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教育与公共教育制度

泰西教会在中国之教育事业迄今已成为一重要问题。所谓教会者，包括天主教与耶稣教而言也。初意不过为传道之一助，事事从简。至近数年间，始达若是之范围与性质，而其影响及于吾国之新教育又甚巨也。民国元年（1912），耶稣教会在吾国设立之学校，统计初等小学3708所，学生86241人；高等小学5537所，学生3384人；授高等学问者有30校，中有9校命名为大学者。天主教会之学校统计表未见于世，然其学校总数不能多于耶教会所设者无疑。信天主教之儿童，则有祈祷学校以教育之。宣教者与女尼之教育则有特殊之学校，又另设缙绅信徒学校。高等学校受主教会之监督。沪上之震旦学院与徐汇公学即为天主教会所设者，规模颇具。全国天主教会与耶稣教会所办教育事业，虽无详确之统计，而约计之，学生必在十万人以上也。

国人对于近世学问之需要度颇强，而政府教育之进行亦以国民标准为主，故对于教会教育之状况不惮研求。因是各教会与其本国董事会，思有以观察己之教育政策，与夫如何坚固其教育事业之根基。数年间纷纷组织教育考察团、委员会等，于宗教会议时亦累次讨论教会之教育问题，实行厘定教会教育之宗旨，其成绩与缺点，或其所以失败之由，标而出之，而改良之条陈尤所欢迎焉。基督教各宗派联合一教，以成一各级学校办法之标准，免除无谓之冲突、竞争，而选择优良教员与主持教育之人，实为急务也。

中国政府之对于教会教育有发生之问题焉，即取如何之对付态度是也。前清时，毕业教会学校者无享受学位与实官之权利，且并无立案之例。一取放任主义，各省咨议局规定官立学堂之毕业生有选举与被选权，而教会学校则否，非有排外与排教会之意也，不过当时政府欲保新教育之国民性耳。若现今政府，则全返其情形，虽对于教会教育无甚积极之政策，闻已派委员往日本考察一切，固非漠不关心者也。

教会教育问题之当研究者有三：1.政府应取何种承认与管理制度；2.所取之制度是否为教会所欢迎；3.与政府之本身有若何之利益。此三者中，其第一节则日本与印度所行之制度，可备参考焉。就日本教会学校与政府生关系之道有三：1.政府只承认一部分之教育事业，无视学规程之厘定，是以亦不干涉其宗教之教授。2.承认其学校之从一种政府教育格式者，予以宗教上之自由，得延展兵役年限，准升入政府设立之高等学校；中学许其转学，毕业后充义务兵役一年；第二种承认之限定，以政府学校课程为标准者，每年授课占220日，除去考试与休业日不计，各种表簿及试验卷当保存以待视学之查验，又每年须造成报告书，且教员中必百分之若干须经检定者，校舍与场地必合官定章程；学校之事务，随时当从政府视学之指导。3.此种之承认学校，为完全遵政府制度者，享受各种权利与政府设立之学校等，公众之对于此种学校信任较切，因其组织纯然为一政府学校，校中无宗教课，并无宗教仪式故也；其教授禁制之宽严，视地方之情形而异其程度，有数种学校可于课余或校外设立宗教随意班。(www.xing528.com)

印度教育制度，有政府得承认私立学校一条，教会学校即包括于私立学校之中。若教授合法，即可得政府之承认，而宗教讲演之有无，不予以限制也。1854年，印度教育公报载明，凡政府扶助之若何，与时间之长短，一以视学按期报告为准。当视学来校时，对于宗教讲演无所顾问，故印度教会学校皆可授宗教课，而视学惟一之责任，即稽考所授之教育是否应享所给扶助金之数是也。

吾国所当取之方针而最适宜者惟何？曰须采用承认之制度而不干预其宗教教授，惟限以实行一种教育标准而已。尝闻教会之希望，谓予所主张之政策乃极公平正直者，几全体赞成之。讲言之，虽日本对于教会学校之第三种制度，有数种教会亦颇欲予以承认。因如是，则上流社会之子弟多愿来教会学校肄业，且彼等之来也，出于本心，其领悟宗教之道必较切。虽直接之成效较少，无害也。行日本第三种制度仍可输入宗教感化，惟不以教室而以随时演讲，岂不甚便！若以学校之活动、公众之信任以及施耶教教育机会之广诸利益，与受干涉之害相较，其得益奚啻信蓰。

吾国既得日本与印度之经验，并观己国之现状，因知一种承认与管理教会教育制度之不可缓，而其利益又非可以一概论也。政府若欲创行管理与监督教会教育之法，参以试诸私塾者，庶几近之。政府因经费竭蹶，教育不克扩充，既管理教会而利用之，适可以补其不足，且同时政府得以观教会教育之如何，而知受其教育者并非一不知国情，昧于己国生活之人，乃一富于国家思想与完全中国精神之国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