者，有“白衣公卿”或“一品白衫”之美称。因此，进士科最受士人的青睐，故有“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9]之说。唐时每每入试者虽达千人之多，但及第者，最多不过30人。明法之类的科目，都带有专科的性质，在此不一一赘述。

唐代科举考试的生源，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生徒。通指中央官学的生员。唐代学校和科举考试，大体是相辅而行的。官学的生员，亦有比较频繁的考试。国子监将学生学业考试成绩优异者，报送司业、监丞，由他们负责再考试。确实优异者，由祭酒复核，报送尚书省礼部，可“免解”，即可获得与各地乡贡同等参加省试的资格。第二是乡贡，此为生员怀牒自列于州县者。凡入贡者，先须参加本县考试。由州长对县试成绩进行复核后，再将合格者送往京师。州试也称乡试，一般在秋天进行，故称“秋闱”，又称“发解试”。乡试第一名称“解元”或“解头”。士人向州县投牒请试，称为“求解”。因所举每年十月随地方向京师进贡的粮税物产一起解赴朝廷，故称为“发解”。他们赴京后所参加的尚书省礼部的考试，称“省试”。省试的时间，为每年的三四月；此时槐花发黄，故有“槐花黄，举子忙”之谚。

对入试者的资格，唐有比较严格的要求。朝廷规定，凡属下列之一者，不得参加考试:一是曾触犯过大唐法令者；二是工商子弟；三是州县小吏。为使入试者不致冒滥，唐代实行保结法。开成元年(836)，中书门下省奏:“今日以后，举人于礼部纳家状后，望依前五人自相保。”如有“缺孝悌之行，资朋党之势，迹由邪径，言涉多端者”，不准就试。“如容情故，自相隐蔽；有人纠举，其同举人并三年不得赴举”^[10]。

唐代科考的方法，主要有四种:(1)帖经。类同于填空题。即任取经书一页，将左右两边遮盖起来，中间仅露一行，用纸贴3~5字不等，要求把所覆盖的字填写出来。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均须帖经。这种考试，主要是考记忆力，即检测对经书的熟悉程度。(2)墨义。类同于简答题。即简单的经义问答。要求叙述典籍中有关史实与大义。以笔作答的，叫“墨义”；以口作答的，叫“口义”。由于墨义仅由考官单独进行，没有有效的监督，故考官与考生往往能串通作弊。(3)策问。类同于论述题。即就社会实际问题提问，要求读书人走出故纸堆，面向社会，思考问题，并设法解决。要求熟读经史，通晓时务；有写作技巧，有鲜明的主张。(4)诗赋。针对“进士唯诵旧策，皆亡实才”^[11]之弊端，永隆二年(681)，一位考功员外郎建议，进士加试杂文。此后，进士科偏重文辞的倾向日渐明显。神龙、开元年间，进士科开始试诗赋；其后明确规定，进士试杂文为一诗一赋。另在吏部试时，还有面试、口试等方式。(www.xing528.com)

唐代科举考试还盛行“行卷”与“通榜”。“行卷”，为应试者将自己素日所作诗文中的上乘者，投呈给当时的名公巨卿，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从而向主考推荐，以增加及第的希望。这可以看作是，举子凭借作品自我推销的手段。当时所谓“投贽”“投卷”“贽谒”“献所业”等，都是行卷的别称。也有举子直接向主考机关尚书省礼部行卷的，此举被称作“省卷”或“公卷”。“通榜”，指在省试前，由达官贵人、社会名流、文坛巨子与主考官相互通气，共同拟定出举子才德声望的名单，名之曰“榜帖”，又称“通榜帖”。目的在于求助他人，为之延誉通榜。唐代行卷逐渐形成一套规范化的程序:首次行卷，称作“求知己”；如果石沉大海，则每隔数日，再投一次，名之曰“温卷”。

唐代士人参加礼部举行的省试完毕，其文送中书门下省复核，通过后放榜。省试取中称“及第”，或称“登科”“擢第”，亦有“折桂”“登蟾宫”之说。但唐代及第并不等于进入官场，还要通过吏部铨选。通过后，方可脱释平民褐衣而进官服，故吏部试也称“释褐试”。韩愈25岁及第，三试于吏部，“十年犹布衣”；李商隐亦如此。襄州襄阳人张柬之(625—706)，是唐代著名宰相，进士出身。永昌元年(689)，武则天策试贤良方正科，张柬之以60余岁应召，在一千多名对策者中，名列第一，授监察御史、凤阁舍人。

张柬之所参加的这次贤良方正科考试，试题是:

朕以薄德，谬荷昌图，思欲追逸轨于上皇，拯群生于季俗，澄源正本，式启维新。俾用人委能，靡失其序，以事效力，各得其长。至于考课之方，犹迷于去取；黜陟之义，尚惑于古今。未知何帝之法制可遵?何代之沿革斯衷?此虽戋戋束帛，每贲于丘园；翘翘错薪，未获于英楚。并何方启塞，以致于兹?伫尔深谋，朕将亲览。^[12]

张柬之这次考试，由武则天亲自命题，问以“用人委能”“考课之方”“黜陟之义”。张柬之在对策中明确指出:“俾用才委能，靡失其序；以事效力，各得其长。至于考课之方，犹迷于去取；黜陟之义，尚惑于古今。未知何帝之法制可遵?何代之沿革斯衷?”^[13]由此可知，唐代科举弊窦甚多，不宜作过高评价。

3.两宋科举制度的全面强化

宋代是科举考试制度走向严密化的重要时期。宋太祖开宝九年(976)，首先恢复察举制度，诏诸州察民有孝悌力田、奇才异行或有文武才干者以闻。次年诸道解送740人。太祖诏翰林学士李昉等于礼部试，均未入选。其中，濮州以孝悌之名推荐来的达370人，太祖于讲武殿亲行试问，均不足取，于是颇为生气地说:“止可隶兵籍耳!”^[14]自此便废察举。宋代统治者也认识到，唐代安史之乱及五代战祸之因，在于兵强将悍。要复兴国家，在于重文、崇儒、重科举选士。

宋代科举考试录取人数远远多于唐代。唐高宗时，最多的一次为79人。录取人数不多，使得王仙芝、黄巢等累试不第者起兵反叛。宋吸取此教训，太平兴国时，取到数百人。真宗咸平三年(1000)，取进士409人，诸科430人，加上其他门径，共1800余人，为最多的一次。以后，每一次考试，录取人数都达数百人之多。

科举的三级考试之制，在宋代已经形成。唐代考试为两级:第一级为各州举行的“取解试”，或称为“州试”；第二级为礼部主持的省试。而宋代在两级考试制度的基础上，于开宝六年(973)增加殿试，形成了三级考试之制。州试也称“乡试”，是宋代科举考试的最低级考试。试前，须由各县对报考士子加以考选，而后送至州。州对各县送来的士子再进行考试，称州试，又称“解试”等。各州为了保证解送者的水准，常取“逐场去留”的淘汰法，取优汰劣，严格把关。州试一般于秋天八月举行，故称“秋试”。在学及格或遇特恩，不经解试而直接试于礼部的，叫“免解”。州试通常由州通判主持，由录事参军主持其他各科的考试。取录者被称为“举人”。“省试”也称“礼部试”或“会试”，是对各地所解送的贡士在礼部进行的考试。因为是在春天举行，故称“春试”或“春闱”。主持者由皇帝任命，多由六部尚书、翰林学士知贡举。所取第一名称“省元”或“会元”。落第者可以参加复试一次。“殿试”于武则天时偶有为之，但未成定制。开宝六年，翰林学士李昉知贡举，录取进士、诸科及第者360人；进士武济川、“三传”刘睿“材质最陋，对问失次”，竟被录取。因武与李昉是同乡，引起太祖的疑心，遂亲自主持复试，从360人中选出进士26人、诸科101人。此后，殿试成为常制。

宋代科场法规最为齐备，而且得到了较好实施。首先，完善了“准考证”制度。由于开始科场纪律并不严格，导致冒籍者有之，滥报者有之，倩代者有之。宝祐二年(1254)规定:“初请举者，从所司给帖赴省，别给一历。如命官印纸之法，批书发解之年及本名、年贯、保官姓名，执赴礼部；又批赴省之年，长二印署……如无历，则不收试，候出官日赴吏部缴纳，换给印纸。”^[15]此制于次年始行。以后伪冒之人，不却自遁。

其次，罢公荐，停公卷。公荐是在知贡举官赴贡院主试前，台阁近臣向其推荐自己熟知的所谓“有才艺”之士。名义上是出于公心，故称“公荐”。公荐实际上是私荐，是请托。此制的存在，使知贡举权力逐日增大，以至于直接掌握了举子命运，限制了真正有才学却无门路的考生。乾德元年(963)，宋太祖下诏:“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16]公卷是唐代科举考试中的一个程序。考试之前，考生先将自己平日文章投献给主考官员，作为考试成绩之参考。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成了知举官徇私的一种手段。庆历元年(1041)，诏令“罢天下举人纳公卷”^[17]，考生试卷成为科举考试评定优劣的唯一凭据。

其三，实行弥封、誊录之制。为了防止考生与考官串通，预先在试卷上做记号，于是，将考生试卷上的姓名、籍贯等信息全部密封起来，让阅卷官难以对号入座地进行照顾或贬抑。为了防止考官辨认出考生所作的暗号或字迹，又令书吏将所有试卷重新抄写一遍，将抄写卷交与阅卷官评定，以免却阅卷评分的不公平。

其四，实行“锁院制”。太宗淳化三年(992)正月，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等5人知贡举。他们一接到命令，当即赴尚书省贡院锁宿，暂不回家，借以杜绝请托。此后便成为常制，规定知贡举受命之日，须马上奔赴贡院，以回避亲戚朋友的请托和行贿。

4.元代科举制度的全面弱化

元代是蒙古族建立的帝国。就版图而言，其疆域为中国历史之最；然就其文明程度而言，却是落后的游牧文明向先进的农业文明所进行的逆向冲击，造成了文明的断裂或滑落。科举制度也因此全面弱化。

元代统治术，大体为“遵用汉法”；但其实质，却是防范汉族或笼络汉族。元太宗八年(1236)，中书令耶律楚材便“请用儒术选士”^[18]，获准。次年八月，元朝首次试诸路儒生，“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19]。然而此后数十年，元代历任统治者再未开科取士，仅以征召访求罗致人才。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中书省大臣为恢复科举事上奏皇帝。其中有言:

科举事，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摛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20]

皇帝批准此折，决定重新开科取士，并责令相关部门制定“科试条例”，对科考的日期、科目、内容、场次、方式、方法等进行了具体规定。

此后的元代科举考试，基本是三年一次，亦仿照宋代办法，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又将蒙古人、色目人分为一组，汉人、南人分为一组；分组考试，分组发榜，有着明显的种族歧视色彩。其程式为:蒙古人、色目人第一场考经问5条，于“四书”中设问；回答须采用朱子章句集注，义理精明、言辞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试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500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试明经、经疑二问，于“四书”内出题；采用朱子章句集注，限300字以上。第二场古赋、诏诰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表章四六体，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于经史时务内出题，限1000字以上。蒙古人、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蒙古人、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者，中选后加一等授官。乡试由中书省派往地方的执行机构主持；会试由礼部依乡试例，于乡试的次年二月初一举行。

元代还制定了优待会试下第举人条例:蒙古、色目“年三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以下，与学正、山长。汉人、南人年五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以下，与学正、山长。先有资品出身者，更优加之。不愿仕者，令备国子员”^[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