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宰执墓前石刻补史册

东钱湖山水灵异，造化膺神契，也因河流湖泊带来的运输方便，得天独厚地造就了一个中国墓道石刻的天然博物馆，其文化内涵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湖泊文化底蕴。

历经沧桑，史氏家族中的师才和师木兄弟俩中第了。史师才于政和八年（1118）登进士后，至绍兴二十四年（1154）官至端明殿学士、佥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成为史氏家族首任宰执。之后，史师才的大侄子史浩、史浩的儿子史弥远、史弥远的侄子史嵩之都做了丞相。历时一个半世纪的南宋，史氏出了“一门二王、三相四宰、五尚书七十二进士”。他们死后以岙为陵，布于湖周绿野岙、穆公岭、响铃山、长乐里山、宝华寺后山、大慈山、吉祥安乐山、翔凤山、龙山、马山、韩岭山、象峰山、隐学山、青山、省岙、古野岙、宝华山等地，墓迹达50多处。墓前石雕精美，形象生动逼真，整体保存较好，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全国罕见。数量庞大的石刻材料均需通过内河运输，经运河转运而来的太湖石，或从西乡运来的梅园石等，在内河的支撑下，造就了东钱湖石刻群的文化奇迹。

墓前人兽杂陈的石刻形象，统称“石像生”，以坚固不朽的石刻象征生命永恒之义，又称“翁仲”——秦始皇猛将翁仲出征匈奴，死后铸铜像立于咸阳宫司马门外。后世遂将人物铜、石像称为“翁仲”。柳宗元诗句“翁仲遗墟草树平”，指的就是墓前石人，意为护灵仪仗。仪仗规格又显示墓主的身份、等级和地位。

皇家陵墓，秦汉时放置麒麟、象、马；唐代加狮、牛、高碑、玄鸟、文武勋臣、番酋；北宋添大象、控马官、虎、羊等。史氏石刻体现“忠、孝、节、义、勇”的儒家石刻文化，由文臣（忠）、武将（勇）、马（义）、虎（节）、羊（孝）“五大件”组成，考虑从低到高的整体效果，多与山体融合。此外，还体现江南山水的特有风貌，增加整体感，讲究山水勘舆术，以“小桥、墓表、石笋、石椅、牌坊、享亭”等建筑小品作点缀。

如石牌坊，可谓史氏首创；石笋恰是江南产竹的灵感，用意子孙节节高；石椅，即“太师椅”，或许是史浩拜相封五代为太师的一种象征，迄今独一无二。史氏后人在家为孝子，在朝为忠臣，君臣之别的尺度把握得当。如石刻的数量以“五大件”为主，再加以建筑小品点缀，官职小的则减之；神道的宽度大约是皇陵的七分之一，石动物的朝向区别于皇陵两两相对，而两两平列于神道两侧，这种摆法既减少占用神道，又区别皇陵。

石牌坊

“江南兵马俑”式的东钱湖石刻不仅昭示着一个王朝的沉浮，而且蕴藏着南方石刻艺术的精华。艺术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密不可分，同社会的主宰者直接相关。陵墓石刻与时势同兴衰，反映着当时的生产力，搏动着那个时代精神力度的脉象。其发展轨迹呈现出一条与时势同步兴衰的抛物线形，从前期的上升阶段，石刻充满活力，艺术富于创造，内涵精神力量贲张；到后期的处于衰势，石刻亦趋于因循、空泛和孱弱。(www.xing528.com)

东钱湖的史氏石刻，初创期多用当地的红砂石。随后出现红砂石和太湖石相结合石刻作品，证明内河的运输渐渐兴盛，因为太湖石毕竟是要从太湖地区引进的。到了中期，又大量采用了西乡的梅园石，而晚期又采用了当地的红砂石。虽然材质优劣与运输的难易跟史氏家族权势盛衰相关联，但是内河水路运输便捷也是重要的因素。

初创阶段的史诏、史师禾墓道，采用红砂石，因史氏权势方始起，就地取材，不需要经过内河运载而耗费财力。中早期史渊墓道等采用太湖石，要经过浙东运河，入大西坝至后塘河，过澄浪堰、大石碶而入城东中塘河。鼎盛期的史弥远及其母亲墓道等大量采用梅园石，时史氏权力达鼎盛。晚期的史宇之墓道等又用上了红砂石，时蒙古铁骑声临近了，只能是草草了事。

上化山石宕

石像生制作并非一次成型，为提高成品率，一般先从城西的梅园山上雕出初步轮廓，再通过城西南塘河和中塘河过后塘河，再运到城西中塘河，至东钱湖墓地后再作细加工。在东钱湖高钱村倒马漕中捞起的那件轮廓形的石马就是例证。史氏采用梅园石，主要是便于雕刻、便于内河运输。他们在城中或东钱湖的府宅也都采用鄞江小溪石。

小溪石岩石层理薄且均匀，可直接顺层剥制板材，或加工成条石、块石，用于建房、铺路、架桥、筑塘堰等，所以整治河道、造桥等大量石材基本来自鄞江小溪石，这也为内河的繁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由于水路的不断提升，沿岸住宅、道路、桥梁以及水利设置也使用更多的西乡石作件，甚至那些石鼓、石磨、石凳、石桌、石臼等也成了农家日常生活用具。我们在鄞江上化山中发现的半成品日常生活用品以及石龟、石虎、石人，也是宁波六塘河曾经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标志。