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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松石龙形器出土于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3号基址南院贵族墓，位于墓主人骨架之上。龙巨头、卷尾，以白玉为眼睛，以绿松石及白玉为鼻梁。龙身略呈波状，中部起脊。绿松石龙由2000余件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嵌粘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有0.1厘米，其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的文物中，尤其是绿松石龙形器中十分罕见，堪称华夏第一龙。该龙的发现被评为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玉璋，1975年出土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由一整块玉料琢磨而成，阑干部分有弦纹装饰，两侧刻有精美的扉牙，尾部有一打磨规整的圆孔。璋应该是贵族的手持物，相当于日后的“玉圭”。

这件商代铜鼎内壁上，带有“子申父己”四字铭文。“子”是商代时期王族姓氏，而据文献记载夏商王族多以天干命名，也就是说，这是子申为他的父辈“己”所制作的一件青铜鼎。外面的玄鸟纹是商代的一种常见纹饰，商代认为玄鸟是一种祥瑞的神鸟，诗经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一说，商人将玄鸟看作祖先崇拜，而鸟就是我们平时常见的燕子。

这件兽面纹铜方座簋，1977年北窑西周墓出土，为盛食器。这件铜方座簋，铸做精美，纹饰清晰，以高浮雕、浅浮雕为主要手法，将器身和方座上的兽面纹清晰生动地表现出来，两边侧耳上有头顶鹿角的大象头装饰，将青铜器的华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1993年，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召伯虎盨。盨（xǔ）是一种盛食器，洛阳博物馆藏的召伯虎盨高25厘米，长35厘米，宽20厘米。两侧有附耳，底部有四条柱状足。在盖子口沿和腹部口沿处装饰着云雷纹衬底的变形龙纹，腹部下半部分装饰了四道弦纹，柱足的上半部分装饰着兽面纹。盨作为盛食器，常见的为圈足，像召伯虎盨这样的柱状足较为少见，更为重要的是内壁有两行铭文“召伯虎用作朕文考”，表明这件器物是西周晚期的名臣召穆公为祭祀亡父所用，整件器物做工精湛，纹饰简练而精美，造型古拙而质朴。召伯虎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召穆公，成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以及我们现在所说的“共和”一词都和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周厉王为政暴虐，还不允许国人当街发表言论，在厉王的高压政策下，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招呼，只用眼色示意，称之为道路以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伯虎劝谏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但厉王刚愎自用，并不纳谏，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在公元前841年酿成了国人暴动，厉王带着亲信仓皇出逃彘地，也就是今天的山西霍州。暴动的国人冲入王宫没有发现厉王，便转而寻找太子静。召穆公将太子静藏在了家中，国人围住召穆公家，要召穆公交出太子，召穆公迫于压力便将自己的儿子假充太子静交了出去，被国人杀掉。从此便开始了召穆公、周定公共同执政的“共和时期”，公元前841年也就被认为是共和元年。到了公元前828年，也就是共和十四年，厉王死在彘地，召穆公和周定公才拥立太子静继任王位，成为周宣王。

在这里需要解释下公元前841年这个重要的时间，《史记》的编撰者司马迁坚守着编订纪年必须根据可靠的历史资料的原则，而他当时掌握的可靠纪年资料又只能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也就是说，司马迁仅追溯到700余年前的具体年代，再往前，即夏商周的记载，仅有世系（各个王在位的先后顺序），而没有具体年代。本来，司马迁认为自黄帝时代以来应该就有历史纪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历史也是有纪年的，可是他在写《史记》时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发现历史记录不全，说法也各不相同，模糊不清，真实的纪年没法确定，只有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之后的纪年才是连贯一致的、可以确定的，于是他只能以此为开头编订纪年。而这件文物召伯虎盨就是那个特定的年代下重要的一件青铜器。

中国古代对乘舆制度非常重视，周代规定：“天子驾六，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是周礼的重要组成内容，被统治阶级作为代表等级和身份的重要标志。我们可以从这一组保存完整的车马器，来大致了解一下先秦时期的马车构造。

最上方的一组车衡饰，是用来装饰马车最前方的一根横木，车衡与车厢之间只有一根车辕连接，驾车的马匹往往都以车辕为中心左右对称，以带动马车行进。这两对龙形铜牌用来装饰在车厢两侧，中间的这一件当卢，则是装饰在马匹额头上的面具。最下方我们看到的这个大的构件叫作车毂，也就是车轮轴心的这个位置。先秦时代的马车受到工艺限制，一般都是将车轴直接绑缚在车厢下方，马车由车毂转动来带动车子行进。为防止车辆高速运转时车轮会发生松动、脱落的情况，在车轮外侧的车轴末端还会套上一个圆柱形的车軎（wèi）来加以固定，再用一个类似于插销的车辖将车轴和车軎牢牢固定在一起。我们看到的这一对人形跪坐车辖，就是这个作用，像我们今天使用到的“统辖”“管辖”这类词语，就是由车辖演化而来的。(www.xing528.com)

这件原始青瓷罍，已具备了成熟瓷器的某些特征，它不仅有一层极薄的石灰釉，而且烧成温度已从陶器的1000℃左右提高到1200℃，使得胎体呈较深的灰白色，含有一定的玻璃质，形制规整，釉色均匀，肩部带有三角几何纹线条。因为还不完全与成熟的瓷器相同，因而称其为原始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周时期洛阳原始瓷器的发展水平。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列国争霸、群雄逐鹿的历史大变革时期，诸侯国势力日益强大，而作为统治者的周王室则日渐衰微，为了加强周王室的势力，王室就与强大的诸侯国联姻。

我们现在看到的齐侯宝盂就是齐、周两国联姻的实物见证，腹壁铸5行26字铭文：“齐侯作朕子仲姜宝盂，其眉寿万年，永保其身，子子孙孙永保用之。”由铭文可知，这件铜盂是齐侯送给女儿仲姜的陪嫁品之一，这对研究周王室与齐国的政治地位以及齐、周两国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另外，铭文的字体清秀匀称，也是难得的金文书法珍品。在这件青铜器的两端，还有一个海马这样的动物造型，齐国是当年姜子牙的封国，那是挨着海边的，自然是见过海马的。

上世纪20年代末，一场大雨过后，一座大的陵墓区在洛阳孟津平乐的金村惊现于世。由于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贫弱时期，这些陵墓遭到了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的疯狂掠夺，金村出土的精美文物，都已流失海外，现藏于世界各国的博物馆或由私人收藏。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大鼎，正是目前唯一保存在洛阳的金村文物，其整体由器盖和器身两部分组成，合成一个扁圆球形，是战国时期鼎器的典型形制。当年挖掘出来的精美文物有3000多件，多为玉器、青铜器、错金银器等，现在留在国内的只有北京、南京、洛阳三件，大家看这件大鼎，应该属于这3000件中体型较大，但是不够精美的那个。当时咱们连自己的文物都保护不了，想想现在的生活，确实应该感谢咱们伟大的祖国。

吴王夫差剑，兵器，1991年洛阳市东周王城战国墓出土。长48.8厘米，剑体上有“王夫差……作其元用”7字。此剑的制作时间应该是夫差在位的20余年间。这是吴王夫差剑在洛阳地区首次发现，是东周时期周王室与吴国交流的见证。

这把青铜剑是战国时期的佩剑“繁阳之金”，剑身有错铜蚊脚书“繁阳之金”四字。繁阳地名，战国时属于楚国，在今天河南新蔡县北部一带；金泛指兵器，因此，“繁阳之金”的意思就是在繁阳铸造的青铜剑。这把青铜剑保存完好，至今十分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