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钱湖山水灵异,造化膺神契,也因河流湖泊带来的运输方便,得天独厚地造就了一个中国墓道石刻的天然博物馆,其文化内涵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湖泊文化底蕴。
历经沧桑,史氏家族中的师才和师木兄弟俩中第了。史师才于政和八年(1118)登进士后,至绍兴二十四年(1154)官至端明殿学士、佥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成为史氏家族首任宰执。之后,史师才的大侄子史浩、史浩的儿子史弥远、史弥远的侄子史嵩之都做了丞相。历时一个半世纪的南宋,史氏出了“一门二王、三相四宰、五尚书七十二进士”。他们死后以岙为陵,布于湖周绿野岙、穆公岭、响铃山、长乐里山、宝华寺后山、大慈山、吉祥安乐山、翔凤山、龙山、马山、韩岭山、象峰山、隐学山、青山、省岙、古野岙、宝华山等地,墓迹达50多处。墓前石雕精美,形象生动逼真,整体保存较好,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全国罕见。数量庞大的石刻材料均需通过内河运输,经运河转运而来的太湖石,或从西乡运来的梅园石等,在内河的支撑下,造就了东钱湖石刻群的文化奇迹。
墓前人兽杂陈的石刻形象,统称“石像生”,以坚固不朽的石刻象征生命永恒之义,又称“翁仲”——秦始皇猛将翁仲出征匈奴,死后铸铜像立于咸阳宫司马门外。后世遂将人物铜、石像称为“翁仲”。柳宗元诗句“翁仲遗墟草树平”,指的就是墓前石人,意为护灵仪仗。仪仗规格又显示墓主的身份、等级和地位。
皇家陵墓,秦汉时放置麒麟、象、马;唐代加狮、牛、高碑、玄鸟、文武勋臣、番酋;北宋添大象、控马官、虎、羊等。史氏石刻体现“忠、孝、节、义、勇”的儒家石刻文化,由文臣(忠)、武将(勇)、马(义)、虎(节)、羊(孝)“五大件”组成,考虑从低到高的整体效果,多与山体融合。此外,还体现江南山水的特有风貌,增加整体感,讲究山水勘舆术,以“小桥、墓表、石笋、石椅、牌坊、享亭”等建筑小品作点缀。
如石牌坊,可谓史氏首创;石笋恰是江南产竹的灵感,用意子孙节节高;石椅,即“太师椅”,或许是史浩拜相封五代为太师的一种象征,迄今独一无二。史氏后人在家为孝子,在朝为忠臣,君臣之别的尺度把握得当。如石刻的数量以“五大件”为主,再加以建筑小品点缀,官职小的则减之;神道的宽度大约是皇陵的七分之一,石动物的朝向区别于皇陵两两相对,而两两平列于神道两侧,这种摆法既减少占用神道,又区别皇陵。
石牌坊
“江南兵马俑”式的东钱湖石刻不仅昭示着一个王朝的沉浮,而且蕴藏着南方石刻艺术的精华。艺术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密不可分,同社会的主宰者直接相关。陵墓石刻与时势同兴衰,反映着当时的生产力,搏动着那个时代精神力度的脉象。其发展轨迹呈现出一条与时势同步兴衰的抛物线形,从前期的上升阶段,石刻充满活力,艺术富于创造,内涵精神力量贲张;到后期的处于衰势,石刻亦趋于因循、空泛和孱弱。(www.xing528.com)
东钱湖的史氏石刻,初创期多用当地的红砂石。随后出现红砂石和太湖石相结合石刻作品,证明内河的运输渐渐兴盛,因为太湖石毕竟是要从太湖地区引进的。到了中期,又大量采用了西乡的梅园石,而晚期又采用了当地的红砂石。虽然材质优劣与运输的难易跟史氏家族权势盛衰相关联,但是内河水路运输便捷也是重要的因素。
初创阶段的史诏、史师禾墓道,采用红砂石,因史氏权势方始起,就地取材,不需要经过内河运载而耗费财力。中早期史渊墓道等采用太湖石,要经过浙东运河,入大西坝至后塘河,过澄浪堰、大石碶而入城东中塘河。鼎盛期的史弥远及其母亲墓道等大量采用梅园石,时史氏权力达鼎盛。晚期的史宇之墓道等又用上了红砂石,时蒙古铁骑声临近了,只能是草草了事。
上化山石宕
石像生制作并非一次成型,为提高成品率,一般先从城西的梅园山上雕出初步轮廓,再通过城西南塘河和中塘河过后塘河,再运到城西中塘河,至东钱湖墓地后再作细加工。在东钱湖高钱村倒马漕中捞起的那件轮廓形的石马就是例证。史氏采用梅园石,主要是便于雕刻、便于内河运输。他们在城中或东钱湖的府宅也都采用鄞江小溪石。
小溪石岩石层理薄且均匀,可直接顺层剥制板材,或加工成条石、块石,用于建房、铺路、架桥、筑塘堰等,所以整治河道、造桥等大量石材基本来自鄞江小溪石,这也为内河的繁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由于水路的不断提升,沿岸住宅、道路、桥梁以及水利设置也使用更多的西乡石作件,甚至那些石鼓、石磨、石凳、石桌、石臼等也成了农家日常生活用具。我们在鄞江上化山中发现的半成品日常生活用品以及石龟、石虎、石人,也是宁波六塘河曾经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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